童欣：杜金错在哪儿？“新欧亚主义”在理论上不真诚，在实践上有灾难-z6尊龙凯时集团

二、杜金的学说 

　　杜金将自己最核心的思想概括为“新欧亚主义”。简单说，就是：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文明板块应该捍卫自身的独立性，这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文明，能够而且应该对抗意欲以自由主义一统全球的大西洋文明，从而为世界的多极化和自由做出贡献。既然言“新”，势必有“旧”。所谓的“欧亚主义”，发源于上世纪20年代那些因“十月革命”而流亡欧洲的“白俄”，后来学界为了区分又称之为“古典欧亚主义”。1920年代的这群人，都是官宦、大商人和神职人员家庭出身。虽然身在西欧，但与那些愿意毫无保留地融入西方世界的俄国流亡者不同，这些“欧亚主义”的提出者觉得：欧美的这一套制度和文化有什么值得吹的，凭什么就看不起俄国人，视之为受蒙古人影响的半野蛮人?蒙古传统怎么了，我们俄国人也可以为我们的蒙古传统而自豪。他们认为：“俄国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是一个独立、特殊、完整、有机的世界”。此外，该理论中还融入了“世界岛”、“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等等当时最流行的一些地缘政治学说，但除了强调俄罗斯应该控制欧亚外，在地缘政治方面并没有什么创建。基于这种“我本蛮夷”的气魄，其代表人物萨维茨基就认为，俄国就应当采用思想专制制度，成为一个“公正之国”，而不能去学西欧的民主制度。但谈及那个将他们逐出故土的“红色帝国”时，又该怎么自圆其说呢?有些欧亚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背叛了俄罗斯民族的使命，另一些则看到了一个新的地跨欧亚的强权的诞生，认为苏俄同样可以继承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甚至有希望完成俄罗斯帝国未竟的事业。结果，古典欧亚主义运动就因为这样的意见分歧而瓦解了。从古典欧亚主义到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横空出世之间，还必须谈谈对欧亚主义的发展有承前启后之功的列夫·古米廖夫。这位老兄的一生按陈独秀的说法真是过上了“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古米廖夫1912年生于彼得堡皇村，母亲是安娜·阿赫玛托娃，对，就是那位“俄罗斯的萨福”，那位可以与普希金相提并论的爱国主义诗人。古米廖夫的父亲也是诗人，这对夫妻还都爱好中国古典文学，曾翻译过《离骚》和唐诗。

　　与杜金一样，古米廖夫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爱。他父亲在1917年的革命风暴袭来之前已经阿赫玛托娃离婚，后于1921年因反革命的罪名而被枪决。1934年，古米廖夫考入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不到一年即被捕，仅因鼎鼎大名的母亲向斯大林求情才在几个月后获释。但他1938年3月再次被捕，罪名是参与反革命活动，判决是去古拉格劳改十年。母亲为他和其他“大恐怖”的受害者写下组诗《安魂曲》：“我要连根杀死我的记忆，我要把心儿变成石头。”1944年，古拉格“素卡”古米廖夫主动报名上前线参战，复员后考上列宁格勒大学研究生。1949年，古米廖夫毕业，在列宁格勒国家民族学博物馆谋得高级研究员一职，但同年11月他再次被捕，判决又是古拉格十年。1956年，古米廖夫乘着赫鲁晓夫“解冻”的东风而提前获释，得以回原单位列宁格勒国家民族学博物馆当清洁工。直到1963年他才在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重新成为高级研究员;后因古拉格狱友古科夫斯基(另一位在列大当教授的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牵线与古代欧亚主义的领军人物萨维茨基有通信交流，1966年两人还在布拉格的会议上见了面。1980年，古米廖夫所有作品被禁，1988年初才基本恢复出版，他于次年中风，三年后离世。

　　古米廖夫出身名门，一生坎坷，死后其学说却在俄罗斯大行于世。整个90年代，从新纳粹到共产党，全都开始谈欧亚主义。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深感挫折，休克疗法、全盘西化煮了一锅夹生饭。人穷则返本，有些俄国人就希望从气候、地理、文化等地方寻根，想找到一条与欧美路线(市场化、民主化)不同的道路。古米廖夫对欧亚主义学说的推进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更加突出地理因素，他认为“地理景观的相似性决定了如今居住在俄国、蒙古和中亚地区的各民族的性格”。第二是更加肯定了蒙古特性对俄罗斯的正面影响。他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并且相信自己有成吉思汗的血统。他还认为：与西方的殖民主义暴行相比，蒙古人更为宽容和人性化;而且蒙古本来不想攻击俄罗斯人，之所以出兵，仅仅是因为俄罗斯碰巧站到与蒙古敌对的草原部落一边。第三是通过自己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里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他认定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本源其实是一种欲望冲动，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明显的目标或以虚幻的、有时是死后的荣誉为目的而行动的渴望。”年青民族因这种欲望而兴起，逐渐走向国家形态，然后又因欲望的消沉而变得保守和衰弱。这三点其实可以融汇为一体：欧亚民族为了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欧亚大草原的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求生，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海洋民族偏重于理性计算的文化特性，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种非西方的文化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严苛政治制度具有其历史合理性。这种欧亚文化特性中一个关键要素是“欲望冲动”(或者可以翻译成“激情”、“血性”，我自己觉得可以翻译成“冲劲儿”)。拥有这份“激情”的俄罗斯依然年青，而西方正走向衰朽。 青年杜金深受古米廖夫的影响，在迈入新世纪之前，他主要结合苏联解体这一当时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动来发展古米廖夫的学说，并且在1998年正式将自己的思想命名为“新欧亚主义”。在杜金看来，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普世性的自由主义秩序大行其道，其他文明要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就必须组建基于历史、文化和战略需求的超国家共同体(大空间)”。这样一个“超国家共同体”(杜金称之为“欧亚主义大联盟”)并不是要重新建立华约，或是复活被“十月革命”推翻的俄罗斯帝国，而将要建立一个像欧盟那样的“民主的帝国”，是由享有主权的后苏联国家通过“自愿方式”建立“邦联”或“国家联盟”。然而，考虑到杜金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建立的这套主权国家国际体系嗤之以鼻，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真正拥有所谓“主权”(即排他性的统治权)的国家屈指可数——那么他所说的“自愿方式”也就颇为可疑，不排除“不自愿就帮你自愿”的可能性，毕竟他也谈到在这样“国家联盟”中俄罗斯因其地理位置理应获得的天然领导权。在杜金所规划的地缘政治体系中，收回除了西部三州之外的乌克兰是一件首先要办但不需过多讨论的问题，因为必须“将与我们文化相近的国家和民族整合到我们周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以大俄罗斯为核心的共同体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政策应该是什么。此时的杜金认为在南面应该与传统保守且坚定反美的地区强国伊朗结盟(这一点跟鄙视伊斯兰教的经典欧亚主义不同);在西面应该与德国结盟，形成“莫斯科-柏林”轴心;在东面应该与日本结盟，形成“莫斯科-东京”轴心。至于中国，在他眼里是一个已经融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海洋性世界秩序的国家，不值得结盟，反而应该跟北约国家土耳其一样予以打击，让中国长城以北的疆土变成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作为补偿，可以鼓励中国向南扩张，夺取东南亚乃至澳大利亚。

　　猛一听杜金的这一套东西的确令人眩晕，这么多“应该……应该……”，像切蛋糕一样地更改国境线，把国际法规则像面团一样揉捏，仿佛一本关于国际关系的玄幻小说。但他确实进行了一番理论建构。他花了大量笔墨来论证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民族与西方民族从根子上就不一样。比如，他借用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观念，将俄罗斯文明描绘为一种在特定地理环境下生长出来的结构。这种结构发端于原始社会，包含着神话、信仰和各种神秘的无意识事物，它不但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从根本上不相容，甚至都无法被西方文化理解。这样的环境和这些集体的梦幻，使得欧亚民族有一种神秘到不可言说的“血性”，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产生某种无法预料的‘欲望驱动力’，剧烈地改变全球政治和文化版图。” 除了法国的结构人类学，杜金为欧亚主义添加的另一味“猛料”是魏玛德国时代兴起的“德国青年保守派”思想，他常常引用的作家有斯宾格勒、范登布鲁克、纳粹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特别是后来与纳粹合作过的著名教授马丁·海德格尔。范登布鲁克以反西方自由主义出名，他在成名作《德意志第三帝国》(纳粹所称的“第三帝国”一词正由此而来)中写道：在这个时代，我们这样的青年保守派“不得不既是一个保守人士又是一个反叛者”——这句话用来形容杜金也恰当极了。这些人号称要保存德意志的传统，所以必须反叛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将各种文化看作有生命周期的有机存在，诗意又模糊的语言方便后来的阐释者们各取所需，而他关于西方文化已进入衰弱期的判断当然很符合新老欧亚主义者的胃口。卡尔·施密特认为政治的根本要义在于区分敌我，国家政治的起点是确定外部和内部的敌人，而对非常状态作出决断的主权不应受任何规范的约束。杜金那句“nation is everything，individual is nothing”(国家就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就非常有施密特的气质。你要想“是”点什么，就不能仅仅当个人，而必须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因为只有人民才跟国家是同构的【……】 顺嘴说一句，施密特有一本书可能会格外引今日国人遐思：《国家、运动和人民：政治统一的三位一体结构》。这些人的书都不太好读，而杜金最看重的却其中最难读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深刻批判了现代性的四个主要方面：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认为西方现代性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为新的开端留下可能。他在30年代留下的这个“另一个开端”的概念，引来了后续无数的阐释者。杜金认为，之前的那些阐释者都没有真正弄懂海德格尔的意思，所以“21世纪从本质上说，还没有开始：今天存在于我们之中的关于意义的东西仍旧属于前一个世纪”。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应该回到苏格拉底之前，到巴门尼德那里重新思考“存在”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像苏格拉底以及之后的哲学家们那样仅仅思考“存在之物”，从而重新构建人类生活的意义。杜金将这一套非常抽象的哲学思辨具体化了，他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一书中声称，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技术支配阻碍甚至毁灭了对真理的追求，理想主义无法解决真理问题，因为人类之于宇宙是有限的，所以求索本身离不开人类对事物的神圣感。在杜金看来，所谓脱离了存在之物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超越了理性本身的肯定性：这个东西已经在这里了，不用想了，想也没用。化用一下就是：俄罗斯文明的存在是一种必然和实然，它超越思考，它的特性必须得到维护，而不接受任何来自西方现代性的“矫正”。质疑这一点，就是否定传统中的神圣性，就是虚无主义，就是在否定生活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杜金将存在主义与他青年时代熟知那种反西方、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结合了起来，将一种极为抽象的哲学变成了真刀真枪的现实战略：由于西方文明正在民族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年青的俄罗斯民族正在上升，所以大俄罗斯对欧亚草原的控制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和谐。进入新世纪后，杜金也“与时俱进”了。此时的杜金在国际上已经小有名气，但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他是俄罗斯极右翼民族主义的代表，通俗地说就是“皇俄”。还有一些评论家将杜金归类为新纳粹或新法西斯。在与西方学者的不断交锋中，杜金有了新的想法，他不再单纯从地理和种族上谈问题，而是借鉴了二战之后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批判理论，在自己的言论中加入了大量“时髦”元素。比如他开始与所谓“白左”一样热衷于谈文化“多元化”，但他的意思不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和交融，而是强调必须反击西方文化对俄罗斯的渗透：不能因为苏联垮了就让美式自由主义在全球一统天下，国际权力格局应该走向多极化，文化也应该走向多元化。 另一大变化是杜金要改换地缘战略。他发现自己按照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构建的“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根本就是镜花水月。他原本以为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取独立，势必愿意联合俄国共同反抗美国的控制，他甚至愿意让俄罗斯“割让”加列宁格勒(原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和南千叶群岛以结好德、日两国。可谁知这两国“太不争气”，德国虽然对美国的小布什政府不满，但摆出的是一副要比美国更加忠于西方文化价值的形象。日本也差不多，甚至慑于其他地区大国的威力而更紧地抱住了美国的大腿。反倒是那些杜金原先看不起的国家让他刮目相看。杜金在自己的地缘政治著作里几乎把土耳其贬斥为北约的走狗，许多土耳其人却成了杜金的粉丝。杜金的书在土耳其出版后，7年间7次再版，还被当地媒体吹捧为“俄罗斯的基辛格”。于是杜金欣然为自己著作的土耳其版作序，劝说土耳其改邪归正，对美国反戈一击，加入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亚主义大家庭。另一个，当然是创造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经济增长的中国。杜金2018年底来北京大学演讲时鼓吹中俄联盟抗美，外国语学院的施越老师直接怼他：20年前您不是主张俄罗斯结好日本吗?杜金倒是有知识分子的坦诚：当即“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对美国态度的“坚决”，让杜金大为满意，再也不允许“我们的敌人想方设法离间中俄”……杜金在新世纪提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不适合俄罗斯文明，所以俄国需要“第四种政治理论”。他要反击后现代性带来的虚空和全球化导致的世界文化趋同。用他自己的话说，“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文化、人权透明——这些构成了单极主义西方霸权的基础。我并不是说，我们要非此即彼地全部拒绝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需要努力验证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哪些我们需要剔除、哪些我们可以和平共存，这就是我提到的‘新哲学’”。

　　这是破，如何立?仍是新欧亚主义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的运用：建立以俄罗斯为领导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共同体，同时鼓励中国、伊朗、土耳其和印度脱离西方的控制，构建多极化格局，共同阻击美国推行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全球化。这谈的都是俄国之外的变化。对杜金而言，新千年最大的改变当然是：普京。

　　杜金是个奇人。

　　你说他是个学者，他醉心于政治，以至于要亲自组党参加竞选。你说他是个政治家，他却大谈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这类让选民挠头的问题。你说他是个哲学家，他却要强调血性和神秘主义这样不能用逻辑去思考的东西。你说他要复辟苏联，他会把共产革命贬得一文不值。你说他反布尔什维克，他却说他要站在“斯大林和苏联”一边。你说他亲华，他要把中国的北方疆土划出来给俄罗斯充当缓冲地带。你说他反华，他又坚定地鼓吹“中俄引领的新世界”，赞许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杂志说他是“普京的大脑”，土耳其报刊称他是“俄罗斯的基辛格”，但他其实远离克里姆林宫决策圈，而且普京也从未承认或这位所谓“国师”对自己政策有任何影响。但今年2月24日爆发的这场战争，却又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学说很可能表达了普京内心中的一部分想法。……似乎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热爱俄罗斯。然而，俄国若是真依从了他的战略，走向的将是复兴还是毁灭?

杜金

一、 杜金其人

　　亚历山大·杜金1962年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在享有特权的家庭，其曾祖父、祖父都是军官，父亲是格鲁乌(gru，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高级军官兼法学副博士(约等于硕士)，母亲是医学副博士。杜金3岁时，父亲留下一笔钱后离开了杜金母子，但并未断绝联系。杜金从小聪慧，喜欢读书。在他家的不远处住着一些逃难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杜金最先从他们那里接触了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思想。1979年，17岁的杜金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如果早生20年前，那么他大概率会成为家中的第四代军官。然而勃涅日涅夫执政晚期的苏联已经进入到一种“异端”思想纷呈而出的状态，在大学里，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流行。1980年杜金加入了其中一个以神秘主义和种族主义出名的“尤任斯基圈子”(yuzhinskii circle)。这个离经叛道的组织在持不同政见者团体里也算得上是先锋，俾睨法度，据称还涉足撒旦教。莫斯科航空学院的领导得知后，将杜金逐出了校门。连杜金离家已久的父亲都受到牵连，工作关系从情报部门转到了海关。年青的杜金从此告别了祖辈的“正途”，而开始了自己的野蛮生长。通过自学，他掌握了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同时他在列宁国家图书馆内阅读了大量与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地缘政治学相关的书籍，并重新开始攻读某所大学的函授课程，最后硬是凭天赋和勤奋拿下了社会学和政治学两个博士学位。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放松了对言论和思想管制，各式各样从前遭到官方打压的言论和组织纷纷登堂入室，大行其道。人们往往瞩目那些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异议分子，但其实俄罗斯民族主义才是此时思想市场上的最强音。一些因宣扬俄罗斯民族主义而获罪的学者也于此时得到平反，杜金在思想上接过了这些学者的衣钵，他后来的“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内核在此时已初具雏形。二十来岁的杜金带着自己的超强大脑一头扎进时代的洪流，成为反对苏共政权的一名健将。1988 年，他朋友一起加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记忆”运动(即pamyat，俄罗斯新纳粹运动的源头之一)。他的正式职业是一名记者，但同时他也深入介入政治，曾经参与过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撰写，成为苏联的掘墓人之一(尽管只是边缘角色)。30岁前后的杜金既有教师般的渊博学识，又富有政客的行动能力。他从1990年开始即以平均每年一本的速度发表著述(至今已出版30多本，而据他2018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讲座时的说法，他那时已经写了60多本书)。与此同时，杜金于1993年参与创建了“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克党”(请君对比一下“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纳粹)的名称)，并在其后的5年中担任党首。除了参加竞选，该党开展了对俄罗斯民族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部分俄罗斯军方人士和东正教保守势力是该党的主要支持者。1997年，杜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地缘政治基础》，标志着他的核心思想“新欧亚主义”(neo-eruasianism)正式出炉。1999年，六岁时即受洗成为官方东正教徒的杜金正式改宗，成为东正教旧派(旧称“分裂派”)信徒，该教派反对1652-1666 年的“东正教尼康改革”，代表了东正教内部最虔诚、最传统的一支力量，被官方东正教迫害了250多年，而沙皇则利用尼康改革进一步巩固了皇权相对于教会的权威。杜金的这次改宗，显现了他回归俄罗斯古老传统的决心，从此他在画十字将遵循古老的两指画法，聆听的唱诗班用的古老的莫斯科合唱法，而不是基辅圣诗合唱法。

　　2001年4月，杜金创建全俄“欧亚大陆”社会政治运动，自任政治委员会主席。2002年，该运动变为“欧亚大陆党”。而到了2003年11月，杜金因党内斗争而被开除出党，转而走国际路线，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欧亚主义运动”成立大会。杜金在大会上做了重要的主题发言，并在此后成为了随之成立的国际欧亚运动最高委员会执行主席。2008年，杜金完成了自己的另一本代表作《第四种政治理论》，继而于2009年-2014年被聘为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同时担任社会学系“保守主义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从莫斯科大学离职后，杜金还曾担任过新成立的俄罗斯沙皇格勒电视台的主编。2018年起，杜金受聘成为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并且以“普京的哲学家”作为标签成为了“观察者网”的专栏作家，至今已发文19篇，最新一篇发表于2022年4月28日。

二、杜金的学说 

　　杜金将自己最核心的思想概括为“新欧亚主义”。简单说，就是：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文明板块应该捍卫自身的独立性，这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文明，能够而且应该对抗意欲以自由主义一统全球的大西洋文明，从而为世界的多极化和自由做出贡献。既然言“新”，势必有“旧”。所谓的“欧亚主义”，发源于上世纪20年代那些因“十月革命”而流亡欧洲的“白俄”，后来学界为了区分又称之为“古典欧亚主义”。1920年代的这群人，都是官宦、大商人和神职人员家庭出身。虽然身在西欧，但与那些愿意毫无保留地融入西方世界的俄国流亡者不同，这些“欧亚主义”的提出者觉得：欧美的这一套制度和文化有什么值得吹的，凭什么就看不起俄国人，视之为受蒙古人影响的半野蛮人?蒙古传统怎么了，我们俄国人也可以为我们的蒙古传统而自豪。他们认为：“俄国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是一个独立、特殊、完整、有机的世界”。此外，该理论中还融入了“世界岛”、“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等等当时最流行的一些地缘政治学说，但除了强调俄罗斯应该控制欧亚外，在地缘政治方面并没有什么创建。基于这种“我本蛮夷”的气魄，其代表人物萨维茨基就认为，俄国就应当采用思想专制制度，成为一个“公正之国”，而不能去学西欧的民主制度。但谈及那个将他们逐出故土的“红色帝国”时，又该怎么自圆其说呢?有些欧亚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背叛了俄罗斯民族的使命，另一些则看到了一个新的地跨欧亚的强权的诞生，认为苏俄同样可以继承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甚至有希望完成俄罗斯帝国未竟的事业。结果，古典欧亚主义运动就因为这样的意见分歧而瓦解了。从古典欧亚主义到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横空出世之间，还必须谈谈对欧亚主义的发展有承前启后之功的列夫·古米廖夫。这位老兄的一生按陈独秀的说法真是过上了“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古米廖夫1912年生于彼得堡皇村，母亲是安娜·阿赫玛托娃，对，就是那位“俄罗斯的萨福”，那位可以与普希金相提并论的爱国主义诗人。古米廖夫的父亲也是诗人，这对夫妻还都爱好中国古典文学，曾翻译过《离骚》和唐诗。

　　与杜金一样，古米廖夫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爱。他父亲在1917年的革命风暴袭来之前已经阿赫玛托娃离婚，后于1921年因反革命的罪名而被枪决。1934年，古米廖夫考入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不到一年即被捕，仅因鼎鼎大名的母亲向斯大林求情才在几个月后获释。但他1938年3月再次被捕，罪名是参与反革命活动，判决是去古拉格劳改十年。母亲为他和其他“大恐怖”的受害者写下组诗《安魂曲》：“我要连根杀死我的记忆，我要把心儿变成石头。”1944年，古拉格“素卡”古米廖夫主动报名上前线参战，复员后考上列宁格勒大学研究生。1949年，古米廖夫毕业，在列宁格勒国家民族学博物馆谋得高级研究员一职，但同年11月他再次被捕，判决又是古拉格十年。1956年，古米廖夫乘着赫鲁晓夫“解冻”的东风而提前获释，得以回原单位列宁格勒国家民族学博物馆当清洁工。直到1963年他才在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重新成为高级研究员;后因古拉格狱友古科夫斯基(另一位在列大当教授的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牵线与古代欧亚主义的领军人物萨维茨基有通信交流，1966年两人还在布拉格的会议上见了面。1980年，古米廖夫所有作品被禁，1988年初才基本恢复出版，他于次年中风，三年后离世。

　　古米廖夫出身名门，一生坎坷，死后其学说却在俄罗斯大行于世。整个90年代，从新纳粹到共产党，全都开始谈欧亚主义。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深感挫折，休克疗法、全盘西化煮了一锅夹生饭。人穷则返本，有些俄国人就希望从气候、地理、文化等地方寻根，想找到一条与欧美路线(市场化、民主化)不同的道路。古米廖夫对欧亚主义学说的推进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更加突出地理因素，他认为“地理景观的相似性决定了如今居住在俄国、蒙古和中亚地区的各民族的性格”。第二是更加肯定了蒙古特性对俄罗斯的正面影响。他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并且相信自己有成吉思汗的血统。他还认为：与西方的殖民主义暴行相比，蒙古人更为宽容和人性化;而且蒙古本来不想攻击俄罗斯人，之所以出兵，仅仅是因为俄罗斯碰巧站到与蒙古敌对的草原部落一边。第三是通过自己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里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他认定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本源其实是一种欲望冲动，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明显的目标或以虚幻的、有时是死后的荣誉为目的而行动的渴望。”年青民族因这种欲望而兴起，逐渐走向国家形态，然后又因欲望的消沉而变得保守和衰弱。这三点其实可以融汇为一体：欧亚民族为了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欧亚大草原的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求生，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海洋民族偏重于理性计算的文化特性，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种非西方的文化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严苛政治制度具有其历史合理性。这种欧亚文化特性中一个关键要素是“欲望冲动”(或者可以翻译成“激情”、“血性”，我自己觉得可以翻译成“冲劲儿”)。拥有这份“激情”的俄罗斯依然年青，而西方正走向衰朽。 青年杜金深受古米廖夫的影响，在迈入新世纪之前，他主要结合苏联解体这一当时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动来发展古米廖夫的学说，并且在1998年正式将自己的思想命名为“新欧亚主义”。在杜金看来，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普世性的自由主义秩序大行其道，其他文明要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就必须组建基于历史、文化和战略需求的超国家共同体(大空间)”。这样一个“超国家共同体”(杜金称之为“欧亚主义大联盟”)并不是要重新建立华约，或是复活被“十月革命”推翻的俄罗斯帝国，而将要建立一个像欧盟那样的“民主的帝国”，是由享有主权的后苏联国家通过“自愿方式”建立“邦联”或“国家联盟”。然而，考虑到杜金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建立的这套主权国家国际体系嗤之以鼻，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真正拥有所谓“主权”(即排他性的统治权)的国家屈指可数——那么他所说的“自愿方式”也就颇为可疑，不排除“不自愿就帮你自愿”的可能性，毕竟他也谈到在这样“国家联盟”中俄罗斯因其地理位置理应获得的天然领导权。在杜金所规划的地缘政治体系中，收回除了西部三州之外的乌克兰是一件首先要办但不需过多讨论的问题，因为必须“将与我们文化相近的国家和民族整合到我们周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以大俄罗斯为核心的共同体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政策应该是什么。此时的杜金认为在南面应该与传统保守且坚定反美的地区强国伊朗结盟(这一点跟鄙视伊斯兰教的经典欧亚主义不同);在西面应该与德国结盟，形成“莫斯科-柏林”轴心;在东面应该与日本结盟，形成“莫斯科-东京”轴心。至于中国，在他眼里是一个已经融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海洋性世界秩序的国家，不值得结盟，反而应该跟北约国家土耳其一样予以打击，让中国长城以北的疆土变成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作为补偿，可以鼓励中国向南扩张，夺取东南亚乃至澳大利亚。

　　猛一听杜金的这一套东西的确令人眩晕，这么多“应该……应该……”，像切蛋糕一样地更改国境线，把国际法规则像面团一样揉捏，仿佛一本关于国际关系的玄幻小说。但他确实进行了一番理论建构。他花了大量笔墨来论证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民族与西方民族从根子上就不一样。比如，他借用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观念，将俄罗斯文明描绘为一种在特定地理环境下生长出来的结构。这种结构发端于原始社会，包含着神话、信仰和各种神秘的无意识事物，它不但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从根本上不相容，甚至都无法被西方文化理解。这样的环境和这些集体的梦幻，使得欧亚民族有一种神秘到不可言说的“血性”，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产生某种无法预料的‘欲望驱动力’，剧烈地改变全球政治和文化版图。” 除了法国的结构人类学，杜金为欧亚主义添加的另一味“猛料”是魏玛德国时代兴起的“德国青年保守派”思想，他常常引用的作家有斯宾格勒、范登布鲁克、纳粹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特别是后来与纳粹合作过的著名教授马丁·海德格尔。范登布鲁克以反西方自由主义出名，他在成名作《德意志第三帝国》(纳粹所称的“第三帝国”一词正由此而来)中写道：在这个时代，我们这样的青年保守派“不得不既是一个保守人士又是一个反叛者”——这句话用来形容杜金也恰当极了。这些人号称要保存德意志的传统，所以必须反叛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将各种文化看作有生命周期的有机存在，诗意又模糊的语言方便后来的阐释者们各取所需，而他关于西方文化已进入衰弱期的判断当然很符合新老欧亚主义者的胃口。卡尔·施密特认为政治的根本要义在于区分敌我，国家政治的起点是确定外部和内部的敌人，而对非常状态作出决断的主权不应受任何规范的约束。杜金那句“nation is everything，individual is nothing”(国家就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就非常有施密特的气质。你要想“是”点什么，就不能仅仅当个人，而必须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因为只有人民才跟国家是同构的【……】 顺嘴说一句，施密特有一本书可能会格外引今日国人遐思：《国家、运动和人民：政治统一的三位一体结构》。这些人的书都不太好读，而杜金最看重的却其中最难读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深刻批判了现代性的四个主要方面：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认为西方现代性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为新的开端留下可能。他在30年代留下的这个“另一个开端”的概念，引来了后续无数的阐释者。杜金认为，之前的那些阐释者都没有真正弄懂海德格尔的意思，所以“21世纪从本质上说，还没有开始：今天存在于我们之中的关于意义的东西仍旧属于前一个世纪”。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应该回到苏格拉底之前，到巴门尼德那里重新思考“存在”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像苏格拉底以及之后的哲学家们那样仅仅思考“存在之物”，从而重新构建人类生活的意义。杜金将这一套非常抽象的哲学思辨具体化了，他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一书中声称，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技术支配阻碍甚至毁灭了对真理的追求，理想主义无法解决真理问题，因为人类之于宇宙是有限的，所以求索本身离不开人类对事物的神圣感。在杜金看来，所谓脱离了存在之物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超越了理性本身的肯定性：这个东西已经在这里了，不用想了，想也没用。化用一下就是：俄罗斯文明的存在是一种必然和实然，它超越思考，它的特性必须得到维护，而不接受任何来自西方现代性的“矫正”。质疑这一点，就是否定传统中的神圣性，就是虚无主义，就是在否定生活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杜金将存在主义与他青年时代熟知那种反西方、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结合了起来，将一种极为抽象的哲学变成了真刀真枪的现实战略：由于西方文明正在民族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年青的俄罗斯民族正在上升，所以大俄罗斯对欧亚草原的控制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和谐。进入新世纪后，杜金也“与时俱进”了。此时的杜金在国际上已经小有名气，但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他是俄罗斯极右翼民族主义的代表，通俗地说就是“皇俄”。还有一些评论家将杜金归类为新纳粹或新法西斯。在与西方学者的不断交锋中，杜金有了新的想法，他不再单纯从地理和种族上谈问题，而是借鉴了二战之后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批判理论，在自己的言论中加入了大量“时髦”元素。比如他开始与所谓“白左”一样热衷于谈文化“多元化”，但他的意思不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和交融，而是强调必须反击西方文化对俄罗斯的渗透：不能因为苏联垮了就让美式自由主义在全球一统天下，国际权力格局应该走向多极化，文化也应该走向多元化。 另一大变化是杜金要改换地缘战略。他发现自己按照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构建的“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根本就是镜花水月。他原本以为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取独立，势必愿意联合俄国共同反抗美国的控制，他甚至愿意让俄罗斯“割让”加列宁格勒(原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和南千叶群岛以结好德、日两国。可谁知这两国“太不争气”，德国虽然对美国的小布什政府不满，但摆出的是一副要比美国更加忠于西方文化价值的形象。日本也差不多，甚至慑于其他地区大国的威力而更紧地抱住了美国的大腿。反倒是那些杜金原先看不起的国家让他刮目相看。杜金在自己的地缘政治著作里几乎把土耳其贬斥为北约的走狗，许多土耳其人却成了杜金的粉丝。杜金的书在土耳其出版后，7年间7次再版，还被当地媒体吹捧为“俄罗斯的基辛格”。于是杜金欣然为自己著作的土耳其版作序，劝说土耳其改邪归正，对美国反戈一击，加入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亚主义大家庭。另一个，当然是创造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经济增长的中国。杜金2018年底来北京大学演讲时鼓吹中俄联盟抗美，外国语学院的施越老师直接怼他：20年前您不是主张俄罗斯结好日本吗?杜金倒是有知识分子的坦诚：当即“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对美国态度的“坚决”，让杜金大为满意，再也不允许“我们的敌人想方设法离间中俄”……杜金在新世纪提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不适合俄罗斯文明，所以俄国需要“第四种政治理论”。他要反击后现代性带来的虚空和全球化导致的世界文化趋同。用他自己的话说，“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文化、人权透明——这些构成了单极主义西方霸权的基础。我并不是说，我们要非此即彼地全部拒绝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需要努力验证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哪些我们需要剔除、哪些我们可以和平共存，这就是我提到的‘新哲学’”。

　　这是破，如何立?仍是新欧亚主义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的运用：建立以俄罗斯为领导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共同体，同时鼓励中国、伊朗、土耳其和印度脱离西方的控制，构建多极化格局，共同阻击美国推行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全球化。这谈的都是俄国之外的变化。对杜金而言，新千年最大的改变当然是：普京。

　　三、杜金与普京

　　没有杜金，普京还是普京。没有普京，杜金就是个笑话。像杜金这种迷恋“地缘政治修仙”的大才子，世界何处没有?杜金能有今天的江湖地位，始于普京。如果没有2014年的俄罗斯夺占克里米亚和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杜金学说的重要性其实非常有限，甚至在“欧亚主义”内部也不见得是主流，充其量是俄罗斯研究者值得重视的一个思想流派。但血与火的冲突改变了一切……2014年，国际公认的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被“小绿人”攻占，随即加入俄罗斯，这场剧变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杜金关于民族国家概念已经过时的看法，杜金在国际上的名头忽然响亮了起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称他是“普京的大脑”——这句话一下子成了他名片。2015 年3月和6月，杜金分别被美国和加拿大列入受制裁的俄罗斯公民名单。对杜金而言，这形同来自敌人的“褒奖”。

　　在明了自己领导的政党不可能主导俄罗斯政局之后，杜金的期待显然是成为“帝王师”。在杜金看来，“俄罗斯新欧亚主义世界观历史上最重要的路标是弗·普京执政”，“我们应当使普京及其政权充满欧亚主义的内容”。现在，普京在政坛上的形象无疑是一位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而当初作为列宁格勒集团的一员，普京在执政初期政策依然承接自没有美国协助就上不了台的前总统叶利钦。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两周，正在访德的普京恳切表达了融入欧洲的愿望，他在德国联邦议院演讲时强调：冷战已经结束了……恐怖主义、民族主义、仇恨和分离主义在各处都有相同的根源，因此要用同样的手段去斗争。在谈到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时，普京说：“我完全赞同美国总统布什的立场。”

　　但就在同年12月，美国总统小布什不顾普京的强烈反对，宣布美国将于次年移去冷战时代维护美苏核平衡的基石——《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巨大的不安全感促使美国寻求绝对安全，反正现在俄罗斯也拿不出相应的力量来阻止自己，即便与之对应的就是俄罗斯相对于美国的绝对不安全。如此一来，本来主张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普京对欧美的意图产生了不可遏止的怀疑，使其在安全观方面复归传统，因而对周边国家是否亲西方变得更加敏感。在随后的几年里，普京的施政方针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利用寡头却不依赖任何一个寡头，招安各类“新纳粹”势力为我所用，治人而不治于人，拥抱民族主义并展示“硬汉”形象。不过作为政治家，普京与杜金之流依然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他说的话是让人挑不出毛病的：“如果缺乏自己的文化定位，盲目追随外国的死板模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民族失去自己的面貌。”但在2014年之后，特别是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人们不禁困惑：难不成克里姆林宫真的在跟着杜金的笛声走? 中文世界里曾有人说杜金是克里姆林宫的地缘政治顾问，这是无稽之谈。在2022年4月14日杜金接受中国国家媒体(cgtn)采访时再次澄清：“我也不是他的顾问。我和他没什么关系。”其实，早在在2014年德国与《明镜周刊》进行的一次访谈中，杜金就曾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普京：明镜周刊：在集会上，你呼吁普京也在乌克兰东部展示实力：“乌克兰东部或死亡。”(ostukraine oder tod)你真的是认真的吗?杜金：绝对认真。如果我们失去乌克兰东部，基辅将进攻克里米亚，我们将被卷入战争。如果我们放弃克里米亚，俄罗斯就会出现导致普京下台抗议，然后我们将迎来自己的“广场运动”。我不认识普京，我对他没有影响。其实，我说了也白说，但这是我的公民义务。

　　纵观普京执政二十余年的内外政策，也可以看出杜金对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他主要是普京政策的一个点评者，只是在其主张与普京的战略相契合时会突然受到媒介的关注。曾经亲自建党并与俄共有紧密联系的杜金在政界确实有些人脉，他曾为1996-2003年间的俄罗斯杜马议长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 (gennadiy seleznyov) 当过顾问，正是这位议长将他带入了俄罗斯的权力圈子。2014年的吞并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杜金频频亮相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如果没有克里姆林宫方面的默许也是不可能的。在普京上台初期，杜金反对其经济政策，但支持其外交政策;到了2007年时已经他成为普京的狂热支持者：“普京的路线已经没有对手了，如果有，那就是精神病，需要送去接受临床检查。普京无处不在，普京就是一切，普京是绝对的，普京是不可或缺的”。杜金看重的是普京对新欧亚主义的执行能力，所以坚决支持他当总统，但他自己对普京也并不完全满意。在上述《明镜周刊》的采访中杜金还提到：普京“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他有阴阳两面(es gibt den lunaren und den solaren putin)。其阳面就是我渴望见到的那一面，但其阴面是从合同、合作和供应天然气的角度来看世界的。这就是其实用主义者的一面。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普京是一个分裂严重的人：他先是吞并克里米亚——然后又一步步走向相反的方向。”普京固然乐于凸显“硬汉”的人设，但绝没有像杜金所主张的那样坚定拒绝“全球主义”，将俄罗斯与西方主流社会隔绝开来。只是这种设想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谅解，在西方主流舆论眼中，实际掌权时间越来越长的普京正在变成俄罗斯的“新沙皇”，总体上是一个需要捏着鼻子与之交往的对象。随着普京对内、对外政策的不断强硬，杜金对普京感到愈来愈满意，他在2014年的另一次采访中说：“普京又登台掌权，开启第三任期，这也是他和自由主义断然决裂的时刻。如今，普京业已接受了欧亚主义和激进右翼的思路，和(我的)第四政治理论越走越近了。”

　　2014年之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虽不佳，但其战略选择依然丰富，所以杜金与普京之间的相似性还是很模糊。在俄罗斯，大谈民族主义的人太多了，据此根本无法将学者或政客归为一类。没想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余波如此沉重地冲击了乌克兰，而经济困难又演化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在乌克兰“广场革命”中，普京更为接受的乌克兰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陷入困境，原本亲俄的乌克兰“第聂伯帮”寡头因经济基础受到侵蚀而变得首鼠两端，部分撤回了自己对亚努科维奇的支持，局面遂一发不可收拾。眼看整个乌克兰将彻底倒向西方，普京于2014年采取了夺占克里米亚这一“袋住先”(落袋为安)的策略。然而任何地缘政治策略的成功都需要实力的支撑，这其中包括军事和经济上的硬实力、道义上的软实力和谋略上的巧实力。据此而言，吞并之举虽勉强可行，却已微微超出了俄罗斯实力的极限。如果纯粹以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方式判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既然无力阻止俄罗斯夺占克里米亚，不妨在“密室政治”中出卖乌克兰，将克里米亚作为与俄和解的礼物，从根本上重构对俄关系，然后将资源投入了最主要的战略方向：亚太。但冷战时代的思维惯性和后冷战时代西方左翼对价值观的执著追求，都让多数西方民众和政客无法以如此冷酷的方式处理克里米亚。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此掩耳盗铃的方式违反《联合国宪章》，若是不受到严厉追究，将开创一个后患无穷的恶例。于是欧美在2014年后开启了对俄罗斯的持续制裁，并且在叙利亚与俄罗斯展开了代理人战争。事情走到这一步，普京的选择少了，离杜金的设想近了。杜金将吞并克里米亚视之为俄罗斯政府对新欧亚主义的一次实践，极力为之辩护，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就乌克兰问题致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杜金不但介绍了俄国历史，解释了夺占“克里米亚”以构建“新俄罗斯”的合法性，而且还称赞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并号召美国人民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反对美国的一小撮主张全球主义的政治精英，因为这些精英想到都是在全球推广其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将美国有限的资源浪掷到与美国老百姓无关的地方。美国老百姓喜欢自由，好呀，但为什么非要将这种东西带到古代罗斯公国的首都(基辅)呢?我们俄罗斯人有自己的法律、逻辑和历史，这不关美国人的事，俄罗斯就算占领了基辅也是俄罗斯的内政。纯正的美国人肯定会这么想：去他的俄罗斯傻帽，这些陌生又野蛮的人和地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从这封让人唏嘘不已又忍俊不禁的信中可以看出，杜金对于美国底层“红脖子”白人的心态拿捏得相当到位，“自黑”也恰到好处。可惜他这位班农没有遇见自己的特朗普。

　　从2022年回望，2014年后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其实远远还没有走进死胡同(说不定再过十年看今天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愿不会)。作为欧盟轴心，法国曾多次提议重新审视对俄罗斯的制裁，德国则不声不响地将“北溪二号”天然气输送管线推进到了最后一步。普京方面也展现出了一位政治家应有的谨慎，使用各种外交手腕(甚至采用新技术干预美国大选)，试图在保留侵略成果的情况下实现与西方的和解。结果2014年后暴得大名的杜金在西方舆论场中的声音也沉寂下去，没有多少人再关心这个所谓的“普京的大脑”在想什么。在特朗普上台初期，应和着这位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叫嚣，美俄和解一事似乎已略有眉目。但杜金口中的“全球主义政治精英”显然实力犹存，借“通俄门”一事让特朗普不敢轻举妄动，最后又在总统选举中将他赶下台去。

　　基于某些我们今天还不清楚的原因，普京在2022年春天选择了用战争方式解决乌克兰问题，而且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打向了基辅。这让杜金在国际上突然又火了起来——人们难以理解这种严重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疯狂举动，难道他真的有一个杜金式的大脑?普京为这场“特别军事行动”辩护的万字长文确实体现了“新欧亚主义”的某些看法和逻辑，但这与其说是杜金对他的影响，不如说是普京真正的“地缘政治顾问”为了撰写此稿而选择了“新欧亚主义”：长文否定了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这与杜金常年以来口径相似。杜金早就宣称合并除了西部三州之外的乌克兰是俄罗斯重新成为主权国家的必要步骤(在他眼里欧洲就没有一个主权国家，东亚也只有中国一个主权国家)。这些原本都是“疯话”，现在不是了。2020年初，接受“观察者网”采访的杜金还曾对似乎仅仅满足于克里米亚的普京表示失望：“也许普京已经完全失去了梦想——至少那个“俄罗斯梦”正在离他而去……普京是个伟人，但往往伟人的缺陷也是巨大的，因为我们习惯于用很高的标准来评判伟人，如果标准太高结果可能就是不公平甚至可怕的……至少2019年以来到现在，关于“后普京时代”和“俄罗斯梦”，目前为止还没有好消息传来。”好消息，好消息，这次普京再次“雄起”，又展现出杜金所爱看的阳面，果然再次受到杜金的称赞：“我认为普京总统非常智慧。他遵从俄罗斯历史的主要脉络，对地缘政治博弈有着天才般的嗅觉和掌握。他是个伟大的人。”杜金就是这样，每有大事发生，就点评一下普京的作为，主要是吹捧并鼓励俄罗斯人坚定地选择普京，偶尔也透露出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说白了，他与普京，是“明星球迷”与足球明星之间的关系。真要说普京身边的“顾问”，杜金远远比不上我在《由我失霸，不如死》一文中提到的苏尔科夫。

　　但不容否认，杜金现在已经很“火”，影响力远远超出俄罗斯的边界，其中还有不少粉丝来自于那些他鄙视过的国家(比如中国)，这其中的“流量密码”并不仅仅只有普京。

　　四、杜金何以拥粉?

　　我写这篇《说杜金》的缘起，就是因为曾在《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东西最遭人嫉恨》一文中感叹：看来有些人真觉得“天下苦西方久矣”——杜金先生的“粉丝”定会觉得此言不虚。杜金不但在俄国国内有一批坚定的支持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吸引了众多“粉丝”，比如土耳其和中国，还有一些来自与欧亚主义完全不相干的地域，比如巴西。如果要将这些国家归为一类，可以称之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什么叫后发现代化国家?原发现代化国家主要指的是工业革命的起源国英国及其本族殖民地(大致就是现在的“五眼联盟”)，其外围还可以包括法国、低地三国等西欧国家。除此之外的，都可算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次重要的还有印度、土耳其等等)。对于原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化本身也是自身传统的一部分。它的国民可以对自己说：现代化就是我们国家自己发展出来的东西，我们接受它是理所应当的。但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就很别扭了。你又要学习先进文化，你又觉得很憋屈：为什么我要学着穿外国人穿衣服、说话，为什么我要学人家外国人怎么看问题，为什么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都要到外国人那里去寻找答案?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使节，愿意睁眼看世界的郭嵩焘只不过说了西方几句好话，被人怎么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因而近代中国与西方大规模接触以来，“西化派”与“国粹派”就争斗不停。而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既要学习西方走现代化之路，又要反抗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结果最后获得胜利的是一个来自于西方，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学说，这并非完全偶然。

　　在日本，为明治维新奠基的倒幕运动最初就是一个反西方的武装暴动。只不过倒幕志士们抢下政权之后，终于发现“尊王”虽可行(为了树立自身合法性也非干不可)，但“攘夷”实不可为，而“维新”之路只要“操之在我”，则接续幕府原本就在进行的开放道路也无不可。饶是如此，在明治维新初期，怀抱传统思想的旧人物们还是对向往西方的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双方的冲突最终激发惨烈的西南战争。然而，日本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那份别扭依然如西服下的虱子一般挥之不去，直至昭和时代以“招核”收场。德国，照理说离英法很近，但也不行。一而再、再而三地鄙视英国的“小店主精神”：要德意志“血与土”的文化，不要英美“斤斤计较”的文明，坚定不移地走“德意志特殊道路”。最后怎么样呢，一片尸山血海，到了二战战败后，才逐渐成长为比美国还要坚定的西方价值的捍卫者。除了这些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国家之外，土耳其、印度、伊斯兰教诸国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人莫不受这种灵魂撕裂之苦。俄国的情况其实也是类似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缠斗百年。斯大林钦定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一出来，叙事就全变了：原本落后于西方的俄罗斯，变成了生产关系最为先进的国家，应该成为全世界效仿的榜样。忖度以人情，后发现代化国家这种对西方化的“排异反应”无可厚非，现代化一启动，一些古老的淳朴风俗自然会遭到破坏。而且在新旧道德体系交错的时代，像胡适那样被称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者，总是极少数。多数明白在新旧道德体系中上下其手的人，无不“大斗进，小斗出”，反复横跳，以求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就个人而言，新派人物的风评往往不如旧人物。西乡隆盛的观念或许落伍，但其恪守传统道德的精神从来都受到各方的尊敬。同样，俄罗斯的“斯拉夫派”虽则颟顸，却也不缺忠贞之士;“西方派”虽“先进”，里面也不乏腐败且无耻的坏蛋。当西化的潮流将俄罗斯拖进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现代资本主义跟在其他地方一样，“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这就让很多人从情感上接受不了。祖先、东正教、传统、不顾一切的血性，这些让俄罗斯人心潮澎湃的东西，也是杜金声称要捍卫的“核心价值”。更何况，“西化”的过程就全是光明与进步吗?当然不是。

　　美国学者何伟亚写过一本《英国的课业》，描摹了近代史上英国对中国的心态。英国当时确实是所谓“持剑经商”，你不跟我做生意就打你。但除了商人和“掠夺者”的身份之外，英国人还感觉自己必须成为教育野蛮民族的教师，教他们如何遵循文明世界的各种规则，学得好的学生，比如日本，就可以毕业，进入了文明国家(其实就是西方国家)的圈子里来——也就是说不再侵略你，放弃治外法权;学得不好，就需要老师不断进行体罚。

　　老师手里有教鞭，这学不上也得上。西方人也是人。人的本性就是“贪天功为己有”，忽视历史、地理中的种种机缘巧合，将自己的先进和强大归因于本族人特有的优秀品质。孰不知大家都由晚期智人演化而来，“劣根性”一应俱全。虽然蒙上了一层文明的外衣，却只会让观者觉得更加虚伪。于是，当船坚炮利的近代西方人纵横四海时，非西方民族感受到的并不总是来自西方的“文明”，这些“学生”不仅长期承受着一种或隐或显的世界二等公民的身份，而且时常要感叹“先生为什么总要欺负学生”。头破血流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西方人“认为他们所爱做的就是光荣的，合乎他们利益的就是正义的。”(弥罗斯对话)到了冷战终结之后，大家对志得意满的美国文化的大肆扩张更加不满。非西方民族的家长们看到自家青少年追逐西方明星，甚至用“西方的歪理”来跟自己顶嘴，会有一种孩子被诱拐的感觉。在利益上，虽然加入全球化对一国而言有利有弊，但利的分配与弊的分担却并不均等。一个社会原先越不平等，那么它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苦乐就越是不均。心中有气，兜里没钱。整个世界，那些“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人们都在等待一个说法。其实，近二百年来西方文明内部对此也有越来越多反思，除了在事实层面指出殖民主义的罪恶、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各种原住民的惨景之外，还对资本主义、现代主义进行过各种理论层面的批评。马克思主义一度大行其道，但其名声受到了苏联解体的拖累。纳粹主义也曾红红火火，但因轴心国的战败变得上不得台面。后现代主义不但没有解决现代主义“意义缺失”的问题，反而连现代性本身的意义也消解了。如果只能用四个汉字概括后现代主义，那就是 “怎么都行”：什么?启蒙运动说基督教是骗人的，没关系，你想信就信，因为理性并不比信仰更“进步”。你问到底有没有上帝，无所谓，你想有就有。你想一边信基督教一边当同性恋，那又有什么不行呢?不用搞得那么严肃，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严肃。一切所谓的“意义”，都不过是人类这种自以为是的生物痴心建构的结果。神仙、皇帝、共产主义的乌托邦，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在浩瀚的宇宙里无足轻重。果然如此，那么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还有什么进步可言呢?凭什么说码农就比果农更接近真理呢?其实，后现代主义的“初心”是要破除现代主义对进步的“执着”，不要让全球定于西方文化之一尊，而让各种文化“各美其美”。然而其末流却逐渐演化为一种“相对主义”，完全不区分各地文明之间的先进与落后，连野蛮也成为一种不需要改进的“原生态”。这就过头了。我想表达的意思，秦晖老师《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一文中都已说明白，此处不表。现代主义用理性解构掉那些“神圣的”传统价值，后现代主义的末流却不但批判现代主义，连理性本身也踢翻在地。这种不切实际的搞法又激起世界各地的“传统主义”：即重新强调宗教的神圣、家庭的价值以及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杜金则同时从两方阵营的理论中汲取营养，既强调文化相对主义，认为西方文明相对于俄罗斯文明并无任何优越之处，以此论证文明之间的“多极化”;又强调自己与西方国家内部的“传统主义”心连心，支持西方人和俄罗斯人都回归传统，反对全球化。杜金就是这样，先来一招“吸星大法”，然后将各类反西方的理论熔冶于一炉，他的“第四种政治理论”同样也将他所谓的“前三种”政治理论进行了扬弃：于资本主义中，取其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而放弃基于自由主义(包括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架构。于社会主义中，取其广泛的社会福利，而放弃阶级斗争学说。于纳粹主义中，取其民族共同体的制度设计，而放弃征服世界的计划。对于许多因苏联解体而心情抑郁的俄罗斯人来说，杜金的学说是自己重温“大国梦”的一剂神药。服下之后神清目明，顿时可以自信地将西方传过来的那些弯弯绕绕的歪理邪说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且杜金这套理论其实包含着一个反对“单极主义西方霸权”的框架和范式，每个国家的人看到以后都可以依样画葫芦，填入本民族的内容。用杜金自己的话说，他的学说“不是教条，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还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项目。而是“对政治创造力的邀请”，其灵魂的是“直觉和猜想”，“是对新情况的分析，也是对重新思考过去的尝试。”

　　那路就走宽了，“祖上曾经阔过”的国家可不止俄罗斯一个……(土耳其：没错，正是在下)除了理论建构之后，杜金的语言风格也是他拥粉的重要原因。杜金虽也时常抛出抽象概念，但他也很喜欢使用短句(至少从英文译本看是如此)，非常适合普通读者理解：比如他认为要想发动十字军东征那样去打击西方、美国、全球化支持者和自由主义者，因为这些势力拥有了决定这世上“谁对谁错”的权力，所以单极世界就意味着对非西方人的奴役，而“如果有人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就必须反击。我们会反击。美利坚帝国应该被消灭掉。有那么一天，它必将灭亡。”这话是可以说的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某些国家无论正经学者还是“民科”，发言都不能过于出格，但外国人说外国事就可以。“观察者网”上对于杜金文章的典型评论基本上都是这种画风：“俄罗斯人说话真是直白啊，这火力杠杠的!比国内绝大多数学者的文章都带劲多了。”【《自由主义者功败垂成，中俄引领的新世界已经出现了》一文的评论区】 归根结蒂，杜金学说最大的魅力是它重新赋予生活以意义感。它告诉你，你个人的生活虽然看似没有终极意义，但你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你是民族链条中的一环，是宗教传统中的一分子。西方要搞后现代，要在虚无主义主义之中继续堕落，随他们去，但谁要是借着全球化把这一套带到俄罗斯文明的区域之内，那就是我们的敌人。它告诉你，科学技术是有用的，但启蒙运动是错的，传统中的许多东西是不可思议的，不能用理性去衡量，这些东西是无价的，因为尊严是无价的，这是我们民族共同体的根。由此生发出来的捍卫尊严的“血性”，那些只知道逐利西方全球化精英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他们胆敢要来质疑这一点，我们就直接发扬血性去消灭他们。它告诉你，如果你看不惯“西方那一套”，却又讲不清道理，说不过那些自由主义分子，那么你并不是落伍、守旧或智商有问题，而只是因为你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有一种自你血液之中生发出来的智慧将你导向了正途，这种来自本能的感觉、这种“内心的呼唤”才是你本真灵魂的显现。你并不孤单，在全民族的共同体里，你会感受到我们的力量比个人主义者们要强得多。一句话，新欧亚主义为其饱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鄙薄的信徒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家”。无论是吃饭、睡觉、上班、带娃，还是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不管欢欣还是痛苦，一切都有了新的意义。

　　五、为什么杜金是错的?

　　最初，青年杜金沉浸在极端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之中，其学说对外国人吸引力尚弱。从新千年开始，杜金将自己攻击的主要目标转向“全球化精英”，号召包括美国右翼民粹分子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大有秦末举事者“广封山东诸侯以乱秦之天下”的架势。(在6月15日的最新文章中，杜金又将中、俄并封为“第二世界”的领袖。)各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这才如获至宝，觉得此人大有学问，熟悉西方的各种理论，然后又能够用这些理论将从来就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西方评论家们批得体无完肤。真是大快人心!

　　不得不说，杜金确实“有一套”。而且在他看来“这一套”是无可争辩的。有西方记者试过，你跟杜金谈事实，他会说你的信息来源有误，说你思维方法固化;如果问他什么信息来源可靠，他会说不存在各方均认为可靠的信息来源。那岂不是无法辩论了?他会说，那就对了，正好，你在你的地盘上玩耍，相信你相信的;我在我的地盘上打滚，你也别来管，不同文明之间本来就没有共同的道理。但他的“这一套”只要一层层剥下去，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虚玄。就拿“新欧亚主义”里最神秘的“血性”(或译作“冲动”)来说吧，真的很难为外人所理解吗?

　　《水浒传》里，当武大郎得知妻子正在王婆家与人偷情时，全不顾自己五短身材，竟也破门而入。这里面，没有那么多什么难以理解或说不清楚的东西。武大郎被戴绿帽以后的愤怒和冲动，既有动物性的原始本能(当时的文化视妻子为丈夫的所属物)，也有社会性因素(面子问题)。“新欧亚主义”中的所谓不可言说的“血性”，其实可以用三层意思表达清楚：第一，动物性——领地和所属物品受侵犯后的反击冲动。我们的世界尚未完全摆脱禽兽之道，所以人也好，国家也好，如果完全没有兽性是生存不下去的。第二，人都有获得尊重、荣誉和崇拜的欲望，有时候甚至会为此而不计代价。第三，人对于虚伪、腐败和不公正，会有朴素的憎恶和愤怒。问题是，这些东西只有俄罗斯文明所独有吗?

　　说杜金错了，因为他的“新欧亚主义”在理论上不真诚，在实践上有灾难。研究情绪的学者可以是伟大的，但将著述瞄准受众情绪的学者则必有其学术之外的目的。杜金虽然旁征博引，却并没有一以贯之的逻辑架构，而常常显露出将学术工具化的倾向。他的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上为“帝王师”，下为俄军造势。杜金坦言，他的第四种政治理论“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其出现的前提是一种憎恶，“一种反对后自由主义普世性实践的憎恶，反对全球化，反对后现代，反对‘历史终结’，反对现状……”杜金做的就是用学术语言将这些情绪包装起来，而全然不顾及这些憎恶彼此之间的矛盾。在与不同的西方媒体或学者辩论时，杜金常常在谈西方的a理论时用b理论去反驳a，谈b理论时用c理论去反驳b，谈c时再用a反驳c。总之，哪种理论正确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证明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和后现代都是错误的，俄罗斯是正确的。俄罗斯的几次衰弱只是被西方的某些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带到沟里去了，只要恢复俄罗斯的传统，就能“重新伟大”。这些东西，多数俄罗斯民众和官员当然听了有爽感，但细看下去，却没有几处经得起推敲，纯粹是“曲学阿世”。比如，杜金一再声称第四种政治理论“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但他却把种族主义的外延肆意泛化，认为“种族主义还有一些不同的形式——文化种族主义(认为文化有高低之分)，文明种族主义(认为有些民族是文明的而另一些不够文明)，技术种族主义(将技术发展程度看作社会价值的主要标准)，社会种族主义(基于新教的预定论观点，认为富人比穷人更好、更伟大)……”这里杜金明显混淆了“种族主义”与“歧视”的概念，将文化歧视、阶级歧视通通归结为“种族主义”，怪不得他接下来还要说“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结构上是种族主义的。”理由是进步主义反对他复古，所以“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代表了一种对过去几代人的一场道德上的种族灭绝。”所有这一切，全都植根于他自己和他想要唤起的对西方的愤懑。在对种族主义的论述中他发布了自己的总结陈词：“毫无疑问，单极全球化的思想是种族主义的。” 因为它由西方，特别是由盎格鲁萨克逊人领导，倡导的是“地方性的和具有历史特殊性的价值观——民主、市场、代议制、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人权、无限的技术发展”，所以全球化“这种尝试就是在暗示其他民族和文化是不完美的、落后的，需要进行现代化并且以西方为模范进行标准化。”在他眼中，西方已经堕落进了后现代和后自由主义，连现代和自由主义都不是。因为“传统(宗教、等级、家庭)及其价值观在现代性产生之初就被颠覆了”，所以这群后现代的末世之人对传统毫无敬畏之心：“后现代的人们不厌恶宗教，他们根本就不在意。”当尼采跳出来说一句“上帝死了!”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强调信仰自由，但依然会受到心灵上的冲击。但后现代的人们呢，他们会说：“上什么帝?你说谁死了?”

　　在杜金看来，这样的西方已经无可救药，已经无力靠自己走出后现代主义的陷阱。而对于俄罗斯这样尚可拯救却面临入侵的文明而言，他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呢?就是往回走。用他自己的话说，信奉第四种政治理论的人会这样回应尼采：“我们相信上帝，并且无视那些教导我们关于上帝死亡的人，在我们眼里他们不过是些疯子。“不仅如此，杜金还视宣扬后现代主义的人们为一种应该被敌视，被清除掉的“末世之人”，是基督教中的“敌基督”、伊斯兰教中的伪救世主“dajjal”……往回走，就是重新重视来自“上古的”(archaic)价值观念、神话和信仰，使它们构成人们新的盾牌，这些东西虽然是反理性、反现代的，它们能让我们重新获得价值和信心。“古就是好，越古，越好”为了贬斥西方进步主义对传统的轻视，证明其他文明比西方优越，杜金还再次扯上中国的“祖先崇拜”：在许多文化中，死人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活着。在中华文明中，“作为死人将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样的药方在理论上就是荒谬的。全球化、西方文化(更不用说其中最肤浅的美国流行文化)、资本主义当然需要批判，各种对西方的不满情绪需要被理解，对世界各国的金融寡头、战争贩子都应该去斗争，但这不是说俄罗斯人、东亚人和非洲人应该重新套上族权和神权的等级制枷锁。杜金的意思是，要想文明-国家这个大共同体有主权、有自由，个体就必须牺牲其现代化发生以来所获得的自由。

　　这，就是在呼吁把人类好不容易摘掉的面纱重新盖回去。“面纱”，是文艺复兴研究者布克哈特的妙喻。他发现，前现代社会的人看到周遭世界和自己的内心时，似乎总被一层由“信仰、幻想和孩童似的偏见”所构成的“面纱”所笼罩，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染上了一层瑰丽的色彩，一切疑问都有圆融自洽(但在现代科学看来却十分荒唐)的解释;向内看时，也没有现代人的那种自我意识，而仅仅存有集体化的身份认同，心目中的那个“我”主要是某个家族、部落、教区或行会的一分子。随现代资本主义而兴起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在西欧，最终在全世界拨去了这层面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应该有自己不容侵犯的人格尊严，与他人的协作应该建立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之上，而不应受到“领主权(在秦制下就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前仆后继地追求自由的历史。五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让各国人民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压迫，但很多人、很多族群还需要学习如何去管理已有的自由，学习如何去争取新的自由。欧洲中世纪的人一生只洗几次澡，偶尔洗一次，还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感觉脱去了一件伴随自己多年的大衣”。不用笑话他们。刚刚从宗族、单位、“组织”中脱离的现代人，其实也一样。体会到作为个体的自由，并不总是愉快的事。它会带来陌生感，让人觉得孤单，感到渺小的自己在巨大的宇宙和庞杂的人类社会中不过是一粒尘埃。许多人开始需求认同，“相互取暖”。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平等相交却“缺乏力量”的小组已经不能满足自己，为了让微如尘埃的自己在世界上显得更有力量，他们宁可交出自己的部分乃至全部自由，重新回到等级制的共同体中。因为他们感觉那是一个“家”，家中当然有尊卑，有“家法”，但似乎也有温情，有安全感。自己的自由虽然失去了，但可以在更大的共同体伸张集体意志。

　　这种想要“重新回家”感觉，更非俄罗斯人所独有。杜金将这种感受描绘成为一种俄罗斯特有的民族精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他师法的德国青年保守派早就这么干过了，更早些的，还有桑巴特，让我们看看这位早年的“红色教授”在一战爆发时写的东西吧：“一切伟大的战争都是信仰的战争，过去曾是，现在正是，未来也是。”现在，一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物质主义的资本主义，另一方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精神主义。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战争给予了1914年战争以深刻的意义，它决定着未来的人是英雄式的还是商人式的。在桑巴特的描绘中，德国的英雄精神并不把“获得享受”看成是人生的目的，他们活着是为了履行义务(pflicht)，或者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义务，是为了“拯救祖国”等崇高目的而存在的义务。对于“义务”的信念，构成了自腓特烈大帝、歌德、席勒、贝多芬和俾斯麦以来德意志民族精神史的核心。他们关心的不是索取，而是奉献。“成为一个德国人，就意味着成为一个英雄。”当然，资本主义也已经侵入德国，追求舒适的生活也已经成为了很多德国人的习惯，但这次战争将唤醒民族性深处的英雄主义性格，并改变物质和技术的意义：“42厘米口径的大炮、灰色的军服、能投弹和侦察的飞行器、还有潜水艇重新又使我们明白了技术进步的意义……我要说，一切从前显得没有意义的东西，现在都重新拥有了意义，因为它们有的被提升了价值，有的将我们引向了更高的价值。”而英国则正好相反，他们的发明都是为了舒适。桑巴特引用古人(威尼斯人)的游记证明，英国人在16世纪就追求安逸，并且懒惰。英国国民的农民性消失，人们的职业都与商业相连，导致同阶级层面的人精神上比德国人要低等。英国的科学伦理(ethik)也是商人的思想，人文科学更是如此，英国人关心的“福利”和“功利”，觉得活的长就好。商人精神追问的总是：“生活，你能给我什么?” ——这种货色，岂能与德意志英雄们相比?德国不能输啊，因为“德国是抵御商业主义洪水的最后一道堤坝”。

　　杜金，不过是把主语换了一下，将桑巴特在1914年说的话在2014年又重新说了一遍(怕是以后还有别国学者将主语再换一下，重新投入使用)。因为，又有新一代“西方憎恶者”想听，而且这些话听起来似乎真的很提气。但谁要真的信了，莽撞付诸实践，则灾难又要重临。之前在《杜金与普京》一文里写过，杜金对俄罗斯今天的统治者一方面绝对拥护，另一方面又总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他从本世纪初开始就鼓吹乌克兰根本不存在主权，并将其东部领土称之为“新俄罗斯”，当时被人视为梦呓。2014年他又鼓吹俄军应该顺便占领整个乌克兰，对普京顾忌西方反应而的“手下留情”颇不甘心。今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战争终于在更大程度上遂了杜金的心愿，在他看来，这就是家长打孩子，跟别人没关系。然而，这场实践了“新欧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战争，结果又如何?俄罗斯几乎抽空了远东和其他边疆地区的驻军，将绝大部分现役部队压在乌克兰战场，一百多天了，却连一个离边境不远的哈尔科夫也打不下来……除了乌东部分地区，其他乌克兰人(包括许多只会讲俄语的乌克兰人)都坚决反对这场入侵，杜金在其理论中反复强调的那种温情脉脉，境外俄语人群会自愿融入“俄罗斯之家”的氛围根本不存在。他不愿明说，却处处表现出的俄罗斯霸权主义野心，反而在这场入侵中暴露无遗。目前，战争有陷入长期化的可能，乌克兰东部的黑土地正在变成俄语民族的绞肉机，战争的发动者必将留在俄语文明的耻辱柱上。

结语

　　20世纪20年代的“古典欧亚主义”，是流亡到欧洲的俄罗斯知识精英，在遭遇西方的种族和文化歧视的环境下重新寻回自信的反抗。以古米廖夫为代表的苏联时代的“欧亚主义”，是在苏联政权强力打压俄罗斯传统文化及东正教的背景下，流亡在西伯利亚“群岛”中的苏联知识精英以愤怒的目光盯着莫斯科，试图重新唤回民族“魂魄”的呼喊。苏联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动荡，让这些本来处于边缘的反抗和呼喊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成为了埋葬苏联政权的力量之一。成长于这场反抗运动的杜金，欣喜于压迫自己的政权终于倒台，却又不甘心俄罗斯十几代人的“伟业”终成一梦。他继承了古典欧亚主义那种对西方放弃自我辩解，傲言“我本蛮夷”的气质，吸收了整个20世纪欧美学者的对西方文明和现代化的各种批判，用“新欧亚主义”的招牌自立门户，宣称要改写1917和1991这两场地缘政治悲剧，发誓要用倒转现代化的“第四种政治理论”重新让俄罗斯成为世界文明的一级。与古希腊那一群“为辩论而辩论”的“智者学派”的信徒不同，杜金的巧舌如簧全都围绕着一个信念：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他虽然没有像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那样成为军人，但他显然将自己视作一个以知识为武器的士兵。他和他的拥护者们希望这个世界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永远没有真正的道理可讲。这个世界当然不是一个大家只能接受既定的规则“考场”，因为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文明都是博弈的一方。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文明都应该投入一场“无规则竞赛”?将世界称作“战场”是个很有文采的比喻，但若非要从字面上去理解，只会带来灾难。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却是一个击穿底线的继续。战争就意味着“一切为了胜利”。和平时期的诸多美德，到了战争状态下就是愚蠢，而平时人们厌弃的各类恶行，比如坑蒙拐骗、欺软怕硬、得寸进尺、残酷无情，在战时能干出来的“个个都是人才”!正所谓“兵不厌诈”，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而传说中的“武德”，那是历史中特殊年代的特例，今天还相信的人，活不下来。普京本不是糊涂人，但他选择了这样一场轮盘赌，让俄罗斯遭遇了新一轮“斗熊”(参看《由我失霸，不如死》)。在开战前，他发表的长篇讲话让世人看到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确实成为了克里姆林宫的思想资源之一。不过，普京在开战数周之后也在事实的惩罚下部分清醒过来，罢免了情报部门的官员，调整了战争的目标和策略。不知是因为再次气闷失望，还是因为听众散走，杜金在国内外的声音也暂时沉寂了下去。

　　这正是：

北国才子欲登龙，

皇图霸业一梦中。

等闲识得春风面，

岂料君心又不同。

　　【全文完】

　　注释略。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cdfmqrvpbsjnxmcoinb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