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东亚不能重蹈欧洲以军事威慑代替对话合作导致地区安全恶化的覆辙-z6尊龙凯时集团

　　1月底到2月初，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访韩国和日本，不少分析认为这是打造亚太版北约介入本地区安全的意图体现。在笔者看来，关键的问题不是北约入亚，而是北约安全观在本地区扩散会给东亚安全带来严重负面结果，值得高度警惕。

　　事实上，北约没有能力实质性介入东亚安全。北约秘书长访问期间反复强调欧亚安全紧密相连，北约与日本首脑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中国发展军力、台湾、朝鲜半岛等都大篇幅涉及。2022年6月底北约的《战略概念》报告也首次写入中国对北约构成挑战，以及要强化北约与印太地区伙伴国家合作。

　　韩国去年11月首次派出驻北约外交使团，日本此次表示也会设立驻北约的单独使团。去年马德里北约峰会，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首脑首次参加。这些似乎都可以被认为是北约入亚的明证。

　　然而，北约介入东亚安全可以说力不从心。北约秘书长在韩国被问及如果朝鲜半岛发生危机，可以期待北约做出什么反应的时候，他仅回答说，预测这些假设的情景会非常小心。北约是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集团，如果要将行动范围扩展到万里之遥的东亚，那需要成员国极大的资源投入和政治决心。去年9月联大会议期间，北约秘书长与时任中国外长王毅会谈时也强调“北约将坚持既定的地理范畴”。

　　然而，对于东亚安全来说真正的危险不是北约入亚，而是“北约安全观入亚”。北约安全观有两个主要支柱内容，第一个是以军事威慑为基础的集体防御，第二个是意识形态价值观阵营对抗。北约秘书长此次访问日韩，与其说是展示北约介入东亚事务的宣言之旅，不如说是“北约安全观的传教之行”，其核心就是要传播军事威慑确保安全有用论，以及民主自由阵营对抗威权主义阵营的道义论。

　　北约的战略文件反复强调其核心目的是以军事威慑为基础的集体防御，并认为军事威慑力确保了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和繁荣。

　　冷战时代北约使用“自由对专制”、现在使用“民主对威权”的非黑即白两分法，将国际关系用善恶的道义标准划线。历史证明，北约一直是一手拿着刀剑，一手拿着圣经。

　　积极传播和强化以对话合作为实现地区安全主要手段的东亚安全观，是应对北约安全观在本地区扩散和蔓延的最好方式。北约秘书长访问传递的信号是，对于威权国家来说，只有威慑力强化后才有谈判对话的可能，即军事威慑安全观比对话合作安全观更管用。该逻辑认为，乌克兰战争的教训是军事威慑不够才导致了战争，要是北约扩容和更快强化，就会遏制住俄罗斯。由此延伸，要威慑住中国也需要在军力建设上做得更多更快。

　　笔者认为，这是对乌克兰战争教训的误读。这场战争不是因为北约威慑力不够，而是欧洲放弃了冷战时主动和经常性进行东西方对话的习惯，让军事威慑不成比例地占据欧洲安全思维的结果。冷战后，欧洲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主要是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间的事情。

　　与被视为“异类国家”的对话尽管还在继续，但意识形态正确性已经盖过了真正对话必要性。对话变成了传教士方式的讲经说法的单行道，而不再是相互尊重的双向道。

　　在亚洲安全讨论中，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认为通过对话合作求安全效率低下，对于阻止战争无用的论调。这种思维认为亚洲没有北约，因此不强化与美国的同盟体系并积极扩大准同盟网络，就更难威慑住中国。

　　东亚安全的历史实践证明，1967年东盟成立标志着地区国家拒绝军事威慑和集团防御的新安全观的开始，冷战后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一系列地区对话合作机制为多样化的亚洲国家之间建立和巩固互信提供了重要平台。从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到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再到近期中国倡导全球安全倡议，这些都是以对话合作为基础的东亚安全观的有机传承和发展。

　　东亚绝不能重蹈欧洲以军事威慑代替对话合作从而导致地区安全急剧恶化的覆辙。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原题《东亚安全思维的北约化风险》

　　1月底到2月初，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访韩国和日本，不少分析认为这是打造亚太版北约介入本地区安全的意图体现。在笔者看来，关键的问题不是北约入亚，而是北约安全观在本地区扩散会给东亚安全带来严重负面结果，值得高度警惕。

　　事实上，北约没有能力实质性介入东亚安全。北约秘书长访问期间反复强调欧亚安全紧密相连，北约与日本首脑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中国发展军力、台湾、朝鲜半岛等都大篇幅涉及。2022年6月底北约的《战略概念》报告也首次写入中国对北约构成挑战，以及要强化北约与印太地区伙伴国家合作。

　　韩国去年11月首次派出驻北约外交使团，日本此次表示也会设立驻北约的单独使团。去年马德里北约峰会，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首脑首次参加。这些似乎都可以被认为是北约入亚的明证。

　　然而，北约介入东亚安全可以说力不从心。北约秘书长在韩国被问及如果朝鲜半岛发生危机，可以期待北约做出什么反应的时候，他仅回答说，预测这些假设的情景会非常小心。北约是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集团，如果要将行动范围扩展到万里之遥的东亚，那需要成员国极大的资源投入和政治决心。去年9月联大会议期间，北约秘书长与时任中国外长王毅会谈时也强调“北约将坚持既定的地理范畴”。

　　然而，对于东亚安全来说真正的危险不是北约入亚，而是“北约安全观入亚”。北约安全观有两个主要支柱内容，第一个是以军事威慑为基础的集体防御，第二个是意识形态价值观阵营对抗。北约秘书长此次访问日韩，与其说是展示北约介入东亚事务的宣言之旅，不如说是“北约安全观的传教之行”，其核心就是要传播军事威慑确保安全有用论，以及民主自由阵营对抗威权主义阵营的道义论。

　　北约的战略文件反复强调其核心目的是以军事威慑为基础的集体防御，并认为军事威慑力确保了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和繁荣。

　　冷战时代北约使用“自由对专制”、现在使用“民主对威权”的非黑即白两分法，将国际关系用善恶的道义标准划线。历史证明，北约一直是一手拿着刀剑，一手拿着圣经。

　　积极传播和强化以对话合作为实现地区安全主要手段的东亚安全观，是应对北约安全观在本地区扩散和蔓延的最好方式。北约秘书长访问传递的信号是，对于威权国家来说，只有威慑力强化后才有谈判对话的可能，即军事威慑安全观比对话合作安全观更管用。该逻辑认为，乌克兰战争的教训是军事威慑不够才导致了战争，要是北约扩容和更快强化，就会遏制住俄罗斯。由此延伸，要威慑住中国也需要在军力建设上做得更多更快。

　　笔者认为，这是对乌克兰战争教训的误读。这场战争不是因为北约威慑力不够，而是欧洲放弃了冷战时主动和经常性进行东西方对话的习惯，让军事威慑不成比例地占据欧洲安全思维的结果。冷战后，欧洲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主要是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间的事情。

　　与被视为“异类国家”的对话尽管还在继续，但意识形态正确性已经盖过了真正对话必要性。对话变成了传教士方式的讲经说法的单行道，而不再是相互尊重的双向道。

　　在亚洲安全讨论中，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认为通过对话合作求安全效率低下，对于阻止战争无用的论调。这种思维认为亚洲没有北约，因此不强化与美国的同盟体系并积极扩大准同盟网络，就更难威慑住中国。

　　东亚安全的历史实践证明，1967年东盟成立标志着地区国家拒绝军事威慑和集团防御的新安全观的开始，冷战后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一系列地区对话合作机制为多样化的亚洲国家之间建立和巩固互信提供了重要平台。从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到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再到近期中国倡导全球安全倡议，这些都是以对话合作为基础的东亚安全观的有机传承和发展。

　　东亚绝不能重蹈欧洲以军事威慑代替对话合作从而导致地区安全急剧恶化的覆辙。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原题《东亚安全思维的北约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