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强大的国家实力让本国人民在权力面前卑微无助、噤若寒蝉，这样的国家能安全吗?-z6尊龙凯时集团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8-1出版

　　一

　　无论基于何种角度和考量，国家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国家安全又与国力密切相关。而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囿于采用共和政体还是专制政体。正因为如此，这种经验也支撑着这样的观念：国家强大是压倒性的目标，只要国家能够强大，采用何种政体无关紧要。

　　日本明治维新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强大。曾留学过英国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声言，“日本若是处于三等国的地位，就要进到二等，若是二等国，就要进到一等，终究要成为‘世界之冠’”。思想家福泽谕吉则期待，“在遥远的东洋创建一个新的文明国家，形成东有日本，西有英国，彼此相对互不落后的局面……”甚至梦想，“我们是日本人，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国那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掌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

　　可是什么样的政体才有助于实现这个日本帝国梦呢?对于未来的日本制度如何安排，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即使像福泽谕吉这样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他的心目中，“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

　　最后是伊藤博文、森有礼这些反对共和政体的人占据上风。1882年8月，在欧洲考察的伊藤博文写信给岩仓具视，批评“国人只读英美法过激论者的著作，误信它们为金科玉律”。9月，又致信大藏卿松方正义，说“所谓议会政府，并不适合我日本的国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英美的共和政体不入伊藤博文的法眼，唯独普鲁士德国的制度让取经的伊藤博文心驰神往：“今天，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维持和增进国民的幸福与安宁，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随后，伊藤博文主持起草的明治宪法，自然是有立宪，无共和。

　　只要国家强大，德国人同样可以忽视宪政民主之原则问题。俾斯麦上台后，在没有议会批准预算的情况下，居然波澜不惊地统治了4年。议会对这种违宪行为，在1866年奥地利战争胜利后，竟然以230票对7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豁免责任的法案。德国人对待强国问题的态度，俄国人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的描述，尖刻而又不失深刻。巴枯宁认为“德意志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强大的国家”。

　　二

　　斯大林有个著名的论断：“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弱肉强食的例证，斯大林自己就曾把波罗的海三国掳进苏联的囊中，但是，历史的经验还一再显示，发达强国因为政体的缺陷，统治者将国家推向战争的漩涡后，难以自拔，甚至最后难以自保，沦落为饱尝战争之苦的挨打国家。

　　国家安全与否，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大小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历史，概括不出这样的教条：军事实力强大者就安全，实力弱小者就危险。迷信这样简单的教条，并用这样的教条指导国家战略，极其危险。日本帝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并非因为它们“落后”。这些国家当时都是称雄一方、最为发达的世界强国之一。相反，军事、经济实力远远不及纳粹德国的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反而比强大的德国实际上更安全。毕竟，某个时候国家安全与否，跟这个国家的地缘特征、民众情绪、外交战略、政体等等，都不无关系，而非简单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大小问题。

　　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在入侵波兰之前，没有哪个大国秣马厉兵要先发制人跟它血战一场，换言之，在侵略波兰之前，德国的国家安全并不缺乏保障。可是希特勒却把德国拖进了一场世界大战。二战不仅让数百万德国人送了性命，而且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际，也是德国满目疮痍之时。1945年3月3日，戈培尔的日记里写道：“战争，尤其是空袭迄今已经使帝国的大约六百万幢住房完全毁坏。这对1939年拥有二千三百万幢住房总数的帝国来讲是个不小的损失。”

　　其实，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愿意看到国家落得这般下场。早在1940年，德国人中间就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乘坐的飞机坠毁了。3个人全死了。谁得救了?

　　答案是：德国人民。

　　确实如此。平心而论，德国被炸得稀巴烂，还遭占领、肢解，并不是希特勒冀望的结果，甚至闪击波兰引发世界大战，也不是希特勒的初衷。可是希特勒开动了战争机器，就没有收手的准备，1943年他对陆军元帅隆美尔说，“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但他并不因此准备结束无望的战争。以至于隆美尔感到自己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在1943年7月底的一个黄昏，两人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时，希特勒对他说：“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因为优秀分子一定都死光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死得轰轰烈烈——这是历史的要求。”到了穷途末路之际，他完蛋了也要拉上整个德国垫背。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焦土命令，指示“必须破坏帝国领土上一切军用的交通、通信、工业和后勤补给设施以及其他重要设施”，以免其落到敌人手里。如果全面实施这项焦土命令和其他一系列补充指示，意味着德国要进行一次自我摧毁。正因为这道命令的破坏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施佩尔在回忆录里称之为“德国人民的末日宣判书”。可是，即便德国落到了这步田地，德国人民再怎么不满，除了暗杀、造反和政变等非常手段，就没有正常的向希特勒和纳粹党问责或令其改弦易辙的合法渠道可资利用。

　　这跟共和政体的国家不同。在一个共和国，别说是把国家推进了火坑，就是刚领导国家打败了希特勒的丘吉尔，能否继续执政，也得看竞选结果。共和政体是不完美，但迄今为止的经验显示，所有的政体里，惟有共和政体才备不虞之需，纵使出现希特勒似的狂人，也无所施其技。

　　三

　　一个专制、极权的大国，可能兵强马壮，国力雄厚，就对外而言，不乏国家安全，但对内而言，国家不安全，或者说是危险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尊严缺乏保障。这种大国，国强民弱，它不仅是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而且更使本国人民时刻感到渺小，受到威胁。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大国之中，不乏国家强大之至，人民渺小之极的事例。国家可能安全，而人民不安全。纳粹德国、苏联就是其中两个突出的例子。

　　生活在纳粹德国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吉普赛人缺乏安全感，自不待言。即使是第三帝国的权贵，同样笼罩在极权政治的阴霾之中。连希特勒的副手赫斯都是监控对象，1933年12月9日，他的夫人给慕尼黑警察局长希姆莱写信抱怨：“为什么您连那些规规矩矩的部长们也要监听呢?”“当人们在谈论不伤害别人的圣诞节食谱时，难道您就不能下令让您的机构停止监控吗?”可是希姆莱告诉她，监听别人的电话是他的职责所在。罗姆这样的人会遭到血腥清洗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希特勒始终宠信的高官，也可能活得提心吊胆。曾担任过副总参谋长等职的布卢门特里特将军，1944年9月，被电召去元首大本营报到，这事把他吓得够呛。在家里，无论是听到电话铃响，还是听到门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哆嗦，不时走到窗边张望。其实希特勒召见他，是想亲自给他授铁十字骑士勋章。这位希特勒的宠将是如此自危，可见当时气氛之恐怖。以至于后来当美军逼近他的家乡时，他甚至“感到在美军占领区家属更为安全”。

　　布卢门特里特的恐惧还是发生在希特勒遇刺之后的特殊时期。而在苏联，是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常态。上至苏共中央书记，下至平民百姓，强大的苏联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危险国家。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后的朱可夫元帅，作为秘密警察监视的对象，克格勃甚至把窃听器装到了他的卧室，连他和老婆的谈话，也出现在了克格勃头子和赫鲁晓夫的案头。因为害怕被窃听，戈尔巴乔夫自1978年当上苏共中央书记那天起，和妻子从不在家里谈重要的事情。这还已是后斯大林时代了。

　　而在斯大林时代，当官简直是玩命的职业——玩人之命，也被人玩命。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布尔加宁就说：“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送到监狱里去!”莫洛托夫是苏联的二号人物，可他的老婆、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被逮捕、流放，他甚至不敢向斯大林求情，也不敢施之援手。1935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个人，在三年里被弄死3个。斯大林称1936年苏联宪法是“世界上惟一彻底民主的宪法”，可是三十名苏联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过半是被镇压掉的，其中包括曾在国外抽钢笔时还说过“宪法是用这枝笔写成的”布哈林。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1108名被捕，大部分被处决。1935年进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26名人民委员，20人在镇压中丧命，1938年初进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28名成员，有20人死于非命。

　　不仅要镇压，还要肆意羞辱。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曾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描绘成“人类渣滓”“匪帮”“走狗”“恶棍”“小丑”“虫子”“废物”。斯大林亲自审定修改的《斯大林传略》，则称“布哈林、托洛茨基暴徒分子”是“人类蟊贼”。

　　在强大的国家面前，这些曾令山河变色的军政大佬，轻于鸿毛，贱于粪土。在1939年3月俄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上，斯大林亲自加写：“国外有些报刊报界人物胡说什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清除出去，似乎就‘动摇了’苏维埃制度，引起了‘瓦解’。这种胡说八道只配加以耻笑。”“1937年判处枪决了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8.6%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年初，判处枪决了罗森霍尔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请问，这哪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瓦解’没有在选举结果中反映出来呢?”

　　大人物们尚且如此无足轻重，普通民众就更是命如蝼蚁了。斯大林在1932年签署的一项法令规定：凡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和死刑。甚至农民从老鼠洞里刨出粮食，也要判刑。面对这样的恶法，倘若再“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那就如同催命阎罗一样狰狞可怖了。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1933年1月在中央全会上大发雷霆：“有个人民陪审员直截了当对我说：‘为四穗麦判刑10年，我实在下不了手。’这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判刑不该根据党的政治指示，而该根据‘最高正义’。”对于平民来说，国家强大，也意味着镇压之权强大，政权为恶犯罪的能力强大。然而，1934年出笼的第一首以集体农庄为主题的现代歌曲，却在讴歌“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好时光”!

　　斯大林时代沉痛的经验表明，专制、极权的强国政权犯罪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危害，哪怕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最残忍的黑社会人物、最嗜血的匪徒、最贪婪的盗贼，也望尘莫及。甚至政权之恶，甚于敌国。在苏德战争期间，被斯大林政权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苏联军人，相当于15个师。据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日后估计，从1929年到1953年，不包括战争年代，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总共有1950万-2200万人。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也说，“苏维埃政权期间，全苏联因政治原因被杀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中的人数，达2000万-2500万之多”。斯大林政权横暴之酷烈，以至于给日后见证了苏联解体的美国大使马特洛克，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希特勒入侵苏联导致2100万人丧生，斯大林所杀的人比这还要多。”

　　并且令苏联人处境尴尬的是，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豁出性命保卫“祖国”，事实上，苏德战争的胜利成了维护斯大林体制的根据。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跟莫斯科的选民们说：“战争表明，苏联的社会制度是比其他任何非苏联的社会制度都要好的社会组织形式。”自此以后，苏联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对它起入侵之意，国家没有挨打之忧，可是苏联国民却继续生活在挨国家之打的恐惧之中。在人民的屈辱和渺小中成就了苏联的强大，而苏联的强大，反过来又维系人民的屈辱和渺小。

　　集体农庄庄员伊万诺夫，是个参加过“卫国战争”、抚养着3个孩子的二级残废军人，从来没有前科，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在1947年6月5日夜里到农庄的地里偷了大约16公斤土豆，第二天晚上又挖了大约20来个土豆，结果被判“在劳改营监禁15年，剥夺权利3年，鉴于本人一无所有，免于没收财产”。而另一个“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工厂钳工卡尔波夫，就因为在1952年对苏联的报刊“反应不好”，说“报纸报道的是好收成，而食堂里的供应却非常差”，跟工厂领导吵架时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要更好些”，被弄进了大牢。日子过得不好还不能说不好。

　　也正因为这样，苏联这样的国家才格外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专制、极权国家的精神鸦片，企图令人民忘记切身苦楚、不计较个人权益的精神鸦片，做统治者实现自己竞逐强权梦想的、会说话的驯顺工具。极权国家需要的理想国民，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像孟德斯鸠笔下提到的罗马暴政，“需要公民们在国内怯懦，便于统治，但又需要公民们在国外勇敢，好来保护他们!”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巴塞罗那的一次科学会议上，这成了苏联星际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1907-1999)嘲笑美国同行的资本：“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可是，美国人就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房子。他不像我们俄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问题是，俄国人民不那样爱行吗?吊车司机科普科夫的一条罪证，就是他说过“卫星是放了，可是汤里没肉”。

　　此外，和弱小的暴政国家不一样，自进入核武器时代以后，一般而言，对国力雄厚的专制或极权国家的内部暴政，任何一个路见不平的共和国，也不会为此就跟它真刀实枪干起来。1990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对立陶宛总理卡兹米拉·普鲁斯基涅说：“我不是如此乐观地认为一场镇压是不可能的，苏联军方仍然可能会干涉。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我们承认立陶宛独立，苏军把坦克开进来，我们又能怎样呢?正因为其强大，外部舆论谴责或贸易制裁等措施的压力相当有限，专制或极权大国容易滋生出一种我行我素的暴政自信。这也给此类国家和平转型为共和国增加了难度。换言之，专制、极权国家竭力强军，谋求国际地位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军备扩张实现恐怖平衡或恐怖威慑，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力量对其国内事务进行武力干预的可能性，从而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如此一来，所谓国防，其实首在防民、防内。”

　　四

　　在一个共和国，驯服权力，防止政府在国内“窝里横”，重于不问青红皂白地谋求强盛，从而确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不至于演变为压制、驯服和盘剥人民的暴力机器。就对内关系而言，只有共和政体的国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国家。

　　国家强大常常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而之所以要维护国家安全，一个理由就是保护人民免遭异国的伤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强大的国家实力不仅令异国有所忌惮，而且也让本国人民在权力面前卑微无助、噤若寒蝉，那就等于是说：在根本就没有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形下，仅仅因为担心外国入侵这种想象的恐惧，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给奴役了。这样一来，对于人民来说，无论是否国家安全，可能横竖都是自由、财产、人身和尊严没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状态。对于人民来说，他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危险国家。

　　安全国家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一套运行良好的分权制衡机制，人权保障机制，权力不能一手遮天，人民不会受到权力霸道的威胁，而不简单是出门不会碰到强盗窃贼之类的“社会治安好”。古时的中国人喜欢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形容心向往之的盛世景象。事实上，即使真的做到了这样，也不见得这样的国家就是安全国家。相反，一个“社会治安”非常好的国家，完全可能是一个不安全国家：小蟊贼不怎么敢作奸犯科，而整个政权却成为最大的犯罪组织肆意妄为。纳粹政权，不就是前车之鉴?

　　相对于专制、极权政体而言，共和政体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驯服政府，驯服权力，保障民权，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于沦丧为祸国殃民的暴力机器。因为政府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权力与金钱也就无法像专制国家那样，肆无忌惮地相互勾结，一起祸国殃民。无论国家是弱小还是强大，人民在政权面前都不会变得渺小、无助，而是生活地自由而有尊严。1960年代中期的一个下午，加尔布雷思想小憩一会儿，要女佣埃米莉替他挡掉所有的电话。结果林登·约翰逊总统亲自打来电话，她也照挡不误。总统要他去叫醒加尔布雷思，得到的回答是：“那可不行，总统先生。我是为他干事而不是为你干事。”即使你生活艰辛遭遇坎坷，至少你还可以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喜好，抨击执政党或总统无能，而用不着饿的皮包骨了还要强颜欢笑唱人民地位高。

　　也正因为这样，共和政体对人民的那种亲和力，是专制极权政体所不可能有的。20世纪30年代末，在就任格兰森市“扶轮社”主席的宴会上，撒切尔夫人的父亲、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就曾这样告诉来宾：“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本文选编自《帝国崛起病》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8-1出版

　　一

　　无论基于何种角度和考量，国家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国家安全又与国力密切相关。而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囿于采用共和政体还是专制政体。正因为如此，这种经验也支撑着这样的观念：国家强大是压倒性的目标，只要国家能够强大，采用何种政体无关紧要。

　　日本明治维新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强大。曾留学过英国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声言，“日本若是处于三等国的地位，就要进到二等，若是二等国，就要进到一等，终究要成为‘世界之冠’”。思想家福泽谕吉则期待，“在遥远的东洋创建一个新的文明国家，形成东有日本，西有英国，彼此相对互不落后的局面……”甚至梦想，“我们是日本人，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国那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掌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

　　可是什么样的政体才有助于实现这个日本帝国梦呢?对于未来的日本制度如何安排，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即使像福泽谕吉这样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他的心目中，“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

　　最后是伊藤博文、森有礼这些反对共和政体的人占据上风。1882年8月，在欧洲考察的伊藤博文写信给岩仓具视，批评“国人只读英美法过激论者的著作，误信它们为金科玉律”。9月，又致信大藏卿松方正义，说“所谓议会政府，并不适合我日本的国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英美的共和政体不入伊藤博文的法眼，唯独普鲁士德国的制度让取经的伊藤博文心驰神往：“今天，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维持和增进国民的幸福与安宁，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随后，伊藤博文主持起草的明治宪法，自然是有立宪，无共和。

　　只要国家强大，德国人同样可以忽视宪政民主之原则问题。俾斯麦上台后，在没有议会批准预算的情况下，居然波澜不惊地统治了4年。议会对这种违宪行为，在1866年奥地利战争胜利后，竟然以230票对7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豁免责任的法案。德国人对待强国问题的态度，俄国人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的描述，尖刻而又不失深刻。巴枯宁认为“德意志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强大的国家”。

　　二

　　斯大林有个著名的论断：“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弱肉强食的例证，斯大林自己就曾把波罗的海三国掳进苏联的囊中，但是，历史的经验还一再显示，发达强国因为政体的缺陷，统治者将国家推向战争的漩涡后，难以自拔，甚至最后难以自保，沦落为饱尝战争之苦的挨打国家。

　　国家安全与否，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大小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历史，概括不出这样的教条：军事实力强大者就安全，实力弱小者就危险。迷信这样简单的教条，并用这样的教条指导国家战略，极其危险。日本帝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并非因为它们“落后”。这些国家当时都是称雄一方、最为发达的世界强国之一。相反，军事、经济实力远远不及纳粹德国的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反而比强大的德国实际上更安全。毕竟，某个时候国家安全与否，跟这个国家的地缘特征、民众情绪、外交战略、政体等等，都不无关系，而非简单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大小问题。

　　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在入侵波兰之前，没有哪个大国秣马厉兵要先发制人跟它血战一场，换言之，在侵略波兰之前，德国的国家安全并不缺乏保障。可是希特勒却把德国拖进了一场世界大战。二战不仅让数百万德国人送了性命，而且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际，也是德国满目疮痍之时。1945年3月3日，戈培尔的日记里写道：“战争，尤其是空袭迄今已经使帝国的大约六百万幢住房完全毁坏。这对1939年拥有二千三百万幢住房总数的帝国来讲是个不小的损失。”

　　其实，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愿意看到国家落得这般下场。早在1940年，德国人中间就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乘坐的飞机坠毁了。3个人全死了。谁得救了?

　　答案是：德国人民。

　　确实如此。平心而论，德国被炸得稀巴烂，还遭占领、肢解，并不是希特勒冀望的结果，甚至闪击波兰引发世界大战，也不是希特勒的初衷。可是希特勒开动了战争机器，就没有收手的准备，1943年他对陆军元帅隆美尔说，“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但他并不因此准备结束无望的战争。以至于隆美尔感到自己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在1943年7月底的一个黄昏，两人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时，希特勒对他说：“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因为优秀分子一定都死光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死得轰轰烈烈——这是历史的要求。”到了穷途末路之际，他完蛋了也要拉上整个德国垫背。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焦土命令，指示“必须破坏帝国领土上一切军用的交通、通信、工业和后勤补给设施以及其他重要设施”，以免其落到敌人手里。如果全面实施这项焦土命令和其他一系列补充指示，意味着德国要进行一次自我摧毁。正因为这道命令的破坏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施佩尔在回忆录里称之为“德国人民的末日宣判书”。可是，即便德国落到了这步田地，德国人民再怎么不满，除了暗杀、造反和政变等非常手段，就没有正常的向希特勒和纳粹党问责或令其改弦易辙的合法渠道可资利用。

　　这跟共和政体的国家不同。在一个共和国，别说是把国家推进了火坑，就是刚领导国家打败了希特勒的丘吉尔，能否继续执政，也得看竞选结果。共和政体是不完美，但迄今为止的经验显示，所有的政体里，惟有共和政体才备不虞之需，纵使出现希特勒似的狂人，也无所施其技。

　　三

　　一个专制、极权的大国，可能兵强马壮，国力雄厚，就对外而言，不乏国家安全，但对内而言，国家不安全，或者说是危险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尊严缺乏保障。这种大国，国强民弱，它不仅是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而且更使本国人民时刻感到渺小，受到威胁。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大国之中，不乏国家强大之至，人民渺小之极的事例。国家可能安全，而人民不安全。纳粹德国、苏联就是其中两个突出的例子。

　　生活在纳粹德国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吉普赛人缺乏安全感，自不待言。即使是第三帝国的权贵，同样笼罩在极权政治的阴霾之中。连希特勒的副手赫斯都是监控对象，1933年12月9日，他的夫人给慕尼黑警察局长希姆莱写信抱怨：“为什么您连那些规规矩矩的部长们也要监听呢?”“当人们在谈论不伤害别人的圣诞节食谱时，难道您就不能下令让您的机构停止监控吗?”可是希姆莱告诉她，监听别人的电话是他的职责所在。罗姆这样的人会遭到血腥清洗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希特勒始终宠信的高官，也可能活得提心吊胆。曾担任过副总参谋长等职的布卢门特里特将军，1944年9月，被电召去元首大本营报到，这事把他吓得够呛。在家里，无论是听到电话铃响，还是听到门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哆嗦，不时走到窗边张望。其实希特勒召见他，是想亲自给他授铁十字骑士勋章。这位希特勒的宠将是如此自危，可见当时气氛之恐怖。以至于后来当美军逼近他的家乡时，他甚至“感到在美军占领区家属更为安全”。

　　布卢门特里特的恐惧还是发生在希特勒遇刺之后的特殊时期。而在苏联，是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常态。上至苏共中央书记，下至平民百姓，强大的苏联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危险国家。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后的朱可夫元帅，作为秘密警察监视的对象，克格勃甚至把窃听器装到了他的卧室，连他和老婆的谈话，也出现在了克格勃头子和赫鲁晓夫的案头。因为害怕被窃听，戈尔巴乔夫自1978年当上苏共中央书记那天起，和妻子从不在家里谈重要的事情。这还已是后斯大林时代了。

　　而在斯大林时代，当官简直是玩命的职业——玩人之命，也被人玩命。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布尔加宁就说：“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送到监狱里去!”莫洛托夫是苏联的二号人物，可他的老婆、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被逮捕、流放，他甚至不敢向斯大林求情，也不敢施之援手。1935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个人，在三年里被弄死3个。斯大林称1936年苏联宪法是“世界上惟一彻底民主的宪法”，可是三十名苏联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过半是被镇压掉的，其中包括曾在国外抽钢笔时还说过“宪法是用这枝笔写成的”布哈林。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1108名被捕，大部分被处决。1935年进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26名人民委员，20人在镇压中丧命，1938年初进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28名成员，有20人死于非命。

　　不仅要镇压，还要肆意羞辱。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曾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描绘成“人类渣滓”“匪帮”“走狗”“恶棍”“小丑”“虫子”“废物”。斯大林亲自审定修改的《斯大林传略》，则称“布哈林、托洛茨基暴徒分子”是“人类蟊贼”。

　　在强大的国家面前，这些曾令山河变色的军政大佬，轻于鸿毛，贱于粪土。在1939年3月俄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上，斯大林亲自加写：“国外有些报刊报界人物胡说什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清除出去，似乎就‘动摇了’苏维埃制度，引起了‘瓦解’。这种胡说八道只配加以耻笑。”“1937年判处枪决了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8.6%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年初，判处枪决了罗森霍尔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请问，这哪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瓦解’没有在选举结果中反映出来呢?”

　　大人物们尚且如此无足轻重，普通民众就更是命如蝼蚁了。斯大林在1932年签署的一项法令规定：凡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和死刑。甚至农民从老鼠洞里刨出粮食，也要判刑。面对这样的恶法，倘若再“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那就如同催命阎罗一样狰狞可怖了。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1933年1月在中央全会上大发雷霆：“有个人民陪审员直截了当对我说：‘为四穗麦判刑10年，我实在下不了手。’这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判刑不该根据党的政治指示，而该根据‘最高正义’。”对于平民来说，国家强大，也意味着镇压之权强大，政权为恶犯罪的能力强大。然而，1934年出笼的第一首以集体农庄为主题的现代歌曲，却在讴歌“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好时光”!

　　斯大林时代沉痛的经验表明，专制、极权的强国政权犯罪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危害，哪怕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最残忍的黑社会人物、最嗜血的匪徒、最贪婪的盗贼，也望尘莫及。甚至政权之恶，甚于敌国。在苏德战争期间，被斯大林政权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苏联军人，相当于15个师。据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日后估计，从1929年到1953年，不包括战争年代，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总共有1950万-2200万人。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也说，“苏维埃政权期间，全苏联因政治原因被杀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中的人数，达2000万-2500万之多”。斯大林政权横暴之酷烈，以至于给日后见证了苏联解体的美国大使马特洛克，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希特勒入侵苏联导致2100万人丧生，斯大林所杀的人比这还要多。”

　　并且令苏联人处境尴尬的是，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豁出性命保卫“祖国”，事实上，苏德战争的胜利成了维护斯大林体制的根据。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跟莫斯科的选民们说：“战争表明，苏联的社会制度是比其他任何非苏联的社会制度都要好的社会组织形式。”自此以后，苏联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对它起入侵之意，国家没有挨打之忧，可是苏联国民却继续生活在挨国家之打的恐惧之中。在人民的屈辱和渺小中成就了苏联的强大，而苏联的强大，反过来又维系人民的屈辱和渺小。

　　集体农庄庄员伊万诺夫，是个参加过“卫国战争”、抚养着3个孩子的二级残废军人，从来没有前科，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在1947年6月5日夜里到农庄的地里偷了大约16公斤土豆，第二天晚上又挖了大约20来个土豆，结果被判“在劳改营监禁15年，剥夺权利3年，鉴于本人一无所有，免于没收财产”。而另一个“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工厂钳工卡尔波夫，就因为在1952年对苏联的报刊“反应不好”，说“报纸报道的是好收成，而食堂里的供应却非常差”，跟工厂领导吵架时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要更好些”，被弄进了大牢。日子过得不好还不能说不好。

　　也正因为这样，苏联这样的国家才格外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专制、极权国家的精神鸦片，企图令人民忘记切身苦楚、不计较个人权益的精神鸦片，做统治者实现自己竞逐强权梦想的、会说话的驯顺工具。极权国家需要的理想国民，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像孟德斯鸠笔下提到的罗马暴政，“需要公民们在国内怯懦，便于统治，但又需要公民们在国外勇敢，好来保护他们!”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巴塞罗那的一次科学会议上，这成了苏联星际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1907-1999)嘲笑美国同行的资本：“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可是，美国人就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房子。他不像我们俄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问题是，俄国人民不那样爱行吗?吊车司机科普科夫的一条罪证，就是他说过“卫星是放了，可是汤里没肉”。

　　此外，和弱小的暴政国家不一样，自进入核武器时代以后，一般而言，对国力雄厚的专制或极权国家的内部暴政，任何一个路见不平的共和国，也不会为此就跟它真刀实枪干起来。1990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对立陶宛总理卡兹米拉·普鲁斯基涅说：“我不是如此乐观地认为一场镇压是不可能的，苏联军方仍然可能会干涉。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我们承认立陶宛独立，苏军把坦克开进来，我们又能怎样呢?正因为其强大，外部舆论谴责或贸易制裁等措施的压力相当有限，专制或极权大国容易滋生出一种我行我素的暴政自信。这也给此类国家和平转型为共和国增加了难度。换言之，专制、极权国家竭力强军，谋求国际地位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军备扩张实现恐怖平衡或恐怖威慑，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力量对其国内事务进行武力干预的可能性，从而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如此一来，所谓国防，其实首在防民、防内。”

　　四

　　在一个共和国，驯服权力，防止政府在国内“窝里横”，重于不问青红皂白地谋求强盛，从而确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不至于演变为压制、驯服和盘剥人民的暴力机器。就对内关系而言，只有共和政体的国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国家。

　　国家强大常常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而之所以要维护国家安全，一个理由就是保护人民免遭异国的伤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强大的国家实力不仅令异国有所忌惮，而且也让本国人民在权力面前卑微无助、噤若寒蝉，那就等于是说：在根本就没有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形下，仅仅因为担心外国入侵这种想象的恐惧，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给奴役了。这样一来，对于人民来说，无论是否国家安全，可能横竖都是自由、财产、人身和尊严没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状态。对于人民来说，他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危险国家。

　　安全国家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一套运行良好的分权制衡机制，人权保障机制，权力不能一手遮天，人民不会受到权力霸道的威胁，而不简单是出门不会碰到强盗窃贼之类的“社会治安好”。古时的中国人喜欢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形容心向往之的盛世景象。事实上，即使真的做到了这样，也不见得这样的国家就是安全国家。相反，一个“社会治安”非常好的国家，完全可能是一个不安全国家：小蟊贼不怎么敢作奸犯科，而整个政权却成为最大的犯罪组织肆意妄为。纳粹政权，不就是前车之鉴?

　　相对于专制、极权政体而言，共和政体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驯服政府，驯服权力，保障民权，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于沦丧为祸国殃民的暴力机器。因为政府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权力与金钱也就无法像专制国家那样，肆无忌惮地相互勾结，一起祸国殃民。无论国家是弱小还是强大，人民在政权面前都不会变得渺小、无助，而是生活地自由而有尊严。1960年代中期的一个下午，加尔布雷思想小憩一会儿，要女佣埃米莉替他挡掉所有的电话。结果林登·约翰逊总统亲自打来电话，她也照挡不误。总统要他去叫醒加尔布雷思，得到的回答是：“那可不行，总统先生。我是为他干事而不是为你干事。”即使你生活艰辛遭遇坎坷，至少你还可以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喜好，抨击执政党或总统无能，而用不着饿的皮包骨了还要强颜欢笑唱人民地位高。

　　也正因为这样，共和政体对人民的那种亲和力，是专制极权政体所不可能有的。20世纪30年代末，在就任格兰森市“扶轮社”主席的宴会上，撒切尔夫人的父亲、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就曾这样告诉来宾：“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本文选编自《帝国崛起病》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