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疫前疫后与未来世界，未来如何取决于人们面对灾难如何反思-z6尊龙凯时集团

　　人类可以说与各种疫病相伴而生。从先民的烧香拜神、祈康祛病到科学日益昌明、医学不断进步的今天，人类为了战胜疫病的不懈努力片刻未停。在与疫病激烈而持久的争战中，人类取得了一场场胜利，但同时，疫病也影响、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历史上，疫病对战争结局甚至王朝更迭的影响数不胜数。在古希腊决定雅典命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瘟疫”对雅典人口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战争本身，实力受损的雅典人认为这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士气更加衰落，这是雅典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鼠疫”几乎摧毁君士坦丁堡，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衰亡;18世纪末拿破仑率大军远征埃及和叙利亚，鼠疫使其部队损失惨重，对他远征非洲计划的破产发生重大影响……一些疫病能大规模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它一下就击中了人类的“软肋”，相当程度反映出人类社会的缺欠和弱点。

　　人类抗击和防治疫病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个体或群体的本能的非理性防范，到政府和社会的有组织的理性防范，最终实现科学抗疫的进步历程。正是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医学不断进步，尤其是公共卫生事业不断进步，社会性医疗保健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有时还促进了某些重要的社会性体制变革，改进旧体制的缺欠和弱点。当然，这种进步经历了极其痛苦而漫长的历史磨难。

　　一

　　社会能否进步、能否减少历史的磨难，与历史记忆或者集体记忆大有关系。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岁月静好，没想到sars突然肆虐神州，使我们阳光明媚的生活猛然蒙上一层巨大阴影，人人自危。经过全社会的艰苦努力、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之后，sars最终消退，生活完全恢复正常。那年我写了“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开去”、“痛定思痛”等几篇有关疫病与社会的文章，传播一时。这种应时应景文章，时过境迁，应该很快被人淡忘。不幸的是，十七年后，这几篇短文因病毒再次肆虐神州而突然又在网上成热门。

　　十七年前的sars从初起、肆虐到终被控制的过程众所周知，不必详述。它证明了信息自由流动(包括获取与发表)的重要性，建立受监督的可批评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证明了民间社会的重要性，法制与个人权利的重要性等等，这些重要性曾经成为共识，落实为社会、政治某些领域的改革，迅速抚平了灾难造成的集体创伤。岁月，渐渐又归静好，曾经的共识在静好中似乎被渐渐遗忘，一些改革措施事实上被“冷冻”。这次新冠肺炎突如其来，几乎重新上演了十七年前的一幕。也就是说，十七年前的灾难并没有成为民族的、社会的集体记忆。

　　记忆是学习及前进的基础，对个人如此，对民族对社会更是如此。丧失对灾难的集体记忆，难免重蹈覆辙。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奇(maurice halbwachs)首先提出的。1877年出生、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前去世的哈布瓦奇是第二代“涂尔干学派”(durkheimians)最重要的的代表性人物，对工资、农村与城市的自杀比较、社会阶层、社会学方法论等都有开创性研究。在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方面，他最具开创性的研究即关于“集体记忆”的探讨。

　　传统史学认为，只有历史学、传记等才是认知过去的渠道，哈布瓦奇对此不表赞同。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他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节日、仪式、聚会等与史学、传记等同样是记忆、认识过去的重要渠道。而且，他尤其强调记忆必须依赖于某种集体场所和公共论坛，家庭团聚、宗教活动、同行同业的聚会，更不用说国家及社会的大型活动，都是记忆的公众场所。脱离集体的公共的记忆，个人记忆将迅速被时间腐蚀。只有在社会性中，集体记忆才能葆有活力。由于社会是分层的，可以分为许许多多不同的“集体”，不同的集体对过去有着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集体记忆。因此，社会强势集体的集体记忆往往要尽一切可能成为社会主导的集体记忆。对sars，许多人记忆犹新，患者与家属更是刻骨铭心。但是，这些全是个人记忆，在形成集体记忆的层面，如媒体、影视、艺术品中渐渐消失，对sars的种种个人记忆，也迅速被时间侵蚀。

　　记住过去、记住灾难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将同样行为错乱，同样无法面对未来。因此，面向未来并不是要遗忘过去;“忘却”并非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一个民族经历过的灾难与痛苦，应该成为这个民族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和把握未来。健忘的个人或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难以自拔。忘却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因此付出代价。

　　对一个人来说，十七年是不短的岁月。对一个民族而言，十七年只是短短一瞬。在这短而又短的“一瞬间”，几乎相同的灾难转瞬又来，其中的教训实在深刻。十七年前呱呱坠地的婴孩，已经年满十七周岁，马上要行成人礼了，如果失去记忆，其实只是巨婴。惟愿十七年中经历两次病毒灾难的民族，能形成灾难的集体记忆，吸取教训，日趋成熟。只有这样，多难才能兴邦。失去灾难记忆，多难并不能兴邦，而只是一次又一次受难。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有一个著名的观点，重大灾难不仅与“自然”等客观因素有关，而与权利、制度等因素有更重要的关系。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重大灾害与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以及缺乏言论自由等等才是加剧灾害后果的主要原因。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制度安排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此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重大灾难的严重后果，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

　　二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实际情况可能要比森的观点复杂得多。

　　制度价值对预防灾难的发生和救灾确实意义重大，但这次新冠病毒大规模流行后，阻断病毒传播是防控、战胜病毒的关键。对公民行踪高度监测、密切监控的大数据和强制隔离起到了重要作用。网上一句俏皮话，却也是现实的反映：“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在重大疫情面前，现代性体制的重要元素开始动摇，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灾难往往是现在与未来的重大节点，新冠肺炎也将成为现在与未来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之前与之后，肯定会有所不同，很可能是非常不同。这种不同，就是不确定性增强，究竟往哪个方向变化，与我们如何反思此次疫情密切相关。

　　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对灾难的反思、总结是应加强国防、军备，强化民族主义甚至帝国主义，虽然成立了跨国界的“国联”，但权力委实有限。这种反思，结果是导致了灾难更加惨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则是对二战反思的结果，联合国的权力比国联大了许多，甚至可派遣维和部队。联合国的权力比国联大增，也就意味着其成员国让渡了更多的国家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各主权国家向联合国、世卫、世贸、世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机构让渡部分主权，是缓解国家间矛盾、摩擦、冲突的必要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超过七十年，未再发生世界性战争，一些局部战争得到了有效制止与限制，防止其扩大，联合国等超国家机构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战与二战的反思、结论不同，结果大相径庭。

　　对1929年末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反思，也充分说明，如何反思至关重要。面对全球大萧条，只有强调国家主义、实行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少数国家表现出色，未发生危机或很快度过危机。在反思这次大灾难时，许多人对自由资本主义由信奉变为怀疑、失望，转而信奉国家主义、计划经济。实行高度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法西斯主义结束了意大利和德国长期的混乱局面，使国家主义思想迅速蔓延。甚至英美两国，也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开始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度过危机。这种世界性的“民主危机”、对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绪的影响是深刻的、普遍的。从中国一批留学欧美，一直信奉欧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可以略窥一斑。他们都认为，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是此时的大趋势，具有极大的优越性。留学美国的蒋廷黻说道：“我以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因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它方式可能性较高”。留学英国的丁文江去苏联旅行考察了50余天，苏联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建设使丁文江极为感奋，在《独立评论》上陆续发表了约20篇充满赞美、崇敬之情的《苏俄旅行记》，连续报道了苏联正不惜一切代价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的努力”。从苏联回国后，他更坚定地主张实行“新式独裁”以使国家富强统一。在二战中，各国都实行“战时体制”，实行战时经济。只有这样，国家才强大有力，才能战而胜之。

　　国家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是对大萧条和二战反思的一种世界性思潮，也是二战后相当多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应对危机确实有效，但在不短的“常态”时间内，它的弊端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中国在文革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实行改革开放，则是对文革认真、深刻反思的结果。《人类简史》的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最新发表的“疫情中我们将创造怎样的世界?”一文中说出了他的观点：“我们当然应该利用新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应该赋予公民权力。我完全同意监测自己的体温和血压，但是这些数据不该用来创造功能强大的政府，而应该用来帮助我做出更明智的个人选择，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如果我可以访问和分析有关冠状病毒传播的可靠统计数据，我将得以判断政府是否披露真相、是否采取正确的措施对抗疫情。当人们谈论监控时，请记住，同样的技术，公共当局可以用它监控个人，个人也可以用它监控公共当局。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相信科学数据和医疗专家，而不是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如果我们未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会发现自己放弃了最宝贵的自由。还以为这是守护健康的唯一途径。”这是他的结论，其实也是他对未来的担忧。紧急状态、战时状态只能时非常时期的非常态，如果把非常态当作“常态”、把“战时”日常化，把度过危机一时有效的体制，当作平时的长期体制，历史有可能又要走一段弯路。

　　这次疫情，人类面临的另一个重大危机是全球化挫顿。为了防疫控疫，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措施，各国国内的民粹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抬头，全球化遇到严重挑战，甚至因此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可能终结。不过，还是网上有一句话说出了事情的另一面：“人有国界，病毒无国界”。虽然各国采取严厉措施，虽然在抗疫中国家间难免会有互相指责攻讦，但只要有一国防疫失守，其他国家都无安全可言。此次疫情反映出全球化的深度，恰恰也说明了全球化的重要性。

　　纵观历史，从五百多年前的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全球化历程，虽然有种种重大挫顿与倒退，但总体趋势却是一往直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最终都未能中止全球化，此次疫情也不可能中止全球化。全球化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在高科技时代就更加难以阻止。如果认为全球化将中止或逆转，以“去全球化”为基础制定国策，重回闭关锁国年代，将失去发展的机遇。中国四十多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一是国内的改革，另一是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未来世界是把“战时当平时”的世界，还是度过危机就恢复“平时”的世界;是就此互相脱钩、壁垒森严的世界，还是全球化更广更深的世界，与我们对这次猝不及防的巨大灾难如何反思密切相关。

　　人类可以说与各种疫病相伴而生。从先民的烧香拜神、祈康祛病到科学日益昌明、医学不断进步的今天，人类为了战胜疫病的不懈努力片刻未停。在与疫病激烈而持久的争战中，人类取得了一场场胜利，但同时，疫病也影响、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历史上，疫病对战争结局甚至王朝更迭的影响数不胜数。在古希腊决定雅典命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瘟疫”对雅典人口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战争本身，实力受损的雅典人认为这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士气更加衰落，这是雅典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鼠疫”几乎摧毁君士坦丁堡，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衰亡;18世纪末拿破仑率大军远征埃及和叙利亚，鼠疫使其部队损失惨重，对他远征非洲计划的破产发生重大影响……一些疫病能大规模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它一下就击中了人类的“软肋”，相当程度反映出人类社会的缺欠和弱点。

　　人类抗击和防治疫病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个体或群体的本能的非理性防范，到政府和社会的有组织的理性防范，最终实现科学抗疫的进步历程。正是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医学不断进步，尤其是公共卫生事业不断进步，社会性医疗保健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有时还促进了某些重要的社会性体制变革，改进旧体制的缺欠和弱点。当然，这种进步经历了极其痛苦而漫长的历史磨难。

　　一

　　社会能否进步、能否减少历史的磨难，与历史记忆或者集体记忆大有关系。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岁月静好，没想到sars突然肆虐神州，使我们阳光明媚的生活猛然蒙上一层巨大阴影，人人自危。经过全社会的艰苦努力、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之后，sars最终消退，生活完全恢复正常。那年我写了“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开去”、“痛定思痛”等几篇有关疫病与社会的文章，传播一时。这种应时应景文章，时过境迁，应该很快被人淡忘。不幸的是，十七年后，这几篇短文因病毒再次肆虐神州而突然又在网上成热门。

　　十七年前的sars从初起、肆虐到终被控制的过程众所周知，不必详述。它证明了信息自由流动(包括获取与发表)的重要性，建立受监督的可批评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证明了民间社会的重要性，法制与个人权利的重要性等等，这些重要性曾经成为共识，落实为社会、政治某些领域的改革，迅速抚平了灾难造成的集体创伤。岁月，渐渐又归静好，曾经的共识在静好中似乎被渐渐遗忘，一些改革措施事实上被“冷冻”。这次新冠肺炎突如其来，几乎重新上演了十七年前的一幕。也就是说，十七年前的灾难并没有成为民族的、社会的集体记忆。

　　记忆是学习及前进的基础，对个人如此，对民族对社会更是如此。丧失对灾难的集体记忆，难免重蹈覆辙。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奇(maurice halbwachs)首先提出的。1877年出生、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前去世的哈布瓦奇是第二代“涂尔干学派”(durkheimians)最重要的的代表性人物，对工资、农村与城市的自杀比较、社会阶层、社会学方法论等都有开创性研究。在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方面，他最具开创性的研究即关于“集体记忆”的探讨。

　　传统史学认为，只有历史学、传记等才是认知过去的渠道，哈布瓦奇对此不表赞同。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他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节日、仪式、聚会等与史学、传记等同样是记忆、认识过去的重要渠道。而且，他尤其强调记忆必须依赖于某种集体场所和公共论坛，家庭团聚、宗教活动、同行同业的聚会，更不用说国家及社会的大型活动，都是记忆的公众场所。脱离集体的公共的记忆，个人记忆将迅速被时间腐蚀。只有在社会性中，集体记忆才能葆有活力。由于社会是分层的，可以分为许许多多不同的“集体”，不同的集体对过去有着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集体记忆。因此，社会强势集体的集体记忆往往要尽一切可能成为社会主导的集体记忆。对sars，许多人记忆犹新，患者与家属更是刻骨铭心。但是，这些全是个人记忆，在形成集体记忆的层面，如媒体、影视、艺术品中渐渐消失，对sars的种种个人记忆，也迅速被时间侵蚀。

　　记住过去、记住灾难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将同样行为错乱，同样无法面对未来。因此，面向未来并不是要遗忘过去;“忘却”并非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一个民族经历过的灾难与痛苦，应该成为这个民族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和把握未来。健忘的个人或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难以自拔。忘却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因此付出代价。

　　对一个人来说，十七年是不短的岁月。对一个民族而言，十七年只是短短一瞬。在这短而又短的“一瞬间”，几乎相同的灾难转瞬又来，其中的教训实在深刻。十七年前呱呱坠地的婴孩，已经年满十七周岁，马上要行成人礼了，如果失去记忆，其实只是巨婴。惟愿十七年中经历两次病毒灾难的民族，能形成灾难的集体记忆，吸取教训，日趋成熟。只有这样，多难才能兴邦。失去灾难记忆，多难并不能兴邦，而只是一次又一次受难。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有一个著名的观点，重大灾难不仅与“自然”等客观因素有关，而与权利、制度等因素有更重要的关系。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重大灾害与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以及缺乏言论自由等等才是加剧灾害后果的主要原因。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制度安排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此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重大灾难的严重后果，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

　　二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实际情况可能要比森的观点复杂得多。

　　制度价值对预防灾难的发生和救灾确实意义重大，但这次新冠病毒大规模流行后，阻断病毒传播是防控、战胜病毒的关键。对公民行踪高度监测、密切监控的大数据和强制隔离起到了重要作用。网上一句俏皮话，却也是现实的反映：“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在重大疫情面前，现代性体制的重要元素开始动摇，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灾难往往是现在与未来的重大节点，新冠肺炎也将成为现在与未来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之前与之后，肯定会有所不同，很可能是非常不同。这种不同，就是不确定性增强，究竟往哪个方向变化，与我们如何反思此次疫情密切相关。

　　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对灾难的反思、总结是应加强国防、军备，强化民族主义甚至帝国主义，虽然成立了跨国界的“国联”，但权力委实有限。这种反思，结果是导致了灾难更加惨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则是对二战反思的结果，联合国的权力比国联大了许多，甚至可派遣维和部队。联合国的权力比国联大增，也就意味着其成员国让渡了更多的国家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各主权国家向联合国、世卫、世贸、世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机构让渡部分主权，是缓解国家间矛盾、摩擦、冲突的必要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超过七十年，未再发生世界性战争，一些局部战争得到了有效制止与限制，防止其扩大，联合国等超国家机构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战与二战的反思、结论不同，结果大相径庭。

　　对1929年末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反思，也充分说明，如何反思至关重要。面对全球大萧条，只有强调国家主义、实行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少数国家表现出色，未发生危机或很快度过危机。在反思这次大灾难时，许多人对自由资本主义由信奉变为怀疑、失望，转而信奉国家主义、计划经济。实行高度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法西斯主义结束了意大利和德国长期的混乱局面，使国家主义思想迅速蔓延。甚至英美两国，也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开始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度过危机。这种世界性的“民主危机”、对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绪的影响是深刻的、普遍的。从中国一批留学欧美，一直信奉欧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可以略窥一斑。他们都认为，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是此时的大趋势，具有极大的优越性。留学美国的蒋廷黻说道：“我以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因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它方式可能性较高”。留学英国的丁文江去苏联旅行考察了50余天，苏联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建设使丁文江极为感奋，在《独立评论》上陆续发表了约20篇充满赞美、崇敬之情的《苏俄旅行记》，连续报道了苏联正不惜一切代价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的努力”。从苏联回国后，他更坚定地主张实行“新式独裁”以使国家富强统一。在二战中，各国都实行“战时体制”，实行战时经济。只有这样，国家才强大有力，才能战而胜之。

　　国家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是对大萧条和二战反思的一种世界性思潮，也是二战后相当多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应对危机确实有效，但在不短的“常态”时间内，它的弊端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中国在文革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实行改革开放，则是对文革认真、深刻反思的结果。《人类简史》的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最新发表的“疫情中我们将创造怎样的世界?”一文中说出了他的观点：“我们当然应该利用新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应该赋予公民权力。我完全同意监测自己的体温和血压，但是这些数据不该用来创造功能强大的政府，而应该用来帮助我做出更明智的个人选择，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如果我可以访问和分析有关冠状病毒传播的可靠统计数据，我将得以判断政府是否披露真相、是否采取正确的措施对抗疫情。当人们谈论监控时，请记住，同样的技术，公共当局可以用它监控个人，个人也可以用它监控公共当局。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相信科学数据和医疗专家，而不是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如果我们未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会发现自己放弃了最宝贵的自由。还以为这是守护健康的唯一途径。”这是他的结论，其实也是他对未来的担忧。紧急状态、战时状态只能时非常时期的非常态，如果把非常态当作“常态”、把“战时”日常化，把度过危机一时有效的体制，当作平时的长期体制，历史有可能又要走一段弯路。

　　这次疫情，人类面临的另一个重大危机是全球化挫顿。为了防疫控疫，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措施，各国国内的民粹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抬头，全球化遇到严重挑战，甚至因此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可能终结。不过，还是网上有一句话说出了事情的另一面：“人有国界，病毒无国界”。虽然各国采取严厉措施，虽然在抗疫中国家间难免会有互相指责攻讦，但只要有一国防疫失守，其他国家都无安全可言。此次疫情反映出全球化的深度，恰恰也说明了全球化的重要性。

　　纵观历史，从五百多年前的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全球化历程，虽然有种种重大挫顿与倒退，但总体趋势却是一往直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最终都未能中止全球化，此次疫情也不可能中止全球化。全球化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在高科技时代就更加难以阻止。如果认为全球化将中止或逆转，以“去全球化”为基础制定国策，重回闭关锁国年代，将失去发展的机遇。中国四十多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一是国内的改革，另一是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未来世界是把“战时当平时”的世界，还是度过危机就恢复“平时”的世界;是就此互相脱钩、壁垒森严的世界，还是全球化更广更深的世界，与我们对这次猝不及防的巨大灾难如何反思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