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具有多重指标意义-z6尊龙凯时集团

　　首先，2020年大选对民主、共和两党而言将是必须面对的重大路线选择。梳理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获胜的原因，首当其冲的应该是特朗普的所谓“本土主义”政策议程促使共和党在蓝领中下层群体中获得了关键的支持率上升。进而，如里根连任成功的1984年，特朗普再次扩充了共和党的传统支持范围，即席卷了中西部多个州。

　　面对2020年大选，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显然更为明确地继续对基本盘和作为关键盘的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加紧动员，希望复制2016年的胜利地图。但相对而言，民主党则来到了举棋不定的十字路口。

　　一种选择是，修正2016年的失败，拿出能够有效回调自身在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中支持率的经济与就业政策，将两党的竞逐拉回到经济维度;另一种选择是，彻底拥抱所谓的“身份政治”，集中精力诉诸于规模持续扩大的少数族裔选民以及具有潜力的女性群体选民，但这样的结果是将两党之争彻底回落到了族裔、性别等以难以或无法改变的固化标签所界定的区隔与分歧之中。

　　目前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也恰恰映射为如今民主党“隐形初选”中拜登与哈里斯的争锋相对。仅就目前的趋势观察，民主党在2020年的选择极可能是后者，这绝不仅仅关乎选举策略，更是两党未来发展路径的又一次“大分流”。

　　2019年6月27日，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首场电视辩论，拜登(左)与哈里斯(右)针锋相对。

　　第二，2020年大选将确定美国政治与政策新周期是否已悄然而至。按照小施莱辛格等人关于美国政治周期论述的逻辑，2016年大选极可能是一个周期节点，至少是一个1990年代开启的自由温和派周期结束的开始，美国政治生态也即将步入一个相对保守的新周期。2020年大选的选举过程及其结果将是进一步验证这个判断是否符合事实的一个历史机会。如果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延续了2016年中对蓝领、对中西部的控制，就基本可以确定新周期的即将开始。

　　基于这个判断，共和党的选民盘可能在经济阶层意义上更加广谱地容纳下不同地位的白人群体，相应地在控制区域意义上也将必须保持南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平衡。其政策选择将陷入新的矛盾，政府的角色、社会福利的安排甚至是重商派与保护主义之间的分歧都将在未来成为共和党在政策选择上必须面对的内部整合问题。

　　同时，民主党的选民盘将持续多元化，但在政策议程上却呈现出极端但一致的方向，而在政治版图上的体现则可能是上个世纪民权运动之后被共和党化的南方特别是所谓的“阳光地带”将逐渐呈现出民主党倾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个世纪90年代才被“染红”的得克萨斯州在近几次选举中开始有“转蓝”的稍稍松动的原因。而在周期的“接口”时间当中，共和党的立场持续加深，民主党的立场则持续走远，两党在政策拼盘上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置换与重组，这也再次印证了2020年大选将是认识两党政治新态势乃至美国政治新态势的一个新起点。

　　第三，2020年大选将成为判断美国内外政策调整方向的关键指标。总体而言，此次大选所基于的美国内外环境与2016年相比变化不大。普通民众仍对华盛顿政治精英持有不满情绪;经济状况虽然在数据意义上表现良好，但仍暗流涌动，完全存在陷入周期性下行的可能;社会与族裔矛盾愈发无解，围绕着“美国是谁的美国”的身份认同追求持续撕裂着美国社会;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与目标也面对着同步重塑的要求……

　　面对这些压力，特朗普政府已作出了一些回应，其中显然包含着被认为完全有悖于美国传统的激进做法。如果其连任成功，也就意味着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势必在未来四年继续推进并强化，进而也更有可能成为美国这个国家面对内外压力时的一种必然选择，甚至最终会被其他政治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为新的“传统”。同时，如果2020年大选导致了政党轮替，新的民主党政府如何应对当前的问题，又会在哪些议题上、多大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就可以更为明确地判断出哪些政策并非是特朗普政府的选择，而是美国在国家层面应对当前内外矛盾的必然趋势。

　　总而言之，面对着美国自身及其所处环境剧烈而深远的变动，2020年大选及其结果不仅仅决定着至少未来四年美国政治与政策的重大方向，而且也映射出美国各类政治精英及其代表的利益与民意在应对国家发展挑战时所做出的共同与不同的选择及其深层次逻辑。

　　首先，2020年大选对民主、共和两党而言将是必须面对的重大路线选择。梳理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获胜的原因，首当其冲的应该是特朗普的所谓“本土主义”政策议程促使共和党在蓝领中下层群体中获得了关键的支持率上升。进而，如里根连任成功的1984年，特朗普再次扩充了共和党的传统支持范围，即席卷了中西部多个州。

　　面对2020年大选，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显然更为明确地继续对基本盘和作为关键盘的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加紧动员，希望复制2016年的胜利地图。但相对而言，民主党则来到了举棋不定的十字路口。

　　一种选择是，修正2016年的失败，拿出能够有效回调自身在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中支持率的经济与就业政策，将两党的竞逐拉回到经济维度;另一种选择是，彻底拥抱所谓的“身份政治”，集中精力诉诸于规模持续扩大的少数族裔选民以及具有潜力的女性群体选民，但这样的结果是将两党之争彻底回落到了族裔、性别等以难以或无法改变的固化标签所界定的区隔与分歧之中。

　　目前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也恰恰映射为如今民主党“隐形初选”中拜登与哈里斯的争锋相对。仅就目前的趋势观察，民主党在2020年的选择极可能是后者，这绝不仅仅关乎选举策略，更是两党未来发展路径的又一次“大分流”。

　　2019年6月27日，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首场电视辩论，拜登(左)与哈里斯(右)针锋相对。

　　第二，2020年大选将确定美国政治与政策新周期是否已悄然而至。按照小施莱辛格等人关于美国政治周期论述的逻辑，2016年大选极可能是一个周期节点，至少是一个1990年代开启的自由温和派周期结束的开始，美国政治生态也即将步入一个相对保守的新周期。2020年大选的选举过程及其结果将是进一步验证这个判断是否符合事实的一个历史机会。如果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延续了2016年中对蓝领、对中西部的控制，就基本可以确定新周期的即将开始。

　　基于这个判断，共和党的选民盘可能在经济阶层意义上更加广谱地容纳下不同地位的白人群体，相应地在控制区域意义上也将必须保持南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平衡。其政策选择将陷入新的矛盾，政府的角色、社会福利的安排甚至是重商派与保护主义之间的分歧都将在未来成为共和党在政策选择上必须面对的内部整合问题。

　　同时，民主党的选民盘将持续多元化，但在政策议程上却呈现出极端但一致的方向，而在政治版图上的体现则可能是上个世纪民权运动之后被共和党化的南方特别是所谓的“阳光地带”将逐渐呈现出民主党倾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个世纪90年代才被“染红”的得克萨斯州在近几次选举中开始有“转蓝”的稍稍松动的原因。而在周期的“接口”时间当中，共和党的立场持续加深，民主党的立场则持续走远，两党在政策拼盘上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置换与重组，这也再次印证了2020年大选将是认识两党政治新态势乃至美国政治新态势的一个新起点。

　　第三，2020年大选将成为判断美国内外政策调整方向的关键指标。总体而言，此次大选所基于的美国内外环境与2016年相比变化不大。普通民众仍对华盛顿政治精英持有不满情绪;经济状况虽然在数据意义上表现良好，但仍暗流涌动，完全存在陷入周期性下行的可能;社会与族裔矛盾愈发无解，围绕着“美国是谁的美国”的身份认同追求持续撕裂着美国社会;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与目标也面对着同步重塑的要求……

　　面对这些压力，特朗普政府已作出了一些回应，其中显然包含着被认为完全有悖于美国传统的激进做法。如果其连任成功，也就意味着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势必在未来四年继续推进并强化，进而也更有可能成为美国这个国家面对内外压力时的一种必然选择，甚至最终会被其他政治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为新的“传统”。同时，如果2020年大选导致了政党轮替，新的民主党政府如何应对当前的问题，又会在哪些议题上、多大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就可以更为明确地判断出哪些政策并非是特朗普政府的选择，而是美国在国家层面应对当前内外矛盾的必然趋势。

　　总而言之，面对着美国自身及其所处环境剧烈而深远的变动，2020年大选及其结果不仅仅决定着至少未来四年美国政治与政策的重大方向，而且也映射出美国各类政治精英及其代表的利益与民意在应对国家发展挑战时所做出的共同与不同的选择及其深层次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