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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等同于资本主义吗?
现在，你遇到两个概念：商业与资本主义。你想一想：商业等同于资本主义吗?资本主义是不是商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
法国有一个大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他以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历史而闻名天下。你或许知道，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托海上丝绸之路的福，商业在欧洲是最发达的。特别是威尼斯，更是繁荣得不得了，莎士比亚还写过《威尼斯商人》，将犹太商人夏洛克刻画得栩栩如生。奇怪的是，威尼斯商业如此发达，最早的资本主义制度竟然不是出现在意大利，而是伊比利亚半岛与荷兰、英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布劳岱尔就讲，商业不等于资本主义，商业古已有之，有买卖就有商业，但资本主义是一种近代的现象。商人与资本家虽然都以赚钱为目的，但资本家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赚钱，并且发展出一套现代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用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形象说法，叫作“数目字管理”。
作者: 许纪霖；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时间: 2021-03
当然，资本主义也不是与商业一点关系也没有，确切地说，它从商业精神发展而来，又比商业更加制度化、系统化。所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欧洲经历了两个阶段——垄断的商业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16世纪，最厉害的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他们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一大拨野心勃勃的商人，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权和专卖权，漂洋过海从美洲那里搞来白银，到亚洲来交易瓷器、丝绸和茶叶，回到欧洲再贩卖，那是上百倍的暴利啊!这是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阶段。
但真正的资本主义典范，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市场经济，是要到17世纪之后。最早发现资本主义秘密的，是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他说，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核算投入产出的会计制度，另一个是非人格化的人员管理制度，这在之前的商业文明之中是没有的。你想一想，今天的公司组织乃至于许多单位的管理，都是按照这两条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来确立的!
这套被黄仁宇先生通俗地形容为“数目字管理”的制度，最早在17世纪荷兰的银行业出现，然后在18、19世纪的英国企业得以完善，再加上亚当·斯密所说的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使得资本主义升级为典型的2.0版，即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虽然后来它有很多的变种，但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为什么郑和没有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曙光?
明白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创业史，现在就可以回过头研究中国了。
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最早是从哥伦布、麦哲伦远航探险以寻找商机开始的，但是咱们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可要比哥伦布早了一个世纪，船队的规模与气势也要比他们壮观得多，为什么郑和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同样的资本主义曙光呢?
派郑和下西洋的，是朱元璋的儿子永乐帝。他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一心要继承元帝国称霸欧陆的大业。郑和七次出洋，看起来似乎是为了做生意，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乃是为了到海外宣扬大明王朝的国威，命各个国家和部落到京城来朝贡，让皇帝感觉万邦来朝的威严与快感。
哥伦布探险，打开了商业资本主义通道，而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建立朝贡体系，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大明王朝做的是亏本生意，给藩属国的赏赐要远远多于他们的进贡，但皇帝不在乎，他要的只是面子，是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等到永乐帝死了，他的继承者们就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了，觉得这种远航劳民伤财，还是停了吧。明朝是汉朝之后又一个借助农民起义而成功建立的王朝，具有典型的农耕文明特点。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元朝是开放的、国际性的，是横跨欧亚的世界大帝国;但永乐帝之后的明朝，农民国家的基因便尽显本色，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叫“内向性”和“非竞争性”。
大明王朝的经济政策，简单归纳一下，可以说有三条：对外海禁、以农立国、商业专卖。
先说对外海禁。元朝为了建立海上丝绸之路，民众可以随意下海，各国商船来去自由。现代的资本主义是以海洋文明为基础的，但明朝的皇帝出生于农家，非常恐惧大海。当葡萄牙的商船来到南海，想垄断南中国海的海上贸易时，王朝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一声令下：“片板不许入海!”
明朝两百多年，一直在为是否要实施严厉的海禁争论不休。海禁不是彻底的闭关锁国，只是为了维持一种贸易，那就是官家主导的朝贡贸易，其余的民间贸易，即使有，也要在朝廷的严格管控之内。当西欧的商船驰骋世界的时候，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
三、中国古代手工业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
之所以要有海禁，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明朝作为中原王朝的政权，牢牢遵循世代的古训——以农立国。
无论商业如何发达，中原王朝的社会基础永远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它的经济政策重心不在振兴商业，而是便利农业。为什么?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有一个普遍的观念：不患寡只患不均。商业的繁荣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动摇王朝的政权根基，只有广大的、均等的自耕农阶层的存在，才是政府财政的稳定基础。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近代欧洲王权的那种重商主义传统，连这个意识都没有!
打下大明江山倚仗的是农民，保住大明江山也要依靠农民，而且是那些老实巴交、守住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耕农。为了有效地圈住这些社会基础，明代在乡村实行“里甲制”，十户人家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人家组成一“里”，设立里长和甲长，便于自上而下地收税、摊派徭役，管理无死角。至于那些四处流窜的商人，与流民一样，自然在盯防范围之内。
不过，商业的发展有其自身逻辑，中国地域如此辽阔，即使垄断了对外贸易，国内也会形成自足的商业市场。到了明朝嘉靖皇帝之后，商业越发繁荣，社会风气也逐渐发生变化，士商开始合流，许多官员开始经商，商人也开始进入上流社会。
不过，最厉害的商人还是官商，或者说有朝廷、大官作为靠山的商人。这与第三项政策——商业专卖有关。比如民众生活最不可缺少的稀缺资源——盐，就是政府专卖的。南方最出名的徽商，许多就是获得政府特许权的大盐商;在北方最出名的则是晋商，三大山西家族到了清代，在朝廷的特许下，垄断了国家的金融业务，其他票庄不得染指。
那么，明清时期的中国，有没有可能像葡萄牙、西班牙那样，发展出商业资本主义呢?绝无可能。朝廷要利用商人，但又时刻提防着他们——我让你闷声发大财，但你必须听话，不能有二心，形成有组织的势力。明代有南京、扬州、苏州、杭州这些运河沿岸的商业大城市，但与欧洲的那些孕育了资产阶级的自治城市不同，它们只是行政中心和漕运中心，是政府权力控制最严格的地方。商人们虽有自己的行会，但绝对不容许跨地区，且要受到政府委派的“行头”的监管。
在英国，中世纪的手工作坊通过技术进步，最终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或许你会问，中国古代的手工业这么发达，在世界首屈一指，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工业革命呢?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手工业是农业自给自足经济的延伸，是分散的、单干的，只是靠商业的销售网络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市场需求比技术进步更重要，把控了市场的商人比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更有话语权。流通主宰生产之后，商人就永远没有兴趣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资本家了。
讲到这里，你一定已经明白了，在以农民为社会主流、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里，商业纵然再繁荣，也没有办法自发地转型为现代的资本主义。如果你一定要说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它也只是永远长不大、发育不了的商业巨婴。就像小龙虾再怎么长个，也是变不成大龙虾的。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外来因素的刺激，将中国卷入全球的现代化浪潮。
一、商业等同于资本主义吗?
现在，你遇到两个概念：商业与资本主义。你想一想：商业等同于资本主义吗?资本主义是不是商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
法国有一个大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他以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历史而闻名天下。你或许知道，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托海上丝绸之路的福，商业在欧洲是最发达的。特别是威尼斯，更是繁荣得不得了，莎士比亚还写过《威尼斯商人》，将犹太商人夏洛克刻画得栩栩如生。奇怪的是，威尼斯商业如此发达，最早的资本主义制度竟然不是出现在意大利，而是伊比利亚半岛与荷兰、英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布劳岱尔就讲，商业不等于资本主义，商业古已有之，有买卖就有商业，但资本主义是一种近代的现象。商人与资本家虽然都以赚钱为目的，但资本家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赚钱，并且发展出一套现代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用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形象说法，叫作“数目字管理”。
作者: 许纪霖；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时间: 2021-03
当然，资本主义也不是与商业一点关系也没有，确切地说，它从商业精神发展而来，又比商业更加制度化、系统化。所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欧洲经历了两个阶段——垄断的商业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16世纪，最厉害的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他们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一大拨野心勃勃的商人，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权和专卖权，漂洋过海从美洲那里搞来白银，到亚洲来交易瓷器、丝绸和茶叶，回到欧洲再贩卖，那是上百倍的暴利啊!这是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阶段。
但真正的资本主义典范，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市场经济，是要到17世纪之后。最早发现资本主义秘密的，是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他说，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核算投入产出的会计制度，另一个是非人格化的人员管理制度，这在之前的商业文明之中是没有的。你想一想，今天的公司组织乃至于许多单位的管理，都是按照这两条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来确立的!
这套被黄仁宇先生通俗地形容为“数目字管理”的制度，最早在17世纪荷兰的银行业出现，然后在18、19世纪的英国企业得以完善，再加上亚当·斯密所说的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使得资本主义升级为典型的2.0版，即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虽然后来它有很多的变种，但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为什么郑和没有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曙光?
明白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创业史，现在就可以回过头研究中国了。
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最早是从哥伦布、麦哲伦远航探险以寻找商机开始的，但是咱们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可要比哥伦布早了一个世纪，船队的规模与气势也要比他们壮观得多，为什么郑和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同样的资本主义曙光呢?
派郑和下西洋的，是朱元璋的儿子永乐帝。他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一心要继承元帝国称霸欧陆的大业。郑和七次出洋，看起来似乎是为了做生意，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乃是为了到海外宣扬大明王朝的国威，命各个国家和部落到京城来朝贡，让皇帝感觉万邦来朝的威严与快感。
哥伦布探险，打开了商业资本主义通道，而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建立朝贡体系，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大明王朝做的是亏本生意，给藩属国的赏赐要远远多于他们的进贡，但皇帝不在乎，他要的只是面子，是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等到永乐帝死了，他的继承者们就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了，觉得这种远航劳民伤财，还是停了吧。明朝是汉朝之后又一个借助农民起义而成功建立的王朝，具有典型的农耕文明特点。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元朝是开放的、国际性的，是横跨欧亚的世界大帝国;但永乐帝之后的明朝，农民国家的基因便尽显本色，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叫“内向性”和“非竞争性”。
大明王朝的经济政策，简单归纳一下，可以说有三条：对外海禁、以农立国、商业专卖。
先说对外海禁。元朝为了建立海上丝绸之路，民众可以随意下海，各国商船来去自由。现代的资本主义是以海洋文明为基础的，但明朝的皇帝出生于农家，非常恐惧大海。当葡萄牙的商船来到南海，想垄断南中国海的海上贸易时，王朝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一声令下：“片板不许入海!”
明朝两百多年，一直在为是否要实施严厉的海禁争论不休。海禁不是彻底的闭关锁国，只是为了维持一种贸易，那就是官家主导的朝贡贸易，其余的民间贸易，即使有，也要在朝廷的严格管控之内。当西欧的商船驰骋世界的时候，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
三、中国古代手工业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
之所以要有海禁，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明朝作为中原王朝的政权，牢牢遵循世代的古训——以农立国。
无论商业如何发达，中原王朝的社会基础永远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它的经济政策重心不在振兴商业，而是便利农业。为什么?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有一个普遍的观念：不患寡只患不均。商业的繁荣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动摇王朝的政权根基，只有广大的、均等的自耕农阶层的存在，才是政府财政的稳定基础。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近代欧洲王权的那种重商主义传统，连这个意识都没有!
打下大明江山倚仗的是农民，保住大明江山也要依靠农民，而且是那些老实巴交、守住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耕农。为了有效地圈住这些社会基础，明代在乡村实行“里甲制”，十户人家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人家组成一“里”，设立里长和甲长，便于自上而下地收税、摊派徭役，管理无死角。至于那些四处流窜的商人，与流民一样，自然在盯防范围之内。
不过，商业的发展有其自身逻辑，中国地域如此辽阔，即使垄断了对外贸易，国内也会形成自足的商业市场。到了明朝嘉靖皇帝之后，商业越发繁荣，社会风气也逐渐发生变化，士商开始合流，许多官员开始经商，商人也开始进入上流社会。
不过，最厉害的商人还是官商，或者说有朝廷、大官作为靠山的商人。这与第三项政策——商业专卖有关。比如民众生活最不可缺少的稀缺资源——盐，就是政府专卖的。南方最出名的徽商，许多就是获得政府特许权的大盐商;在北方最出名的则是晋商，三大山西家族到了清代，在朝廷的特许下，垄断了国家的金融业务，其他票庄不得染指。
那么，明清时期的中国，有没有可能像葡萄牙、西班牙那样，发展出商业资本主义呢?绝无可能。朝廷要利用商人，但又时刻提防着他们——我让你闷声发大财，但你必须听话，不能有二心，形成有组织的势力。明代有南京、扬州、苏州、杭州这些运河沿岸的商业大城市，但与欧洲的那些孕育了资产阶级的自治城市不同，它们只是行政中心和漕运中心，是政府权力控制最严格的地方。商人们虽有自己的行会，但绝对不容许跨地区，且要受到政府委派的“行头”的监管。
在英国，中世纪的手工作坊通过技术进步，最终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或许你会问，中国古代的手工业这么发达，在世界首屈一指，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工业革命呢?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手工业是农业自给自足经济的延伸，是分散的、单干的，只是靠商业的销售网络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市场需求比技术进步更重要，把控了市场的商人比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更有话语权。流通主宰生产之后，商人就永远没有兴趣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资本家了。
讲到这里，你一定已经明白了，在以农民为社会主流、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里，商业纵然再繁荣，也没有办法自发地转型为现代的资本主义。如果你一定要说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它也只是永远长不大、发育不了的商业巨婴。就像小龙虾再怎么长个，也是变不成大龙虾的。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外来因素的刺激，将中国卷入全球的现代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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