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全球文明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进全球治理格外重要-z6尊龙凯时集团

　　人类社会的进步集中体现为文明的进步。思想观念的创新、科学技术的发明、国民经济的繁荣、民主法治的推进，实质上都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因此，人类的历史首先是文明的历史。文明是人类的普遍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弘扬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更是人文社会科学者的重要使命。人类只有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并推进文明的进步。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 ；曹政杰/摄

　　人类的文明有着普遍的共性。虽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观，每一个思想家和学者都会有自己对文明的不同理解，人们可以给出成千上万个文明的定义。但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文明观，无论是哪位思想家的文明概念，无论从哪种角度理解文明，无论把文明理解为文化体系，还是行为方式，人类的文明必然有其共同的秉性。文明总是与进步、理性、教养、先进等概念有着内在联系，文明总是与野蛮、兽性、愚昧、落后相对立。

　　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文明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状态。或者说，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等方面的所有进步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衡量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有两个基本的维度，即时间的维度和空间的维度。习惯上，我们主要以时间的维度而不是空间的维度来衡量文明的进步。例如，我们常常按社会历史发展的顺序将人类文明依次分为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或者将人类的文明阶段依次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时代和信息时代。其实我们还可以从空间的维度，将人类文明分为城市文明、区域文明、国家文明和全球文明。从空间的维度看，全球文明是人类迄今最高级的文明形态。

　　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呼唤全球文明。全球文明不是简单的地方文明、族群文明、区域文明和国家文明，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文明。通常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区域的或局部的文明之和，仍是一种碎片化的文明。众所周知，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全球文明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全球文明是人类的整体文明，它不是国家文明或区域文明的简单之和。全球文明是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所催生的一种新颖文明，它基于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文明之上。它要求全人类应当拥有与作为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普遍价值和普遍共识，以及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它还要求全球任何地方的人民，不论其种族、国别、宗教、性别和肤色的不同，都拥有理性、和平、安全、富裕、平等、自由、包容、尊严、公正和幸福等人类基本价值。

　　毋庸讳言，这样一种全球文明的理想目标与人类目前的现实状态之间，有着极大的差距。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后，尽管人类文明在许多方面正在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例如，人类已经成功登陆月球，目前正在计划登陆火星。但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威胁和挑战并未消除，有些人类自身的行为甚至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要求背道而驰。例如，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在继续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全球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大气变暖，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国际恐怖活动对人类的威胁在进一步增加，国际社会明显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地区性的局部暴力冲突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人类的命运和未来，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共识和认同;各文明体系之间和各大国之间互不信任，甚至相互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全球范围内还有众多的人民遭受着饥馑、贫困、战乱、歧视、疾病、劣政和不公正对待。所有这些消极现象和消极行为，都在严重阻碍着全球文明理想目标的实现。

　　全球文明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说，冷战后世界各国之间的战争和动乱，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文明的冲突。瑞士思想史家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也认为，在人类的对立冲突中，文明既是威胁亦受到威胁，既施加迫害又遭受迫害。全球文明的困境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挑战，在这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暴露无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创造了人类灾难史之最：病毒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全球。疫情不仅对数亿万人民的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而且直接剥夺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类灾难，全人类，特别是各国政府，本来应当紧密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危机，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各国公民的健康安全和正常生活。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却在现实中看到了令人痛心的现象：一些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相互信任，甚至就疫情责任进行相互指责;极端民族主义急剧上升，有些国家中甚至出现了排外情绪;一些大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采取抵触态度，国家保护主义强劲抬头;许多人开始质疑全球化进程，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势头急速提升;一些人对以民主、自由、平等、善治和分权等为表征的人类政治进步进程开始持怀疑态度，国家主义再度回升。

　　面对全球文明的威胁和挑战，人类自身必须有所作为，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应当承担起推进全球文明进步的责任。在推进全球文明的众多举措和努力中，改进全球治理有着特别的重要性。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国际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便是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理论思潮与实践活动的兴起。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防止和管控全球风险，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得人类自身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全人类已经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任何单个的民族国家，无论它如何的强大，已经完全不足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全球治理的兴起，既表明人类对自己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的觉醒，也表明人类为追求文明和谐与普遍繁荣所做的努力。

　　弘扬全球文明，就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人类文明在全球化时代所遇的挑战，不可能依靠个别国家的努力而得以解决，必须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依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方面，我们要乐观地看到，全球治理已经在推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秩序，增进人类普遍利益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例如全球治理的许多规则不合理，全球治理机构的权威性严重不足，全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众多的全球治理领域还缺乏有效的国际规制，主权国家之间缺乏足够的相互信任，联合国体系、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等。全球治理体系的这些不足，极大地阻碍了全球文明的推进。各国政府和人民应当强化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大力改进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能力，从而推进全球文明的进步。

　　弘扬全球文明，就要努力追求全球善治(good global governance)的理想目标。全球善治是全球所有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全球善治是国际秩序的最佳状态，它既是各国政府间的最佳合作，也是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最佳合作。正如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一样，全球善治则是全球治理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国际社会的进步方向。全球善治为全人类的治理设定了一个长远目标，可以使全球治理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证明，在全球化时代，地方文明与全球文明相辅相成，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休戚相关，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更需要人类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和合作是全球善治的基石。全球性的自然灾难和人道灾难一旦发生，孤立的国家利益往往便无从谈起。因此，追求全球善治，不仅是追求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追求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人类文明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难题。人类既需要通过不断的科技、经济和政治创新，将文明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也需要通过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将文明从地方、区域、族群和国家的层面，推向更高的全球层面。

　　本文系2021年4月6日，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应邀在厦门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全球文明与全球治理”的主旨演讲

　　人类社会的进步集中体现为文明的进步。思想观念的创新、科学技术的发明、国民经济的繁荣、民主法治的推进，实质上都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因此，人类的历史首先是文明的历史。文明是人类的普遍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弘扬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更是人文社会科学者的重要使命。人类只有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并推进文明的进步。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 ；曹政杰/摄

　　人类的文明有着普遍的共性。虽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观，每一个思想家和学者都会有自己对文明的不同理解，人们可以给出成千上万个文明的定义。但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文明观，无论是哪位思想家的文明概念，无论从哪种角度理解文明，无论把文明理解为文化体系，还是行为方式，人类的文明必然有其共同的秉性。文明总是与进步、理性、教养、先进等概念有着内在联系，文明总是与野蛮、兽性、愚昧、落后相对立。

　　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文明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状态。或者说，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等方面的所有进步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衡量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有两个基本的维度，即时间的维度和空间的维度。习惯上，我们主要以时间的维度而不是空间的维度来衡量文明的进步。例如，我们常常按社会历史发展的顺序将人类文明依次分为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或者将人类的文明阶段依次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时代和信息时代。其实我们还可以从空间的维度，将人类文明分为城市文明、区域文明、国家文明和全球文明。从空间的维度看，全球文明是人类迄今最高级的文明形态。

　　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呼唤全球文明。全球文明不是简单的地方文明、族群文明、区域文明和国家文明，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文明。通常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区域的或局部的文明之和，仍是一种碎片化的文明。众所周知，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全球文明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全球文明是人类的整体文明，它不是国家文明或区域文明的简单之和。全球文明是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所催生的一种新颖文明，它基于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文明之上。它要求全人类应当拥有与作为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普遍价值和普遍共识，以及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它还要求全球任何地方的人民，不论其种族、国别、宗教、性别和肤色的不同，都拥有理性、和平、安全、富裕、平等、自由、包容、尊严、公正和幸福等人类基本价值。

　　毋庸讳言，这样一种全球文明的理想目标与人类目前的现实状态之间，有着极大的差距。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后，尽管人类文明在许多方面正在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例如，人类已经成功登陆月球，目前正在计划登陆火星。但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威胁和挑战并未消除，有些人类自身的行为甚至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要求背道而驰。例如，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在继续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全球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大气变暖，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国际恐怖活动对人类的威胁在进一步增加，国际社会明显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地区性的局部暴力冲突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人类的命运和未来，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共识和认同;各文明体系之间和各大国之间互不信任，甚至相互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全球范围内还有众多的人民遭受着饥馑、贫困、战乱、歧视、疾病、劣政和不公正对待。所有这些消极现象和消极行为，都在严重阻碍着全球文明理想目标的实现。

　　全球文明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说，冷战后世界各国之间的战争和动乱，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文明的冲突。瑞士思想史家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也认为，在人类的对立冲突中，文明既是威胁亦受到威胁，既施加迫害又遭受迫害。全球文明的困境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挑战，在这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暴露无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创造了人类灾难史之最：病毒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全球。疫情不仅对数亿万人民的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而且直接剥夺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类灾难，全人类，特别是各国政府，本来应当紧密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危机，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各国公民的健康安全和正常生活。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却在现实中看到了令人痛心的现象：一些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相互信任，甚至就疫情责任进行相互指责;极端民族主义急剧上升，有些国家中甚至出现了排外情绪;一些大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采取抵触态度，国家保护主义强劲抬头;许多人开始质疑全球化进程，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势头急速提升;一些人对以民主、自由、平等、善治和分权等为表征的人类政治进步进程开始持怀疑态度，国家主义再度回升。

　　面对全球文明的威胁和挑战，人类自身必须有所作为，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应当承担起推进全球文明进步的责任。在推进全球文明的众多举措和努力中，改进全球治理有着特别的重要性。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国际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便是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理论思潮与实践活动的兴起。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防止和管控全球风险，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得人类自身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全人类已经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任何单个的民族国家，无论它如何的强大，已经完全不足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全球治理的兴起，既表明人类对自己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的觉醒，也表明人类为追求文明和谐与普遍繁荣所做的努力。

　　弘扬全球文明，就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人类文明在全球化时代所遇的挑战，不可能依靠个别国家的努力而得以解决，必须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依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方面，我们要乐观地看到，全球治理已经在推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秩序，增进人类普遍利益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例如全球治理的许多规则不合理，全球治理机构的权威性严重不足，全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众多的全球治理领域还缺乏有效的国际规制，主权国家之间缺乏足够的相互信任，联合国体系、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等。全球治理体系的这些不足，极大地阻碍了全球文明的推进。各国政府和人民应当强化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大力改进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能力，从而推进全球文明的进步。

　　弘扬全球文明，就要努力追求全球善治(good global governance)的理想目标。全球善治是全球所有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全球善治是国际秩序的最佳状态，它既是各国政府间的最佳合作，也是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最佳合作。正如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一样，全球善治则是全球治理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国际社会的进步方向。全球善治为全人类的治理设定了一个长远目标，可以使全球治理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证明，在全球化时代，地方文明与全球文明相辅相成，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休戚相关，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更需要人类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和合作是全球善治的基石。全球性的自然灾难和人道灾难一旦发生，孤立的国家利益往往便无从谈起。因此，追求全球善治，不仅是追求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追求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人类文明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难题。人类既需要通过不断的科技、经济和政治创新，将文明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也需要通过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将文明从地方、区域、族群和国家的层面，推向更高的全球层面。

　　本文系2021年4月6日，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应邀在厦门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全球文明与全球治理”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