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明治时代的“国退民进”-z6尊龙凯时集团

 　　“国退民进”对于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经济由此脱离官督商办，开始走上自由发展的新阶段，为私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

　　1893年秋天，维新政府公开拍卖富冈缫丝厂。这个当初总建设费将近20万日元的大型国有企业，最终被三井银行仅以12万日元的价格收购，其中还包括价值8万日元的原材料。奇怪的是，日本民众并不反对这种“贱卖国有资产”的做法。维新政府更是如释重负，因为政府一直为亏损的富冈巢丝厂提供巨额补贴。

　　这个亏损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后不久，就扭转困局，成为一个盈利企业。从国有企业到私有企业，从亏损到盈利，富冈巢丝厂的命运变迁，折射着明治时代日本工业化的道路，也为那些追赶型国家提供了经验。

　　维新政府掌握政权之后的第三年，就成立了工部省，目的是“劝奖百工”，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日本经济。可是，当时的执政者虽然艳羡欧美国家的工业化，但是并不清楚如何实现工业化。岩仓使团访问欧美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大久保利通，生于1830年9月26日—逝于1878年5月14日，原为武士，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政治家，号称“东洋的俾斯麦”。为了改革翻云覆雨，铁血无情，不论敌友，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只能是灰飞烟灭。他最后被民权志士刺杀身亡，但也成就了明治维新的成功。

　　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副使，大久保利通参观了英国的纺织厂和造船厂后写道，“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他看来，只有兴办制造业，才能物产丰富。尽管国家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兴办一些制造业，但速度太慢，效果不彰，“溯本求源，未尝不仰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

　　岩仓使节团归国后，正式成立内务省，大久保利通领导的内务省同大限重信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体制，从紧张的财政收入中挤出一大笔钱，在各地建立官营棉纺厂、水泥厂、玻璃厂等“模范工厂”。

　　政府发展的重点是缫丝和棉纺。因为从德川时期开始，缫丝和棉纺就是发展良好的本国工业。1868年，生丝的出口量约占日本出口总量的40%。其税额约占新政府当权第一年所征出口税的一半。然而，从1869年开始，一度因蚕瘟病暴发而衰退的欧洲养蚕业复苏，日本丝的需求急剧下降。维新政府官员认为，日本手工缫制粗糙不匀，生丝质量低劣，应该引进欧式机器，让出口生丝重新成为新政权生存至关紧要的外汇来源。

　　富冈缫丝厂就这样成为机器引进的受益者。年轻的维新政府总计投资20万日元建造楼房车间，引进最新式的机器设备，聘请富有经验的法国商人监督和指导生产。1872年6月，富冈缫丝厂开工，第一批蚕丝在里昂和米兰销路畅旺，甚至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了二等奖。

　　望着富冈缫丝厂烟囱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政府官员大为振奋，他们更加坚定了“暂时创办官立事业，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的决心。在十多年间，维新政府斥资6800万日元，开办了遍及造船、采矿、冶炼、建材和纺织等诸多领域的官营企业。这种官营企业散布在日本各地，包括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北海道也建立制糖厂、面粉厂、鱼类罐头厂等诸多“模范工厂”。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积极向上，野心勃勃的政府官员也得到了巨大满足。

　　但是，维新政府很快就懊恼起来。尽管政府投入那么多资金，却几乎没有什么官营企业能够盈利。

　　作为一座官营模范机械巢丝工厂，富冈巢丝厂问题成堆。从法国进口的生产机器虽然先进，但是政府派来的管理者对技术问题知之甚少，也没有管理工厂的经验。因为害怕东京的上司会听到关于他们无能的风声，他们禁止有抱负的企业家进入他们的工厂参观。

　　虽然富冈缫丝厂的生丝因质量上乘而闻名，但即使国家给予大笔补助，缫丝厂本身也没有盈利。到1875年，富冈缫丝厂亏空已达22万日元，比建立和装备该厂所花的费用还多。

　　事实上，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所有的官营企业几乎没有盈利的。十年间官办纺织厂总产量仅为100万磅纱，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规模。在北海道，十年间政府投入了1400多万日元办企业，却没有盈利，成为政府的莫大负担。

　　这是“国有企业”的典型病症。政府拥有企业管理权，可是官员不懂经营之道，盲目决策，而且热衷于中饱私囊。有报告指出，这些国有企业“根本不可能作为模范工厂。而且官设之厂必须遵从官衙之法规，故与我公司(民营企业)之工厂相比，人员多，因而冗费亦不少”，“业务常存几分威风，使人民畏忌与其接近”。结果，这些企业虽然有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依然缺乏竞争力，亏损严重。

　　诚如一位史学家所说：“自明治初年，渐行所谓奖励工业……(工部省)开拓矿山、制造机械和造船…不计利息，不计减损………产品不能销售之物，则自行标价，尽藏库中……故而穷于支付工资与购人材料，只能以补贴营业金的名义从大藏省申报领取。即或是矿山、造船等需用几十万元的官营事业也都是如此弊病。”

　　与暮气沉沉的官营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自发建立的私营企业蒸蒸日上。从事缫丝生产的民营企业家不像政府的决策人那样迷信昂贵的机械化和热衷建设，建设高楼，而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他们用木头楼房代替砖房，以泥为地，让当地的匠人设计木架子代替贵重的铁制机器，雇用村里的工匠建造水磨代替蒸汽机。这些技术改造非常成功，固定成本不到政府花在富冈缫丝厂每个工人身上的十分之一。此外，农村缫丝厂有良好的蚕茧作为货源，附近村庄的妇女又可以提供几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力。因此，尽管这些私营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但是极具竞争力，缫丝总产量远远超过官营企业。

　　1877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他所力推的官营工厂模式也开始陷入困境。因为政府再也拿不出钱来支持“模范工厂”，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陷人了困境。

　　知识分子最早对日本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质疑。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当时官方控制几乎所有领域的做法进行了激烈批评。他在1877年撰写的《分权论》中指责“有司专制”说：“你想要从事商业吗?如果不依靠政府，就难以获得生财的本钱。偶有要依靠政府者，但政府已独自先行一步。你想要开垦土地，想要开凿矿山吗?其结果都会如此。”

　　福沢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福泽谕吉抨击官营企业说：“对于那些过去是藩士族、今天是官员的人来说，从事工商业是他们的短处。另外，资本的自由远没有超越日本政府。那些拙于经商之人，掌握着巨额资本，指望其中没有挥霍浪费之事，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一点，从旧幕府末年至维新以来的实际可以看出来。”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西周也曾论述道：“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只在于能辨别裁断国民的公事诉讼及是非曲直。然而，在农工商之事上，政府总是处于其间，指手画脚这种做法，乃政治经济学之大忌………应予尽快废止。”

　　比这两位思想家更彻底的，是经济学家田口卯吉。田口卯吉被涩泽荣一誉为日本的“亚当·斯密”，他撰写的《自由贸易日本经济论》为日本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建立了体系。1879年他创办《东京经济杂志》，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批判政府的经济政策。

　　他说：“何谓劝业?是谓政府直接制造乎?此乃实际阻碍民间同种产业之兴起，决不能达到劝业之目的。”“政府之制造，已确实妨碍民间同种产业之兴起………应该中止劝奖保护之政策，使政府的事物限定在适当的领域之内……日本人民业已足以同外国人竞争，业已能够经营制造商业，何须政府自身为之?”

　　田口卯吉(1855～1905)日本明治时期的经济学者和历史学家，号鼎轩。

　　田口卯吉的主张遭到另一位经济评论家犬养毅的反对。1880年，记者出身的犬养毅创刊《东海经济新报》，提倡贸易保护政策，与田口卯吉的《东京经济杂志》对垒。犬养毅认为，日本产业尚未发达，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以公共经费兴办企业，“当今吾辈不仅不认为政府正为其不当为之事，而且期待政府应尽其当尽之”。

　　田口卯吉则认为，“世上往往有些政府崇拜论者，他们都觉得‘政府’这个词有很伟大的力量，以种种借口增加官营企业，其要义在于主张官营企业虽有垄断之弊，但其事业仍不应由民所有”。田口举例说，民办铁路比官办铁路运费便宜，邮递公司比驿传局更为便利，“垄断之可怕不在民业，而在官业”。

　　双方论战持续了一年多，吸引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和参与。当时的私营缫丝业者就曾投诉反映政府办的劝业场财大气粗，民间缫丝业者几乎被排挤出市场，“我县官府，为促进民众真正的兴产之力，不应使劝业场过于兴盛。为向外部夸耀劝业之盛，就应奖励人民之一般兴产，以图富裕之基。不期永久之实荣，只图一时之虚荣，难成劝业之盛也”。在棉纺业座谈会上，民营企业代表严厉地批评说，官营工厂“根本不可能作为模范工厂”“只表明棉花变成棉纱的过程，如此而已”。

　　这场论战不仅是思想理论的交锋，而且是日本当时两种政策思想对立的缩影，对以后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其实，当时政府里对于国有企业也有不同意见。一位主抓“殖产兴业”工作的工部省官员也认为，国有企业难以为继，“不如贷与人民，使其自由营业，那时方能收支两抵，事业日益扩大”。

　　不过总的来看，田口卯吉的观点得到了民间的支持，犬养毅的观点则得到了政府的赞赏。政府要人大限重信就很欣赏犬养毅，将其调入政府，担任统计院权少书记官。犬养毅从此步入政坛，后来曾担任首相。

　　维新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官营企业的缺陷。1880年在创建农商务省时就承认：“而(官方)自行开展事业，或贷与资金而直接干涉农商事业，或庇保数名农商，以其成效为他人模范，无形之中损害普通农商之利益。此类事态应一律避免。”

　　1880年11月5日，维新政府公布《工厂转让概则》，标志着“国退民进”的开始。财政专家松方正义担任参议兼大藏卿(财政部长)，主持政策调整工作。彼时日本纸币贬值，物价狂涨，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窘迫。松方正义果断地削减行政经费，原则上不再批准新的公共事业，同时出售政府企业。松方正义在一份建议书中写道，“政府不应在创办工商业上与人民竞争，因其永远不如受追逐私利的直接动机驱动的企业创办者精明和有远见。因此政府最好不要直接介入商业贸易，而是留给个人和企业去经营发展”。

　　在出售官营企业的过程中，当然也遭遇了阻力，尤其是那些被怀疑为“贱卖国有资产”的案例，激起了社会舆论的不满。1881年，北海道地方政府决定把政府官产作价39万日元，并以三十年无息偿还的优厚条件出售给“关西贸易商会”，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藩阀与政商相互勾结的强烈批判。结果酿成了“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限重信被赶下台，支持出售官产的北海道开拓使次官黑田清隆也从位子上被拉下来。

　　尽管有种种反对，到1889年宪法颁布之前，除兵工业外，官营企业、半官半民企业几乎全部被出售给民间。因为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官营企业与民争利的害处。

　　当政府出售富冈缫丝厂时，几乎没有什么社会阻力。“国退民进”对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经济由此脱离官督商办，开始走上自由发展的新阶段，为私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

　　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民间创办企业的热潮。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在日本列岛的所有城市、小镇和村庄涌现。在1884-1890年，日本的各种公司由702家增加到3092家，增长了4.4倍，资本额由1340万日元增加到18936万日元，增长了14.1倍。

　　这是日本民营企业家崛起的时代，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等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成为风云人物。他们收购亏损的国有企业，将其改造成为盈利企业，同时又建立了许多新工厂，开辟新兴产业。到19世纪90年代初，工厂烟囱向外冒烟，火车穿梭于城乡间，汽笛声响彻原野。这些信息告诉人们：这个国家正在向工业化飞速前进。

　　19世纪70年代，日本出口原材料，工业产品则严重依赖进口，其中大约一半为纺织品。三十年后，情况已经倒过来，20世纪初日本大量进口原材料，主要出口工业产品，尤其是棉纱和棉布。到19世纪末，私人纺织厂几乎昼夜不停，棉纱和棉布的产量超过了1.13亿千克，大约占日本制造业总产量的25%。

　　到20世纪初，日本已经成功跻身工业化国家行列。维新政府发展经济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富冈缫丝厂一直运行至1987年才停止生产，随后被改造成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2014年，在建成142年之后，这个承载着明治时代梦想的工厂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国退民进”对于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经济由此脱离官督商办，开始走上自由发展的新阶段，为私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

　　1893年秋天，维新政府公开拍卖富冈缫丝厂。这个当初总建设费将近20万日元的大型国有企业，最终被三井银行仅以12万日元的价格收购，其中还包括价值8万日元的原材料。奇怪的是，日本民众并不反对这种“贱卖国有资产”的做法。维新政府更是如释重负，因为政府一直为亏损的富冈巢丝厂提供巨额补贴。

　　这个亏损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后不久，就扭转困局，成为一个盈利企业。从国有企业到私有企业，从亏损到盈利，富冈巢丝厂的命运变迁，折射着明治时代日本工业化的道路，也为那些追赶型国家提供了经验。

　　维新政府掌握政权之后的第三年，就成立了工部省，目的是“劝奖百工”，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日本经济。可是，当时的执政者虽然艳羡欧美国家的工业化，但是并不清楚如何实现工业化。岩仓使团访问欧美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大久保利通，生于1830年9月26日—逝于1878年5月14日，原为武士，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政治家，号称“东洋的俾斯麦”。为了改革翻云覆雨，铁血无情，不论敌友，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只能是灰飞烟灭。他最后被民权志士刺杀身亡，但也成就了明治维新的成功。

　　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副使，大久保利通参观了英国的纺织厂和造船厂后写道，“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他看来，只有兴办制造业，才能物产丰富。尽管国家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兴办一些制造业，但速度太慢，效果不彰，“溯本求源，未尝不仰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

　　岩仓使节团归国后，正式成立内务省，大久保利通领导的内务省同大限重信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体制，从紧张的财政收入中挤出一大笔钱，在各地建立官营棉纺厂、水泥厂、玻璃厂等“模范工厂”。

　　政府发展的重点是缫丝和棉纺。因为从德川时期开始，缫丝和棉纺就是发展良好的本国工业。1868年，生丝的出口量约占日本出口总量的40%。其税额约占新政府当权第一年所征出口税的一半。然而，从1869年开始，一度因蚕瘟病暴发而衰退的欧洲养蚕业复苏，日本丝的需求急剧下降。维新政府官员认为，日本手工缫制粗糙不匀，生丝质量低劣，应该引进欧式机器，让出口生丝重新成为新政权生存至关紧要的外汇来源。

　　富冈缫丝厂就这样成为机器引进的受益者。年轻的维新政府总计投资20万日元建造楼房车间，引进最新式的机器设备，聘请富有经验的法国商人监督和指导生产。1872年6月，富冈缫丝厂开工，第一批蚕丝在里昂和米兰销路畅旺，甚至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了二等奖。

　　望着富冈缫丝厂烟囱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政府官员大为振奋，他们更加坚定了“暂时创办官立事业，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的决心。在十多年间，维新政府斥资6800万日元，开办了遍及造船、采矿、冶炼、建材和纺织等诸多领域的官营企业。这种官营企业散布在日本各地，包括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北海道也建立制糖厂、面粉厂、鱼类罐头厂等诸多“模范工厂”。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积极向上，野心勃勃的政府官员也得到了巨大满足。

　　但是，维新政府很快就懊恼起来。尽管政府投入那么多资金，却几乎没有什么官营企业能够盈利。

　　作为一座官营模范机械巢丝工厂，富冈巢丝厂问题成堆。从法国进口的生产机器虽然先进，但是政府派来的管理者对技术问题知之甚少，也没有管理工厂的经验。因为害怕东京的上司会听到关于他们无能的风声，他们禁止有抱负的企业家进入他们的工厂参观。

　　虽然富冈缫丝厂的生丝因质量上乘而闻名，但即使国家给予大笔补助，缫丝厂本身也没有盈利。到1875年，富冈缫丝厂亏空已达22万日元，比建立和装备该厂所花的费用还多。

　　事实上，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所有的官营企业几乎没有盈利的。十年间官办纺织厂总产量仅为100万磅纱，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规模。在北海道，十年间政府投入了1400多万日元办企业，却没有盈利，成为政府的莫大负担。

　　这是“国有企业”的典型病症。政府拥有企业管理权，可是官员不懂经营之道，盲目决策，而且热衷于中饱私囊。有报告指出，这些国有企业“根本不可能作为模范工厂。而且官设之厂必须遵从官衙之法规，故与我公司(民营企业)之工厂相比，人员多，因而冗费亦不少”，“业务常存几分威风，使人民畏忌与其接近”。结果，这些企业虽然有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依然缺乏竞争力，亏损严重。

　　诚如一位史学家所说：“自明治初年，渐行所谓奖励工业……(工部省)开拓矿山、制造机械和造船…不计利息，不计减损………产品不能销售之物，则自行标价，尽藏库中……故而穷于支付工资与购人材料，只能以补贴营业金的名义从大藏省申报领取。即或是矿山、造船等需用几十万元的官营事业也都是如此弊病。”

　　与暮气沉沉的官营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自发建立的私营企业蒸蒸日上。从事缫丝生产的民营企业家不像政府的决策人那样迷信昂贵的机械化和热衷建设，建设高楼，而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他们用木头楼房代替砖房，以泥为地，让当地的匠人设计木架子代替贵重的铁制机器，雇用村里的工匠建造水磨代替蒸汽机。这些技术改造非常成功，固定成本不到政府花在富冈缫丝厂每个工人身上的十分之一。此外，农村缫丝厂有良好的蚕茧作为货源，附近村庄的妇女又可以提供几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力。因此，尽管这些私营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但是极具竞争力，缫丝总产量远远超过官营企业。

　　1877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他所力推的官营工厂模式也开始陷入困境。因为政府再也拿不出钱来支持“模范工厂”，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陷人了困境。

　　知识分子最早对日本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质疑。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当时官方控制几乎所有领域的做法进行了激烈批评。他在1877年撰写的《分权论》中指责“有司专制”说：“你想要从事商业吗?如果不依靠政府，就难以获得生财的本钱。偶有要依靠政府者，但政府已独自先行一步。你想要开垦土地，想要开凿矿山吗?其结果都会如此。”

　　福沢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福泽谕吉抨击官营企业说：“对于那些过去是藩士族、今天是官员的人来说，从事工商业是他们的短处。另外，资本的自由远没有超越日本政府。那些拙于经商之人，掌握着巨额资本，指望其中没有挥霍浪费之事，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一点，从旧幕府末年至维新以来的实际可以看出来。”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西周也曾论述道：“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只在于能辨别裁断国民的公事诉讼及是非曲直。然而，在农工商之事上，政府总是处于其间，指手画脚这种做法，乃政治经济学之大忌………应予尽快废止。”

　　比这两位思想家更彻底的，是经济学家田口卯吉。田口卯吉被涩泽荣一誉为日本的“亚当·斯密”，他撰写的《自由贸易日本经济论》为日本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建立了体系。1879年他创办《东京经济杂志》，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批判政府的经济政策。

　　他说：“何谓劝业?是谓政府直接制造乎?此乃实际阻碍民间同种产业之兴起，决不能达到劝业之目的。”“政府之制造，已确实妨碍民间同种产业之兴起………应该中止劝奖保护之政策，使政府的事物限定在适当的领域之内……日本人民业已足以同外国人竞争，业已能够经营制造商业，何须政府自身为之?”

　　田口卯吉(1855～1905)日本明治时期的经济学者和历史学家，号鼎轩。

　　田口卯吉的主张遭到另一位经济评论家犬养毅的反对。1880年，记者出身的犬养毅创刊《东海经济新报》，提倡贸易保护政策，与田口卯吉的《东京经济杂志》对垒。犬养毅认为，日本产业尚未发达，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以公共经费兴办企业，“当今吾辈不仅不认为政府正为其不当为之事，而且期待政府应尽其当尽之”。

　　田口卯吉则认为，“世上往往有些政府崇拜论者，他们都觉得‘政府’这个词有很伟大的力量，以种种借口增加官营企业，其要义在于主张官营企业虽有垄断之弊，但其事业仍不应由民所有”。田口举例说，民办铁路比官办铁路运费便宜，邮递公司比驿传局更为便利，“垄断之可怕不在民业，而在官业”。

　　双方论战持续了一年多，吸引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和参与。当时的私营缫丝业者就曾投诉反映政府办的劝业场财大气粗，民间缫丝业者几乎被排挤出市场，“我县官府，为促进民众真正的兴产之力，不应使劝业场过于兴盛。为向外部夸耀劝业之盛，就应奖励人民之一般兴产，以图富裕之基。不期永久之实荣，只图一时之虚荣，难成劝业之盛也”。在棉纺业座谈会上，民营企业代表严厉地批评说，官营工厂“根本不可能作为模范工厂”“只表明棉花变成棉纱的过程，如此而已”。

　　这场论战不仅是思想理论的交锋，而且是日本当时两种政策思想对立的缩影，对以后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其实，当时政府里对于国有企业也有不同意见。一位主抓“殖产兴业”工作的工部省官员也认为，国有企业难以为继，“不如贷与人民，使其自由营业，那时方能收支两抵，事业日益扩大”。

　　不过总的来看，田口卯吉的观点得到了民间的支持，犬养毅的观点则得到了政府的赞赏。政府要人大限重信就很欣赏犬养毅，将其调入政府，担任统计院权少书记官。犬养毅从此步入政坛，后来曾担任首相。

　　维新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官营企业的缺陷。1880年在创建农商务省时就承认：“而(官方)自行开展事业，或贷与资金而直接干涉农商事业，或庇保数名农商，以其成效为他人模范，无形之中损害普通农商之利益。此类事态应一律避免。”

　　1880年11月5日，维新政府公布《工厂转让概则》，标志着“国退民进”的开始。财政专家松方正义担任参议兼大藏卿(财政部长)，主持政策调整工作。彼时日本纸币贬值，物价狂涨，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窘迫。松方正义果断地削减行政经费，原则上不再批准新的公共事业，同时出售政府企业。松方正义在一份建议书中写道，“政府不应在创办工商业上与人民竞争，因其永远不如受追逐私利的直接动机驱动的企业创办者精明和有远见。因此政府最好不要直接介入商业贸易，而是留给个人和企业去经营发展”。

　　在出售官营企业的过程中，当然也遭遇了阻力，尤其是那些被怀疑为“贱卖国有资产”的案例，激起了社会舆论的不满。1881年，北海道地方政府决定把政府官产作价39万日元，并以三十年无息偿还的优厚条件出售给“关西贸易商会”，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藩阀与政商相互勾结的强烈批判。结果酿成了“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限重信被赶下台，支持出售官产的北海道开拓使次官黑田清隆也从位子上被拉下来。

　　尽管有种种反对，到1889年宪法颁布之前，除兵工业外，官营企业、半官半民企业几乎全部被出售给民间。因为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官营企业与民争利的害处。

　　当政府出售富冈缫丝厂时，几乎没有什么社会阻力。“国退民进”对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经济由此脱离官督商办，开始走上自由发展的新阶段，为私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

　　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民间创办企业的热潮。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在日本列岛的所有城市、小镇和村庄涌现。在1884-1890年，日本的各种公司由702家增加到3092家，增长了4.4倍，资本额由1340万日元增加到18936万日元，增长了14.1倍。

　　这是日本民营企业家崛起的时代，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等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成为风云人物。他们收购亏损的国有企业，将其改造成为盈利企业，同时又建立了许多新工厂，开辟新兴产业。到19世纪90年代初，工厂烟囱向外冒烟，火车穿梭于城乡间，汽笛声响彻原野。这些信息告诉人们：这个国家正在向工业化飞速前进。

　　19世纪70年代，日本出口原材料，工业产品则严重依赖进口，其中大约一半为纺织品。三十年后，情况已经倒过来，20世纪初日本大量进口原材料，主要出口工业产品，尤其是棉纱和棉布。到19世纪末，私人纺织厂几乎昼夜不停，棉纱和棉布的产量超过了1.13亿千克，大约占日本制造业总产量的25%。

　　到20世纪初，日本已经成功跻身工业化国家行列。维新政府发展经济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富冈缫丝厂一直运行至1987年才停止生产，随后被改造成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2014年，在建成142年之后，这个承载着明治时代梦想的工厂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