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民主峰会”：西方自保的“新铁幕”正在落下-z6尊龙凯时集团

　　全球媒体近期关注的两大热点是“全球民主峰会”，以及滥觞于南非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毒株。12月8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会上表示，奥密克戎所产生的确切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那么，美国拜登政府全力张罗(manipulate)的“全球民主峰会”，对于地球又意味着什么呢?笔者的判断是：它可能意味着新西方主义的铁幕正徐徐落下。

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9日正式召开，超过100名世界各地领导人透过视频与会

　　刻意强化价值观差异无益和平与发展

　　所谓新西方主义，是大西洋主义的升级版。它以跨大西洋联盟为基础，联合其他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加上圈外的盟国、伙伴国，并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以便在不同议题上构建排他性的“议题俱乐部”(“新西方俱乐部”)，从而孤立、限制、制裁新东方国家，重点是中国与俄罗斯，也涉及其他西方不待见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塞尔维亚、匈牙利、委内瑞拉、朝鲜、叙利亚、柬埔寨等等。

　　“全球民主峰会”的主要特征是：“价值”为号，美国操刀;拉帮结派，制造对抗。

　　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类很难完全摆脱价值观，但刻意强化价值观的差异，则难免导致摩擦乃至对抗。一部人类历史，固然冲突多多，但整体而言，依然是合作多于冲突。因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才有可能。政治价值观更是如此。政体的选择，通常是内生者才具有生命力，对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外力强行嫁接的价值观与政体，很容易导致国家的失序与混乱，很难为国民带来稳定的利益与福祉。

　　在人类的价值观链条中，幸福位居顶端。实现幸福有多种形式，民主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之一。美国是二战后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是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头号力量。但这不意味着美国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具有普世性，能给所有国家的国民以幸福。广大的中小国家并不谋求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便是数量有限的大国也未必追求最强国家与世界领导者地位。这些国家更在意国民的幸福。

　　美式民主固然是美国强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参考价值有限。它们有自己推崇的政治价值观，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因此，美国自命为“全球价值法官”对世界各国进行他我二分的做法，不仅难以服众，而且容易引发争议与对抗。这无疑是在分裂世界、制造冲突，是对全球化的反动，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基督教价值观与“美洲合众国”的野心和自信

　　拜登政府主刀操办“民主峰会”，表面上与民主党偏好的政治价值高度相关。深层原因则是在凸显基督教价值观：它把世界上的人分为教徒与异教徒两类，认为教徒是上帝的选民，有责任与义务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世界，其途径是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同化甚至消灭异教徒。这是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人在全世界干的事。

　　清教徒把这种理念与做法带到了新大陆(the new world)，期望在此建立起有别于旧大陆(the old world)的“美洲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经过二百年的努力，囊括南北美洲的合众国虽然没有建成，位于北美洲中部的美国依然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并通过两次大战成为世界领导国。它按照自己的意愿，联合欧洲，吸收其他地区，构建起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使得美国坚信，自己确实是“山巅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人民幸福、国家强大。因此，有必要在全球推广美国的一切，特别是美式价值观与民主制度。卡特政府明确将“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并尽力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以便美国在硬实力相对衰弱的背景下，继续充当世界领导者。

　　冷战的胜利，使美国人越发相信自己的软实力特别是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小布什政府力推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反恐战争、颜色革命是其典型表现。问题在于，这种外交方略并未能阻止美国的相对衰弱，其巨大的成本与引发的反弹甚至加剧了美国的衰弱。贫富差距的扩大、中产阶级的被剥夺感使得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抬头，从而为特朗普主义的出现奠定了民意基础。这是“不靠谱的特朗普”虽然输掉了2020年总统大选，却获得创纪录的败选者选票的深层原因。

　　不争的事实是：主观愿望与客观实力决定了美国已经从“世界领导者”演化为“世界协调员”。美国已经难以“兜底”重大国际事务，只能实行全球战略收缩，其方式是：强化在重点地区的投入、选择性介入国际事务、让盟友与伙伴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特朗普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贯彻这种收缩，拜登则希望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贯彻这一方略。因此，“以一定的借口重拾价值观外交”就成了一个便利的选择。

　　“把自己的私利包装为漂亮的辞藻”

　　对美国而言“不幸”的是，世界进入了新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使得相互依存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特征，也使得美国的经济力量不再是压倒性的一枝独秀。拜登难以采取杜鲁门的进攻型围堵战略，只能转而采取防御型的“自筑藩篱、强化对抗”的方式，以应对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力主全球化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匈牙利等让美国“头疼”的国家。但单纯以“维持美国领导地位”为名分构筑经济藩篱的做法缺乏正当性与吸引力，“对抗极权、打击腐败以及促进尊重人权”因而成为其“价值观外交”的便利工具。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廉洁等价值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这不能由美国充当裁判员。既往的历史经验表明，美国经常选择性推行价值观外交，主要针对与自己关系不够密切的国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普遍的看法是，“把自己的私利包装为漂亮的辞藻”是美国的拿手好戏之一。欧美媒体对全球话语权的把控，为美国联合欧洲、欧盟、五眼联盟、盟国与伙伴国实施价值观外交提供了舆论空间。因此，“民主峰会”成了国际媒体关注的一大热点。

　　问题在于，在没有世界大战危险的时代，国家更为关注经济发展，而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量的最大贡献者，是120多个国家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使得大部分国家难以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呼应美国，并在中美之间二选一。如果没有重大变故，包括欧盟、东盟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至少会在相当时间内坚持“经济归经济、安全归安全”的对冲策略。

　　因此，美国虽然依据自己的偏好“圈定”了110个国家与地区参加“民主峰会”。但这些国家很难全心参与美国操办的“民主大合唱”，而只是将之当作美国举办的一场临时政治派对。派对过后，大部分国家依然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特别是在经贸与文化交流方面。

　　不过，这场政治派对也具有潜在价值，它表明美国已经从一个信心十足、持开放心态的“独步天下”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需要为自己构筑政治安全经济文化防护栏、与他国竞争中事事强调对等性(reciprocity)的“普通”大国。构建经济、文化防护栏应者寥寥且收效迟缓，只能发力安全与政治领域。安全领域乃有澳英美同盟(aukus)的诞生，政治领域则是“民主峰会”的出笼。

　　总之，美国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也缺乏国内的共识领导国际秩序的调整，更难以逆转全球化进程，只能躬身回缩，勉力构筑一个新的政治铁幕以保护自己。铁幕之内，美国位居中心，第一圈层是五眼联盟成员国，第二圈层是盟国，第三圈层是紧密伙伴国，第四圈层是一般伙伴国。美国希望以此打击不属于这个圈层体系的诸多国家。但这是一个具有等级制特征的、松散的新西方国家体系，其主要作用是保护美国及其关键盟友的利益，客观上则是在分化世界、制造对抗。

　　全球媒体近期关注的两大热点是“全球民主峰会”，以及滥觞于南非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毒株。12月8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会上表示，奥密克戎所产生的确切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那么，美国拜登政府全力张罗(manipulate)的“全球民主峰会”，对于地球又意味着什么呢?笔者的判断是：它可能意味着新西方主义的铁幕正徐徐落下。

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9日正式召开，超过100名世界各地领导人透过视频与会

　　刻意强化价值观差异无益和平与发展

　　所谓新西方主义，是大西洋主义的升级版。它以跨大西洋联盟为基础，联合其他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加上圈外的盟国、伙伴国，并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以便在不同议题上构建排他性的“议题俱乐部”(“新西方俱乐部”)，从而孤立、限制、制裁新东方国家，重点是中国与俄罗斯，也涉及其他西方不待见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塞尔维亚、匈牙利、委内瑞拉、朝鲜、叙利亚、柬埔寨等等。

　　“全球民主峰会”的主要特征是：“价值”为号，美国操刀;拉帮结派，制造对抗。

　　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类很难完全摆脱价值观，但刻意强化价值观的差异，则难免导致摩擦乃至对抗。一部人类历史，固然冲突多多，但整体而言，依然是合作多于冲突。因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才有可能。政治价值观更是如此。政体的选择，通常是内生者才具有生命力，对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外力强行嫁接的价值观与政体，很容易导致国家的失序与混乱，很难为国民带来稳定的利益与福祉。

　　在人类的价值观链条中，幸福位居顶端。实现幸福有多种形式，民主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之一。美国是二战后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是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头号力量。但这不意味着美国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具有普世性，能给所有国家的国民以幸福。广大的中小国家并不谋求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便是数量有限的大国也未必追求最强国家与世界领导者地位。这些国家更在意国民的幸福。

　　美式民主固然是美国强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参考价值有限。它们有自己推崇的政治价值观，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因此，美国自命为“全球价值法官”对世界各国进行他我二分的做法，不仅难以服众，而且容易引发争议与对抗。这无疑是在分裂世界、制造冲突，是对全球化的反动，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基督教价值观与“美洲合众国”的野心和自信

　　拜登政府主刀操办“民主峰会”，表面上与民主党偏好的政治价值高度相关。深层原因则是在凸显基督教价值观：它把世界上的人分为教徒与异教徒两类，认为教徒是上帝的选民，有责任与义务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世界，其途径是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同化甚至消灭异教徒。这是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人在全世界干的事。

　　清教徒把这种理念与做法带到了新大陆(the new world)，期望在此建立起有别于旧大陆(the old world)的“美洲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经过二百年的努力，囊括南北美洲的合众国虽然没有建成，位于北美洲中部的美国依然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并通过两次大战成为世界领导国。它按照自己的意愿，联合欧洲，吸收其他地区，构建起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使得美国坚信，自己确实是“山巅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人民幸福、国家强大。因此，有必要在全球推广美国的一切，特别是美式价值观与民主制度。卡特政府明确将“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并尽力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以便美国在硬实力相对衰弱的背景下，继续充当世界领导者。

　　冷战的胜利，使美国人越发相信自己的软实力特别是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小布什政府力推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反恐战争、颜色革命是其典型表现。问题在于，这种外交方略并未能阻止美国的相对衰弱，其巨大的成本与引发的反弹甚至加剧了美国的衰弱。贫富差距的扩大、中产阶级的被剥夺感使得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抬头，从而为特朗普主义的出现奠定了民意基础。这是“不靠谱的特朗普”虽然输掉了2020年总统大选，却获得创纪录的败选者选票的深层原因。

　　不争的事实是：主观愿望与客观实力决定了美国已经从“世界领导者”演化为“世界协调员”。美国已经难以“兜底”重大国际事务，只能实行全球战略收缩，其方式是：强化在重点地区的投入、选择性介入国际事务、让盟友与伙伴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特朗普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贯彻这种收缩，拜登则希望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贯彻这一方略。因此，“以一定的借口重拾价值观外交”就成了一个便利的选择。

　　“把自己的私利包装为漂亮的辞藻”

　　对美国而言“不幸”的是，世界进入了新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使得相互依存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特征，也使得美国的经济力量不再是压倒性的一枝独秀。拜登难以采取杜鲁门的进攻型围堵战略，只能转而采取防御型的“自筑藩篱、强化对抗”的方式，以应对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力主全球化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匈牙利等让美国“头疼”的国家。但单纯以“维持美国领导地位”为名分构筑经济藩篱的做法缺乏正当性与吸引力，“对抗极权、打击腐败以及促进尊重人权”因而成为其“价值观外交”的便利工具。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廉洁等价值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这不能由美国充当裁判员。既往的历史经验表明，美国经常选择性推行价值观外交，主要针对与自己关系不够密切的国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普遍的看法是，“把自己的私利包装为漂亮的辞藻”是美国的拿手好戏之一。欧美媒体对全球话语权的把控，为美国联合欧洲、欧盟、五眼联盟、盟国与伙伴国实施价值观外交提供了舆论空间。因此，“民主峰会”成了国际媒体关注的一大热点。

　　问题在于，在没有世界大战危险的时代，国家更为关注经济发展，而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量的最大贡献者，是120多个国家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使得大部分国家难以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呼应美国，并在中美之间二选一。如果没有重大变故，包括欧盟、东盟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至少会在相当时间内坚持“经济归经济、安全归安全”的对冲策略。

　　因此，美国虽然依据自己的偏好“圈定”了110个国家与地区参加“民主峰会”。但这些国家很难全心参与美国操办的“民主大合唱”，而只是将之当作美国举办的一场临时政治派对。派对过后，大部分国家依然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特别是在经贸与文化交流方面。

　　不过，这场政治派对也具有潜在价值，它表明美国已经从一个信心十足、持开放心态的“独步天下”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需要为自己构筑政治安全经济文化防护栏、与他国竞争中事事强调对等性(reciprocity)的“普通”大国。构建经济、文化防护栏应者寥寥且收效迟缓，只能发力安全与政治领域。安全领域乃有澳英美同盟(aukus)的诞生，政治领域则是“民主峰会”的出笼。

　　总之，美国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也缺乏国内的共识领导国际秩序的调整，更难以逆转全球化进程，只能躬身回缩，勉力构筑一个新的政治铁幕以保护自己。铁幕之内，美国位居中心，第一圈层是五眼联盟成员国，第二圈层是盟国，第三圈层是紧密伙伴国，第四圈层是一般伙伴国。美国希望以此打击不属于这个圈层体系的诸多国家。但这是一个具有等级制特征的、松散的新西方国家体系，其主要作用是保护美国及其关键盟友的利益，客观上则是在分化世界、制造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