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红：美国隐秘的等级制-z6尊龙凯时集团

　　认识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对于理解当今美国的国家行为及其背后的意图至关重要。美国以其短短数百年的国家历程，在全球建立起强大的经济与文化霸权，是其独特的地缘、制度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其建国之初的社会与文化基因在历史长河中结构化呈现的结果。这些历史基因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优越、新教伦理的文化傲慢、自由经济的资本逻辑等。

　　历史学家常常会提醒人们，美国今天的地位是建立在极其不堪的国内种族关系之上的，其在自己的种族历史上有着斑斑劣迹。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对黑人的奴役与隔离、对华人的排华运动、对犹太人的反犹主义以及对拉美裔移民的种种排斥，可以折射出美国文化中基于种族区隔的深层结构。这是一种等级制的结构，它以白人中心主义为价值基础，构建了一种贯穿美国国家成长历史的、持久而深刻的种族、文化、阶层歧视。

　　由极端到常态的转换

　　根据美国印第安国家博物馆的资料，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生活在北美地区的印第安部族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从500万骤减到25万。印第安人近乎种族灭绝的历史性创伤，要追溯到其被迫卷入英法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更要归咎于美国政府在19世纪以国家名义推行的驱逐与屠杀政策。回顾西方在北美殖民扩张的400年历史，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上充满着美国无法掩饰和否认的种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罪行。

　　一个外来的白人族群，为何要对土著族群如此下手?原因既简单又残酷。

　　在经济上，白人觊觎印第安人手中的大片土地。美国于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以后，开始着手向西开疆拓土，也开始了大规模屠杀和向西驱逐印第安人。土地和资源是维系政权的物质基础，在拓展美国疆界上，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一位有过迟疑。

　　在政治上，白人要巩固联邦政府的排他性主权地位。美国建国之初曾承认印第安部族有独立的主权政府及相应的治理体系，印第安人和美国政府的《拉勒米堡条约》也不是在联邦框架内订立的。但是，通过对印第安部族的抵抗力量进行灭绝，并将剩余部分驱逐到偏远贫瘠的保留地，美国政府最终消灭了印第安部族对联邦政权的“分离主义威胁”。

　　在文化上，则是确立白人文化优势地位的需要。美国早期领导人认为自成体系的印第安部族文化对于“美国主义”的纯洁性和神圣性是有害的。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文化清洗是一种比屠杀和驱逐要持久得多的系统性国家行动。

　　19世纪30年代起，在杰克逊政府《印第安人驱逐法案》的授权下，美国联邦正规军在民兵的配合下发动了1000多次规模不同的军事行动。到19世纪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灭绝印第安抵抗力量和驱逐印第安人到保留地的任务，极端的种族清洗行动基本结束。由于驱逐和屠杀政策的正当性受到了严重质疑，一些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试图用“印第安人战争”等中性概念来掩盖白人对原住民发动的漫长而血腥的种族灭绝行动。

　　当印第安人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降至可以忽略不计时，美国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镀金时代”(1865~1913年)。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但在白人眼中，能提供劳动力的新兴社会力量可能威胁其优势地位和血统纯洁性，于是，统治精英开始着手解决新的族群问题。一是对付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黑人。美国内战结束后，黑人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但白人迅速设计了所谓“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二是对付大量流入的海外移民。移民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但美国国会又通过严格的移民配额和归化政策控制人口构成、打压移民。在此背景下，一种以白人优越论为基础的种族歧视全面成形，并且不断固化和深化，成为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常态。

　　两种种族歧视

　　种族灭绝淡出美国历史后，美国种族关系的重心落在了白人与全体有色人种的关系上。针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历史地形成了显性与隐性两种形态，深深地嵌入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经济活动与社会文化之中。

　　显性形态的种族歧视具有突出的政治与经济性质，体现为有色人种群体与白人群体在权利、地位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一方面，有色人种群体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长期被否决、无视或压制。印第安人是在种族近乎灭绝之后才经由1924年的《印第安人公民法案》得到了公民权，但至今仍是美国社会中“看不见的群体”;黑人群体的悲惨经历举世皆知，从被贩卖、被奴役到被隔离，他们的命运被白人主导和决定，而从废奴运动到黑人民权运动的百年抗争则证明了黑人从人身自由到政治平等还存在遥远的距离;华人群体一踏上北美土地就被污名化，被一部《排华法案》剥夺了基本人权，被塑造成了“永远的外国人”;日裔美国人曾因种族原因在二战期间被质疑对美国的忠诚，面临被愤怒的美国民众私刑处决的危险，他们中的12万人在1942年被关进了美国西海岸的集中营;犹太人的处境也十分恶劣，除极少数犹太精英勉强被白人社会接受外，绝大多数普通犹太人遭受了反犹太主义的种种压迫，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失去了许多权利。历史上，哈佛等美国私立大学还曾用定额政策大幅度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

　　另一方面，有色人种在卫生、司法、就业、住房和教育等问题上都遭受到美国公私部门的歧视性对待。虽然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后，美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宣布种族歧视行为违法，但是侵犯民权的歧视仍然无处不在。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0~2018年的统计数据，非洲裔全职工作者的平均周薪要比白人低近30%，拉美裔则比白人低近40%。在司法公正方面，根据美国量刑委员会的研究，针对同样的罪行，非洲裔男性罪犯的刑期平均比白人男性罪犯高9.1%。更有社会学家指出，联邦监狱里18~25岁的黑人男性比大学里要多得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的感染率和病亡率都要远高于白人群体，这背后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显而易见。

　　隐性形态的种族歧视表现为白人文化霸权和价值观灌输，是白人文化对其他族群历史文化、民族传统的侵蚀。

　　在民族国家构建和“美国主义”认同的国家逻辑下，本土的印第安人、黑人不断被制度性同化，外来的各族群移民则被强制性归化。为了同化印第安人，美国政府推行美国化教育，设立针对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寄宿学校、保留地外寄宿学校、劳务培训学校等。社会同化论者宣称黑人行为的“劣等性”源自炎热的气候、落后的文化和贫穷，不断要求他们汲取白人文化，以白人成功者为效仿目标。对于移民群体，白人保守派坚持美国化的归化标准，要求他们接受美国信念，接纳美国文化，放弃对其原籍国家及其文化与价值观的忠诚，意图以政治性的美利坚民族认同来消灭移民的民族记忆与历史文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些反歧视的法律，美国社会也逐渐形成了一套所谓政治正确的价值标准，显性种族歧视不断受到质疑、批判和修正，但是，隐性种族歧视却常常被忽视，因为它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与政治之中，已成为美国文化的基本构成。

　　左右两手

　　美国是一个矛盾的国家，它在形式上是多种族、多文化汇聚而成的移民国家，在实质上却是单一族群掌控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白人国家。由于支撑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并不是超越种族的文化与价值，而仅仅是白人文化与价值，因此，所谓美国是一个种族“大熔炉”的说法，其意图不过是将有色人种的多元文化熔于白人文化之中。事实上，美国在建国之初只将公民身份赋予“自由的白人”时，白人优越论的观念就已经确立了，即使内战改变了美国的宪法，也改变不了白种人是优等种族这一观念。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社会出现了白人中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共存的现象，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一方面，白人中心主义为美国的国家构建奠定了意识形态基调。

　　建国之初，白人统治精英即着手将白人价值观和白人文化注入美国公民身份之中，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各种路径(学校、教会、政党、传媒)对有色人种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这就造成了对少数族群文化与价值的压制和排斥，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管控。

　　在意识形态塑造上，白人新教主义被认为是美国国家信条和政治实践的源头。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海姆指出，19世纪的美国，“世俗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公共的、普世的泛新教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美国信条”以一种圣经使徒式的语言，成为美国中小学校公民教育的内容，背诵“美国信条”是美国学生每日清晨必须完成的宗教式训练。而在意识形态教化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美国社会中居主宰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这个白人精英集团以捍卫美国的白人属性为己任，积极参与政治，尤其支持美国共和党，他们将白人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通过政党活动输出到政治文化当中，强迫或诱导其他族群接受新教文化。

　　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是选举政治的一种需要、社会管控的一种手段、纾解社会矛盾的一个渠道。

　　美国精英阶层很清楚，种族不平等引发种族矛盾激化不利于白人统治利益的实现，因此他们需要变革社会管控手段。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社会的人口结构、思想潮流、阶级关系与族群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对有色人种的种族隔离失去了合法性，主张保护文化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成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积极推动者。然而，他们无意从根本上改变白人与有色人种的种族等级关系。

　　其支持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动机，一方面是出于选举政治的功利性需要——随着移民、黑人等少数族群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争取到他们的选票就会在政党竞争中增加砝码;另一方面是更新社会管控机制的需要——多元文化主义可以为累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种族矛盾)提供宣泄渠道，为政府提供回旋余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包装下，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得以绕开反种族歧视的法律法规，以“维护文化差别性”的名义掩盖其种族歧视的实质。

　　白人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治理实践，是美国统治阶层维护政治秩序的两手举措，左手是思想与文化管制，右手是社会与政治疏导，二者相互配合，巩固了白人主导、有色人种从属的社会等级秩序。

　　痼疾的根源

　　经过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和新教伦理的层层叠加，一种强大而不可见的等级制度深入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核心之处。

　　种族主义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横向划分，它以各族群的生理特征区分等级优劣，为种族歧视提供“合理性”辩护。

　　美国历史学家内尔·佩恩特认为：“美国人痴迷于种族，就像文盲痴迷于迷信。”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后，就着手构建一套以种族标准区分优劣的等级论述，以利于在维护和保卫白人特权与利益的同时，剥削、掠夺被视为劣等民族的利益。这套论述最终发展成了“白人优越论”。

　　精英理论则对美国社会进行了纵向划分，它以财富和特权为标准，制造了基于阶级差异的等级制度。

　　美国是典型的精英社会和资本社会，白人精英阶层最先获益且获益最多，资本逐利则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底层民众的向上通道始终存在“玻璃天花板”。对于少数族裔群体而言，向上流动更是困难重重，他们必须面对结构性种族歧视与整体贫困、绝对贫困的深度交织。根据1993年各族裔平均家庭收入的对比数据，黑人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白人家庭的55%。根据2016年的家庭收入数据，如果财富差距维持当前的发展速度，黑人家庭需要228年才能积累到白人家庭现在拥有的财富，拉美裔家庭要再过84年才能达到平均水平。

　　更深层的，是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对美国社会的内外切割，它以信仰为界线，将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区别对待。

　　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认为，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美国这样，政治和宗教在制度方面分离得如此彻底，但在思想和符号方面又结合得如此紧密。美国被认为是“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存在于美国土地上的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灵魂就是新教。当英国清教徒到达美洲的时候，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未开垦之地，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上帝旨意，因而将一切后来的宗教视为威胁，称为异教。新教追求宗教伦理与政治价值的一致性，把自己装扮成一种“民主的、共和的宗教”，以其宗教教条的模糊性去吸引犹太移民和天主教移民，同时贬斥其他有着严格教条、仪轨的宗教，从而将信仰差异进行等级区分，划下了一条无形但强有力的我们与他者的界线。

　　美国的社会矛盾根源于其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和新教伦理共同建构的隐性等级制度，并反映了其深深的文化不平等的基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认识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对于理解当今美国的国家行为及其背后的意图至关重要。美国以其短短数百年的国家历程，在全球建立起强大的经济与文化霸权，是其独特的地缘、制度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其建国之初的社会与文化基因在历史长河中结构化呈现的结果。这些历史基因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优越、新教伦理的文化傲慢、自由经济的资本逻辑等。

　　历史学家常常会提醒人们，美国今天的地位是建立在极其不堪的国内种族关系之上的，其在自己的种族历史上有着斑斑劣迹。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对黑人的奴役与隔离、对华人的排华运动、对犹太人的反犹主义以及对拉美裔移民的种种排斥，可以折射出美国文化中基于种族区隔的深层结构。这是一种等级制的结构，它以白人中心主义为价值基础，构建了一种贯穿美国国家成长历史的、持久而深刻的种族、文化、阶层歧视。

　　由极端到常态的转换

　　根据美国印第安国家博物馆的资料，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生活在北美地区的印第安部族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从500万骤减到25万。印第安人近乎种族灭绝的历史性创伤，要追溯到其被迫卷入英法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更要归咎于美国政府在19世纪以国家名义推行的驱逐与屠杀政策。回顾西方在北美殖民扩张的400年历史，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上充满着美国无法掩饰和否认的种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罪行。

　　一个外来的白人族群，为何要对土著族群如此下手?原因既简单又残酷。

　　在经济上，白人觊觎印第安人手中的大片土地。美国于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以后，开始着手向西开疆拓土，也开始了大规模屠杀和向西驱逐印第安人。土地和资源是维系政权的物质基础，在拓展美国疆界上，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一位有过迟疑。

　　在政治上，白人要巩固联邦政府的排他性主权地位。美国建国之初曾承认印第安部族有独立的主权政府及相应的治理体系，印第安人和美国政府的《拉勒米堡条约》也不是在联邦框架内订立的。但是，通过对印第安部族的抵抗力量进行灭绝，并将剩余部分驱逐到偏远贫瘠的保留地，美国政府最终消灭了印第安部族对联邦政权的“分离主义威胁”。

　　在文化上，则是确立白人文化优势地位的需要。美国早期领导人认为自成体系的印第安部族文化对于“美国主义”的纯洁性和神圣性是有害的。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文化清洗是一种比屠杀和驱逐要持久得多的系统性国家行动。

　　19世纪30年代起，在杰克逊政府《印第安人驱逐法案》的授权下，美国联邦正规军在民兵的配合下发动了1000多次规模不同的军事行动。到19世纪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灭绝印第安抵抗力量和驱逐印第安人到保留地的任务，极端的种族清洗行动基本结束。由于驱逐和屠杀政策的正当性受到了严重质疑，一些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试图用“印第安人战争”等中性概念来掩盖白人对原住民发动的漫长而血腥的种族灭绝行动。

　　当印第安人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降至可以忽略不计时，美国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镀金时代”(1865~1913年)。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但在白人眼中，能提供劳动力的新兴社会力量可能威胁其优势地位和血统纯洁性，于是，统治精英开始着手解决新的族群问题。一是对付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黑人。美国内战结束后，黑人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但白人迅速设计了所谓“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二是对付大量流入的海外移民。移民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但美国国会又通过严格的移民配额和归化政策控制人口构成、打压移民。在此背景下，一种以白人优越论为基础的种族歧视全面成形，并且不断固化和深化，成为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常态。

　　两种种族歧视

　　种族灭绝淡出美国历史后，美国种族关系的重心落在了白人与全体有色人种的关系上。针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历史地形成了显性与隐性两种形态，深深地嵌入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经济活动与社会文化之中。

　　显性形态的种族歧视具有突出的政治与经济性质，体现为有色人种群体与白人群体在权利、地位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一方面，有色人种群体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长期被否决、无视或压制。印第安人是在种族近乎灭绝之后才经由1924年的《印第安人公民法案》得到了公民权，但至今仍是美国社会中“看不见的群体”;黑人群体的悲惨经历举世皆知，从被贩卖、被奴役到被隔离，他们的命运被白人主导和决定，而从废奴运动到黑人民权运动的百年抗争则证明了黑人从人身自由到政治平等还存在遥远的距离;华人群体一踏上北美土地就被污名化，被一部《排华法案》剥夺了基本人权，被塑造成了“永远的外国人”;日裔美国人曾因种族原因在二战期间被质疑对美国的忠诚，面临被愤怒的美国民众私刑处决的危险，他们中的12万人在1942年被关进了美国西海岸的集中营;犹太人的处境也十分恶劣，除极少数犹太精英勉强被白人社会接受外，绝大多数普通犹太人遭受了反犹太主义的种种压迫，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失去了许多权利。历史上，哈佛等美国私立大学还曾用定额政策大幅度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

　　另一方面，有色人种在卫生、司法、就业、住房和教育等问题上都遭受到美国公私部门的歧视性对待。虽然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后，美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宣布种族歧视行为违法，但是侵犯民权的歧视仍然无处不在。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0~2018年的统计数据，非洲裔全职工作者的平均周薪要比白人低近30%，拉美裔则比白人低近40%。在司法公正方面，根据美国量刑委员会的研究，针对同样的罪行，非洲裔男性罪犯的刑期平均比白人男性罪犯高9.1%。更有社会学家指出，联邦监狱里18~25岁的黑人男性比大学里要多得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的感染率和病亡率都要远高于白人群体，这背后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显而易见。

　　隐性形态的种族歧视表现为白人文化霸权和价值观灌输，是白人文化对其他族群历史文化、民族传统的侵蚀。

　　在民族国家构建和“美国主义”认同的国家逻辑下，本土的印第安人、黑人不断被制度性同化，外来的各族群移民则被强制性归化。为了同化印第安人，美国政府推行美国化教育，设立针对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寄宿学校、保留地外寄宿学校、劳务培训学校等。社会同化论者宣称黑人行为的“劣等性”源自炎热的气候、落后的文化和贫穷，不断要求他们汲取白人文化，以白人成功者为效仿目标。对于移民群体，白人保守派坚持美国化的归化标准，要求他们接受美国信念，接纳美国文化，放弃对其原籍国家及其文化与价值观的忠诚，意图以政治性的美利坚民族认同来消灭移民的民族记忆与历史文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些反歧视的法律，美国社会也逐渐形成了一套所谓政治正确的价值标准，显性种族歧视不断受到质疑、批判和修正，但是，隐性种族歧视却常常被忽视，因为它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与政治之中，已成为美国文化的基本构成。

　　左右两手

　　美国是一个矛盾的国家，它在形式上是多种族、多文化汇聚而成的移民国家，在实质上却是单一族群掌控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白人国家。由于支撑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并不是超越种族的文化与价值，而仅仅是白人文化与价值，因此，所谓美国是一个种族“大熔炉”的说法，其意图不过是将有色人种的多元文化熔于白人文化之中。事实上，美国在建国之初只将公民身份赋予“自由的白人”时，白人优越论的观念就已经确立了，即使内战改变了美国的宪法，也改变不了白种人是优等种族这一观念。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社会出现了白人中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共存的现象，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一方面，白人中心主义为美国的国家构建奠定了意识形态基调。

　　建国之初，白人统治精英即着手将白人价值观和白人文化注入美国公民身份之中，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各种路径(学校、教会、政党、传媒)对有色人种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这就造成了对少数族群文化与价值的压制和排斥，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管控。

　　在意识形态塑造上，白人新教主义被认为是美国国家信条和政治实践的源头。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海姆指出，19世纪的美国，“世俗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公共的、普世的泛新教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美国信条”以一种圣经使徒式的语言，成为美国中小学校公民教育的内容，背诵“美国信条”是美国学生每日清晨必须完成的宗教式训练。而在意识形态教化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美国社会中居主宰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这个白人精英集团以捍卫美国的白人属性为己任，积极参与政治，尤其支持美国共和党，他们将白人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通过政党活动输出到政治文化当中，强迫或诱导其他族群接受新教文化。

　　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是选举政治的一种需要、社会管控的一种手段、纾解社会矛盾的一个渠道。

　　美国精英阶层很清楚，种族不平等引发种族矛盾激化不利于白人统治利益的实现，因此他们需要变革社会管控手段。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社会的人口结构、思想潮流、阶级关系与族群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对有色人种的种族隔离失去了合法性，主张保护文化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成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积极推动者。然而，他们无意从根本上改变白人与有色人种的种族等级关系。

　　其支持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动机，一方面是出于选举政治的功利性需要——随着移民、黑人等少数族群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争取到他们的选票就会在政党竞争中增加砝码;另一方面是更新社会管控机制的需要——多元文化主义可以为累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种族矛盾)提供宣泄渠道，为政府提供回旋余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包装下，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得以绕开反种族歧视的法律法规，以“维护文化差别性”的名义掩盖其种族歧视的实质。

　　白人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治理实践，是美国统治阶层维护政治秩序的两手举措，左手是思想与文化管制，右手是社会与政治疏导，二者相互配合，巩固了白人主导、有色人种从属的社会等级秩序。

　　痼疾的根源

　　经过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和新教伦理的层层叠加，一种强大而不可见的等级制度深入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核心之处。

　　种族主义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横向划分，它以各族群的生理特征区分等级优劣，为种族歧视提供“合理性”辩护。

　　美国历史学家内尔·佩恩特认为：“美国人痴迷于种族，就像文盲痴迷于迷信。”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后，就着手构建一套以种族标准区分优劣的等级论述，以利于在维护和保卫白人特权与利益的同时，剥削、掠夺被视为劣等民族的利益。这套论述最终发展成了“白人优越论”。

　　精英理论则对美国社会进行了纵向划分，它以财富和特权为标准，制造了基于阶级差异的等级制度。

　　美国是典型的精英社会和资本社会，白人精英阶层最先获益且获益最多，资本逐利则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底层民众的向上通道始终存在“玻璃天花板”。对于少数族裔群体而言，向上流动更是困难重重，他们必须面对结构性种族歧视与整体贫困、绝对贫困的深度交织。根据1993年各族裔平均家庭收入的对比数据，黑人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白人家庭的55%。根据2016年的家庭收入数据，如果财富差距维持当前的发展速度，黑人家庭需要228年才能积累到白人家庭现在拥有的财富，拉美裔家庭要再过84年才能达到平均水平。

　　更深层的，是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对美国社会的内外切割，它以信仰为界线，将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区别对待。

　　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认为，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美国这样，政治和宗教在制度方面分离得如此彻底，但在思想和符号方面又结合得如此紧密。美国被认为是“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存在于美国土地上的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灵魂就是新教。当英国清教徒到达美洲的时候，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未开垦之地，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上帝旨意，因而将一切后来的宗教视为威胁，称为异教。新教追求宗教伦理与政治价值的一致性，把自己装扮成一种“民主的、共和的宗教”，以其宗教教条的模糊性去吸引犹太移民和天主教移民，同时贬斥其他有着严格教条、仪轨的宗教，从而将信仰差异进行等级区分，划下了一条无形但强有力的我们与他者的界线。

　　美国的社会矛盾根源于其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和新教伦理共同建构的隐性等级制度，并反映了其深深的文化不平等的基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