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乌斯·詹森：使日本失控地冲入战争、战败及遭到重大破坏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z6尊龙凯时集团

　　到了20世纪，日本从以少数领导群体密切联合为代表的明治时代的一体性，过渡到由职业官僚与特殊利益集团掌权的政治格局。表面看来，在他们的领导下，日本的观点与制度都有条不紊地趋向开明。然而，他们本质上更强调保守，而不是创新。早在日俄战争之后，政府各部门及其政策都显示出对社会变革和可能出现的激进主义的担忧。在第一次大战后的十年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愈益接近，经济在战时繁荣后陷入萧条，而政府尝试通过确立正统和统制思想来应对。

　　作者: [美]马里乌斯·詹森；原作名: japan and its world；出版年: 2020-2

　　本文由“钝角网”选编自《日本的中国观》一书

　　天皇制曾作为原动力，统一了封建分裂下的日本，并使之现代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却成为阻止日本进一步改革的堡垒、行为规范的象征、解释国体和正统的准绳。在天皇制的形成时期，接受过皇权教化的一代人予以支持。明治天皇通过发表训诫和出巡全国来团结民众，相比而言，现在天皇高不可攀，更加神圣，更加抽象。自然，天皇制可以应用到各种方面，因为它是一切论点的本质部分。议会政治的一流理论家吉野作造因提出民意与天皇意志一致的论点而先声夺人;激进法西斯分子北一辉提出需要“国民的天皇”的论调，认为天皇应该放弃财富以免政府把他和财阀政治联结在一起，而爱国志士组成的议会将支持他;军部的激进分子则倡议“昭和”维新，通过抛弃西方和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陷阱来完成明治大业;执政的保守派最有权力利用天皇制的裁决和支持，并成功抵制了其介入政治进程后所带来的限制或扩张。

　　吉野作造理想中的议会政治进展看起来常与现实中的特殊利益政治集团抵触。北一辉的著作被反感的审查员禁止，但这些著作的手抄本在军事机构内流传。军队既然是社会的一部分，自然就会利用社会中的分歧，警告日本出现的内忧外患。在性急的年轻人心中，内在危机与外部机会的认识产生共鸣，使他们激烈且政治化。结果，年轻军官以完成明治维新的年轻武士的继承人自居，成为政治动荡的原动力。他们更保守的上级军官则从中渔利，借不稳定之机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最后稳操决定日本政策的大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社会与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都日益复杂。

　　日本社会内部的利益集团分化加深，即使在像商界和军界这种普遍集团，特殊的利益和竞争的焦点也会产生各自遵循的、完全不同的政见。明治时代并非没有政策优先顺序的问题，但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因明确的世界秩序而得以控制。然而，随着该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瓦解，诸多认知出现，而日本的新地位又使这些认识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这时期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发展。第一个是中日民族主义在一战后的相互影响，它破坏了海洋两岸的政治稳定局面;另一个是欧洲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它使部分日本精英分子修改了他们的国际威望与实力的排位。20世纪20年代，日本放弃了跟英国的长期联盟，加入“华盛顿体系”。20世纪30年代，它又逐渐放弃这个体系而与德、意结盟。与它的新盟友一样，日本发动战争以寻求地区霸权，结果尝到了战败与重建国家的滋味。

　　20世纪起初的三十多年间，主要的分裂出现在明治时的一代人和批评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已过时的人士之间。明治时代的人们目睹祖国在英国舰队的阴影下成长为大国，他们无疑会相信，要最有效地保证日本的将来，首要方针是与主要海洋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我们能在已故首相吉田茂的回忆录中看到最令人信服的观点。吉田是执拗的亲英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恢复日本与英美的密切合作为己任。在他看来，日本只要明确坚持这一路线便会繁荣，反之则会遇到灾难。但即便是他，也承认当1912年明治时代结束后，维持这条路线遇到了问题。其中一个是某些日本人认为，清朝覆灭给日本带来了新机会，但日英同盟限制了他们的选择。更广泛的一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沙俄和德意志三个帝国瓦解，日本很难继续维持以它们的存在为前提的政策。当现状已经消亡，人们又怎么信守现状呢?

　　另一个问题是入江昭教授所说的，美国竞争性扩张主义的发展。日美之间日益增加的不信任，使英国对于和日本联盟感到忧虑，特别是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后。面对不心甘情愿的盟友，日本又怎能对同盟有信心呢?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尤其是在1930年的伦敦会议上，似乎有清楚的证据证明，英美正联手对付日本。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种族与文化似乎才是最后的决定因素。凡尔赛会议上对种族平等的争论和美国在1924年通过的移民法，都说明日本受到了排挤。甚至明治时代的元老也对20世纪初的种族政策愈来愈警觉。日俄战争时，日本竭力避免给自己戴上代表亚洲的形象。而且在此之前，日本努力避开“亚洲”一词带来的污名(例如福泽谕吉著名的文章《脱亚论》)也是出自同一道理。但如果这些努力失败，如果与西方合作的希望需要日本服从一些它无法达到的其他先决条件，那么强大的日本就要仔细重新考虑它的位置，努力争取地区霸权。

　　至少这是军部要员的观点。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方就有朝此方向迈进的行动。若干明治时期的陆军将领曾严肃地考虑与德国建立更强的联系，放弃日英同盟，在亚洲大陆建立更强大的地位。日本隔岸观火的一战经验也使许多军部领导相信，在国际竞争的新回合中，日本面对新的需要，而胜利属于经济统一且有规划的国家。假如世界资源将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控制，日本不能分到一杯羹，那么日本就应该有自己的打算和行动。陆军中将石原莞尔对这种看法有详细的阐述。石原是个出色但又古怪的战略理论家，在东京陆军大学任教时提出了“最终战争论”。他预言技术进步将导致争夺地区霸权以至最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技术的运用需要国家中央以超过战时德国的规模进行统筹。在最后阶段，以绕地球飞行一周而无需加油的飞机为代表的空军力量，将带来胜利与世界统一。最后的斗争则会在作为西方文明之首的美国和领导亚洲的日本之间进行。为此，日本要做好准备，发展国家的工业管理，建立军事独裁，成立一个大党。日本应该从巩固对东北亚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控制开始。第一步是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接着吞并华北和东西伯利亚，接下来就可以建设在与美国最后摊牌时所必需的工业帝国。

　　1931年，石原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协助发动“九一八事变”，从而实现了该理论的第一步。但此后所有事情都事与愿违。他不赞成愚蠢地扶植新的傀儡政权，认为日本无视中国的民族主义将会断送在心理战和政治战上获胜的机会。1937年，石原在参谋本部担任要职，竭力防止“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战争。他深知日本的计划和巩固力量还处于很原始的阶段，不足以冒更大规模的战争风险。此后，他和东条英机大将争吵，以令人震惊的叛逆行动指摘东条英机，结果提早退役。大概是因为提前从领导岗位下来，石原逃过作为主要战犯而受审的命运。大战之后，石原尝试推行农村自治体运动，希望为新日本指明未来的“亚洲”角色。这个日本要按照自己的构想重建，而不是杜鲁门或斯大林的。直到最后，石原还是一个要求日本保持独特个性的发言人。

　　当然，在吉田茂的亲英态度与石原莞尔鲜活的“世界最终决战”立场之间存有许多中间理论，两人的意见代表了争论的两极。军方内部的观点在政策轻重缓急和可行性上出现严重分歧。明治时代以后，军队便没有经历对敌作战的磨炼，因此，源自个人和地区对立的派阀主义不可避免，并因代际隔阂而更加恶化。一批青年军官组成了极端激进派，对自己服役的军事机构抱持一种几乎是无政府主义式的蔑视。他们相信自己的热情，相信投身将加速日本政体发生基本改变的暴力行动至关重要。更小群的高级军官称赞这种激烈情绪，调和其极端性，并且利用它达到自己在司令部的目的。抱有创新精神的改革派则瞧不上这一切夸张言行，强调在装备与组织方面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在激进分子看来，这类现代化依赖物质手段，在精神方面则向西方屈服。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同一切唯物主义斗争，尤其要反对复兴的苏联唯物主义，并为此鼓吹“皇军”精神。于是，军队因狂热引起的倾轧、拒绝服从而四分五裂。在天皇的坚持下，最高司令部镇压了1936年东京的叛乱，苏联武装力量显然也抑制了日本在1938年、1939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边境的冒险主义行动，两者同时阻止了这场狂暴的混乱分裂成一阵灼热的碎片。

　　20世纪30年代的事件带来了各种情况的混杂：对内恐怖行动和镇压、对外侵略、国外批评之声日益高涨、面对镇压与批评而出现的巩固内部团结的倾向。日本人对中国的抵抗和愤慨情绪，往往报以偏执狂患者才会做出的种种反应。他们对共产主义在神州大陆的发展感到真实恐惧，在大萧条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对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也日益丧失信心。

　　试图系统化理清那时日本的世界观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甚嚣尘上的日本优越论使人很难公开反驳，压抑了许多怀疑者的声音。毫无疑问，鉴于英美的国际声誉与贸易平衡，政治上的稳健派和大部分财经人士继续关注两国的情况。但即使是他们当中最热衷的人，也被英美的反日情绪和政策的证据阻碍。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是一位在美国受教育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一生致力于促进日美彼此了解、立志成为“太平洋上的桥梁”的公谊会教徒(quaker)。但1924年，美国排日的移民法案使其大为愤怒，他发誓在该法令废除前再不踏足美国。1931年，他冷静下来后打破了誓言，踏上最后之旅，试图让美国人民相信日本政治基本健全。但他身体的健全却先崩溃，未完成使命就逝世了。这种奋不顾身而又归于失败的行动，多少象征着日本社会内部以及日本在国际上沟通的失败。不论对日本军部的顽固有何看法，极少有日本人会怀疑他们国家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或者看出那与美国在拉丁美洲扮演的特殊角色有很大不同。

　　也有人支持中央计划统筹。他们从欧洲法西斯国家的崛起中看到在国际事务中新的甚至是决定性趋势的证据。他们指出，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在组织结构和指导思想方面都为明治政府提供过重要参考的德国领导人，都发现有必要摒弃民主制度中的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及代议制政治效果不佳，而且加剧了社会分裂，所以日本也应该改革国家体制。日本已经有现成法律支持的家族制度，族长有权管理整个家族成员。这个微观的金字塔可以扩展成以神圣天皇为最高点的国家等级制度。这形成了一种不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意志影响的纯化结构，国民完美地团结在为国家效命和献身方面。因此，从遥远的欧洲传来的强调种族与国家的理论，就增强了日本优先维护优越的“家天下”政体的决定。西方民主国家的弱点与分裂，以及亚洲殖民地的不满，使日本同时获得了教训和机会。知识分子努力为日本的使命找寻意义，将其看作亚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思想家和评论家则谨慎地赞许这种新的方向转换是“克服现代性”的斗争。

　　于是，日本在明治时期形成的关于各国顺位的一致意见因诸多原因而瓦解，内部的稳定也随之动摇。陆海军领导、财经界以及其他群体对世界的看法非常不同，其中差别最大的莫过于对中国的看法——那时它正向着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国家军事领导下的中国奋进。日本对现代中国的评论往往忽视其问题与成就，而集中于其虚弱与缺点。“亚洲领袖”意指日本为领袖，因为他们几乎不期望比自己更大的邻国。在那些日本人眼中，中国的动乱也包含了共产主义传播的“危险”。事实上，国民党的统治延伸到东三省埋下了“九一八事变”的火种。在明治时代，年轻的日本对古老的中国抱有怀疑，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治领导和政治思想还很年轻的中国却让年长的日本惊慌。

　　吉田在逝世前不久回顾这种情景，把他所处时代的动乱与明治时期的相对一致作了对比。明治时期，日本对国际社会的结构和自己加入的条件都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他这样写道：“在(明治时期的)那些事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日本政府与人民在那个时代普遍同心协力地一起行动。相比之下，此后日本人在对英美的态度上的冲突，使我们的政治与政策受损。”吉田继续用20世纪50年代对比，那时他领导建立日美同盟。如他所说：“日英同盟受到政府与人民一致欢迎，没有人认为这份协约代表日本屈从英国帝国主义，或者日本面临成为美化了的英国殖民地的危险。”1960年，在吉田写下这些话时，他的同胞对于和美国结盟是否明智产生了深刻分歧。但我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事件证明了这位老人对其祖国有能力协调独立与结盟的判断。

　　从上述情况看，人们将会理解使现代日本失控地冲入战争、战败及遭到重大破坏的决定。较之国际秩序的根本重整，那更是因为日本未能成功地找到途径去实现令自己满意的国际威望。矛盾与混乱导致了一系列仅根据策略而不是战略的决策。忽略所有颂扬果敢的华丽辞藻，只要研究一下产生战争决策的会议记录，就明显会知道他们做的是短期计划，在那里一厢情愿地设想旗开得胜后的状况。中国肯定将再次妥协，或者，也会在政府被大规模打击摧毁后投降;美国的当务之急必定在欧洲，因此在日本建成固若金汤的防线、将太平洋掌握于手中之前，他们肯定不会有所行动;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在望，似乎要求日本在努力之余还要紧急行动，以免彻底丧失在东南亚获得利益的机会;俄国人可能在最后出面斡旋，就像美国在1905年提供的帮助一样。

　　整个过程仍然缺乏足够的解释，但现有的资料让我们确信决策者会议中的犹豫、迟疑，以及偶尔的不负责。现代日本此前遭遇的危机都走向最好的结局，这鼓舞了他们。对他们来说，那些决定似乎都是暂时性的，但它导致了第二个，然后导致了第三个，一直到最后似乎难以避免地全面陷入战争。

　　作者简介：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 1922-2000)，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专家。1969年创立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并担任首任主任。1999年成为首位获得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的外国人。《剑桥日本史》主编，代表作有《日本人与 孙中山》 (1954)、《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1961)、《日本人的世界观》(1975)、《日本和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1975)、《德川时代与中国文化》(1992)、《现代日本的形成》(2000)等。

　　到了20世纪，日本从以少数领导群体密切联合为代表的明治时代的一体性，过渡到由职业官僚与特殊利益集团掌权的政治格局。表面看来，在他们的领导下，日本的观点与制度都有条不紊地趋向开明。然而，他们本质上更强调保守，而不是创新。早在日俄战争之后，政府各部门及其政策都显示出对社会变革和可能出现的激进主义的担忧。在第一次大战后的十年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愈益接近，经济在战时繁荣后陷入萧条，而政府尝试通过确立正统和统制思想来应对。

　　作者: [美]马里乌斯·詹森；原作名: japan and its world；出版年: 2020-2

　　本文由“钝角网”选编自《日本的中国观》一书

　　天皇制曾作为原动力，统一了封建分裂下的日本，并使之现代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却成为阻止日本进一步改革的堡垒、行为规范的象征、解释国体和正统的准绳。在天皇制的形成时期，接受过皇权教化的一代人予以支持。明治天皇通过发表训诫和出巡全国来团结民众，相比而言，现在天皇高不可攀，更加神圣，更加抽象。自然，天皇制可以应用到各种方面，因为它是一切论点的本质部分。议会政治的一流理论家吉野作造因提出民意与天皇意志一致的论点而先声夺人;激进法西斯分子北一辉提出需要“国民的天皇”的论调，认为天皇应该放弃财富以免政府把他和财阀政治联结在一起，而爱国志士组成的议会将支持他;军部的激进分子则倡议“昭和”维新，通过抛弃西方和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陷阱来完成明治大业;执政的保守派最有权力利用天皇制的裁决和支持，并成功抵制了其介入政治进程后所带来的限制或扩张。

　　吉野作造理想中的议会政治进展看起来常与现实中的特殊利益政治集团抵触。北一辉的著作被反感的审查员禁止，但这些著作的手抄本在军事机构内流传。军队既然是社会的一部分，自然就会利用社会中的分歧，警告日本出现的内忧外患。在性急的年轻人心中，内在危机与外部机会的认识产生共鸣，使他们激烈且政治化。结果，年轻军官以完成明治维新的年轻武士的继承人自居，成为政治动荡的原动力。他们更保守的上级军官则从中渔利，借不稳定之机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最后稳操决定日本政策的大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社会与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都日益复杂。

　　日本社会内部的利益集团分化加深，即使在像商界和军界这种普遍集团，特殊的利益和竞争的焦点也会产生各自遵循的、完全不同的政见。明治时代并非没有政策优先顺序的问题，但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因明确的世界秩序而得以控制。然而，随着该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瓦解，诸多认知出现，而日本的新地位又使这些认识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这时期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发展。第一个是中日民族主义在一战后的相互影响，它破坏了海洋两岸的政治稳定局面;另一个是欧洲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它使部分日本精英分子修改了他们的国际威望与实力的排位。20世纪20年代，日本放弃了跟英国的长期联盟，加入“华盛顿体系”。20世纪30年代，它又逐渐放弃这个体系而与德、意结盟。与它的新盟友一样，日本发动战争以寻求地区霸权，结果尝到了战败与重建国家的滋味。

　　20世纪起初的三十多年间，主要的分裂出现在明治时的一代人和批评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已过时的人士之间。明治时代的人们目睹祖国在英国舰队的阴影下成长为大国，他们无疑会相信，要最有效地保证日本的将来，首要方针是与主要海洋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我们能在已故首相吉田茂的回忆录中看到最令人信服的观点。吉田是执拗的亲英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恢复日本与英美的密切合作为己任。在他看来，日本只要明确坚持这一路线便会繁荣，反之则会遇到灾难。但即便是他，也承认当1912年明治时代结束后，维持这条路线遇到了问题。其中一个是某些日本人认为，清朝覆灭给日本带来了新机会，但日英同盟限制了他们的选择。更广泛的一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沙俄和德意志三个帝国瓦解，日本很难继续维持以它们的存在为前提的政策。当现状已经消亡，人们又怎么信守现状呢?

　　另一个问题是入江昭教授所说的，美国竞争性扩张主义的发展。日美之间日益增加的不信任，使英国对于和日本联盟感到忧虑，特别是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后。面对不心甘情愿的盟友，日本又怎能对同盟有信心呢?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尤其是在1930年的伦敦会议上，似乎有清楚的证据证明，英美正联手对付日本。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种族与文化似乎才是最后的决定因素。凡尔赛会议上对种族平等的争论和美国在1924年通过的移民法，都说明日本受到了排挤。甚至明治时代的元老也对20世纪初的种族政策愈来愈警觉。日俄战争时，日本竭力避免给自己戴上代表亚洲的形象。而且在此之前，日本努力避开“亚洲”一词带来的污名(例如福泽谕吉著名的文章《脱亚论》)也是出自同一道理。但如果这些努力失败，如果与西方合作的希望需要日本服从一些它无法达到的其他先决条件，那么强大的日本就要仔细重新考虑它的位置，努力争取地区霸权。

　　至少这是军部要员的观点。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方就有朝此方向迈进的行动。若干明治时期的陆军将领曾严肃地考虑与德国建立更强的联系，放弃日英同盟，在亚洲大陆建立更强大的地位。日本隔岸观火的一战经验也使许多军部领导相信，在国际竞争的新回合中，日本面对新的需要，而胜利属于经济统一且有规划的国家。假如世界资源将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控制，日本不能分到一杯羹，那么日本就应该有自己的打算和行动。陆军中将石原莞尔对这种看法有详细的阐述。石原是个出色但又古怪的战略理论家，在东京陆军大学任教时提出了“最终战争论”。他预言技术进步将导致争夺地区霸权以至最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技术的运用需要国家中央以超过战时德国的规模进行统筹。在最后阶段，以绕地球飞行一周而无需加油的飞机为代表的空军力量，将带来胜利与世界统一。最后的斗争则会在作为西方文明之首的美国和领导亚洲的日本之间进行。为此，日本要做好准备，发展国家的工业管理，建立军事独裁，成立一个大党。日本应该从巩固对东北亚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控制开始。第一步是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接着吞并华北和东西伯利亚，接下来就可以建设在与美国最后摊牌时所必需的工业帝国。

　　1931年，石原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协助发动“九一八事变”，从而实现了该理论的第一步。但此后所有事情都事与愿违。他不赞成愚蠢地扶植新的傀儡政权，认为日本无视中国的民族主义将会断送在心理战和政治战上获胜的机会。1937年，石原在参谋本部担任要职，竭力防止“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战争。他深知日本的计划和巩固力量还处于很原始的阶段，不足以冒更大规模的战争风险。此后，他和东条英机大将争吵，以令人震惊的叛逆行动指摘东条英机，结果提早退役。大概是因为提前从领导岗位下来，石原逃过作为主要战犯而受审的命运。大战之后，石原尝试推行农村自治体运动，希望为新日本指明未来的“亚洲”角色。这个日本要按照自己的构想重建，而不是杜鲁门或斯大林的。直到最后，石原还是一个要求日本保持独特个性的发言人。

　　当然，在吉田茂的亲英态度与石原莞尔鲜活的“世界最终决战”立场之间存有许多中间理论，两人的意见代表了争论的两极。军方内部的观点在政策轻重缓急和可行性上出现严重分歧。明治时代以后，军队便没有经历对敌作战的磨炼，因此，源自个人和地区对立的派阀主义不可避免，并因代际隔阂而更加恶化。一批青年军官组成了极端激进派，对自己服役的军事机构抱持一种几乎是无政府主义式的蔑视。他们相信自己的热情，相信投身将加速日本政体发生基本改变的暴力行动至关重要。更小群的高级军官称赞这种激烈情绪，调和其极端性，并且利用它达到自己在司令部的目的。抱有创新精神的改革派则瞧不上这一切夸张言行，强调在装备与组织方面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在激进分子看来，这类现代化依赖物质手段，在精神方面则向西方屈服。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同一切唯物主义斗争，尤其要反对复兴的苏联唯物主义，并为此鼓吹“皇军”精神。于是，军队因狂热引起的倾轧、拒绝服从而四分五裂。在天皇的坚持下，最高司令部镇压了1936年东京的叛乱，苏联武装力量显然也抑制了日本在1938年、1939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边境的冒险主义行动，两者同时阻止了这场狂暴的混乱分裂成一阵灼热的碎片。

　　20世纪30年代的事件带来了各种情况的混杂：对内恐怖行动和镇压、对外侵略、国外批评之声日益高涨、面对镇压与批评而出现的巩固内部团结的倾向。日本人对中国的抵抗和愤慨情绪，往往报以偏执狂患者才会做出的种种反应。他们对共产主义在神州大陆的发展感到真实恐惧，在大萧条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对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也日益丧失信心。

　　试图系统化理清那时日本的世界观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甚嚣尘上的日本优越论使人很难公开反驳，压抑了许多怀疑者的声音。毫无疑问，鉴于英美的国际声誉与贸易平衡，政治上的稳健派和大部分财经人士继续关注两国的情况。但即使是他们当中最热衷的人，也被英美的反日情绪和政策的证据阻碍。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是一位在美国受教育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一生致力于促进日美彼此了解、立志成为“太平洋上的桥梁”的公谊会教徒(quaker)。但1924年，美国排日的移民法案使其大为愤怒，他发誓在该法令废除前再不踏足美国。1931年，他冷静下来后打破了誓言，踏上最后之旅，试图让美国人民相信日本政治基本健全。但他身体的健全却先崩溃，未完成使命就逝世了。这种奋不顾身而又归于失败的行动，多少象征着日本社会内部以及日本在国际上沟通的失败。不论对日本军部的顽固有何看法，极少有日本人会怀疑他们国家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或者看出那与美国在拉丁美洲扮演的特殊角色有很大不同。

　　也有人支持中央计划统筹。他们从欧洲法西斯国家的崛起中看到在国际事务中新的甚至是决定性趋势的证据。他们指出，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在组织结构和指导思想方面都为明治政府提供过重要参考的德国领导人，都发现有必要摒弃民主制度中的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及代议制政治效果不佳，而且加剧了社会分裂，所以日本也应该改革国家体制。日本已经有现成法律支持的家族制度，族长有权管理整个家族成员。这个微观的金字塔可以扩展成以神圣天皇为最高点的国家等级制度。这形成了一种不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意志影响的纯化结构，国民完美地团结在为国家效命和献身方面。因此，从遥远的欧洲传来的强调种族与国家的理论，就增强了日本优先维护优越的“家天下”政体的决定。西方民主国家的弱点与分裂，以及亚洲殖民地的不满，使日本同时获得了教训和机会。知识分子努力为日本的使命找寻意义，将其看作亚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思想家和评论家则谨慎地赞许这种新的方向转换是“克服现代性”的斗争。

　　于是，日本在明治时期形成的关于各国顺位的一致意见因诸多原因而瓦解，内部的稳定也随之动摇。陆海军领导、财经界以及其他群体对世界的看法非常不同，其中差别最大的莫过于对中国的看法——那时它正向着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国家军事领导下的中国奋进。日本对现代中国的评论往往忽视其问题与成就，而集中于其虚弱与缺点。“亚洲领袖”意指日本为领袖，因为他们几乎不期望比自己更大的邻国。在那些日本人眼中，中国的动乱也包含了共产主义传播的“危险”。事实上，国民党的统治延伸到东三省埋下了“九一八事变”的火种。在明治时代，年轻的日本对古老的中国抱有怀疑，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治领导和政治思想还很年轻的中国却让年长的日本惊慌。

　　吉田在逝世前不久回顾这种情景，把他所处时代的动乱与明治时期的相对一致作了对比。明治时期，日本对国际社会的结构和自己加入的条件都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他这样写道：“在(明治时期的)那些事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日本政府与人民在那个时代普遍同心协力地一起行动。相比之下，此后日本人在对英美的态度上的冲突，使我们的政治与政策受损。”吉田继续用20世纪50年代对比，那时他领导建立日美同盟。如他所说：“日英同盟受到政府与人民一致欢迎，没有人认为这份协约代表日本屈从英国帝国主义，或者日本面临成为美化了的英国殖民地的危险。”1960年，在吉田写下这些话时，他的同胞对于和美国结盟是否明智产生了深刻分歧。但我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事件证明了这位老人对其祖国有能力协调独立与结盟的判断。

　　从上述情况看，人们将会理解使现代日本失控地冲入战争、战败及遭到重大破坏的决定。较之国际秩序的根本重整，那更是因为日本未能成功地找到途径去实现令自己满意的国际威望。矛盾与混乱导致了一系列仅根据策略而不是战略的决策。忽略所有颂扬果敢的华丽辞藻，只要研究一下产生战争决策的会议记录，就明显会知道他们做的是短期计划，在那里一厢情愿地设想旗开得胜后的状况。中国肯定将再次妥协，或者，也会在政府被大规模打击摧毁后投降;美国的当务之急必定在欧洲，因此在日本建成固若金汤的防线、将太平洋掌握于手中之前，他们肯定不会有所行动;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在望，似乎要求日本在努力之余还要紧急行动，以免彻底丧失在东南亚获得利益的机会;俄国人可能在最后出面斡旋，就像美国在1905年提供的帮助一样。

　　整个过程仍然缺乏足够的解释，但现有的资料让我们确信决策者会议中的犹豫、迟疑，以及偶尔的不负责。现代日本此前遭遇的危机都走向最好的结局，这鼓舞了他们。对他们来说，那些决定似乎都是暂时性的，但它导致了第二个，然后导致了第三个，一直到最后似乎难以避免地全面陷入战争。

　　作者简介：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 1922-2000)，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专家。1969年创立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并担任首任主任。1999年成为首位获得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的外国人。《剑桥日本史》主编，代表作有《日本人与 孙中山》 (1954)、《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1961)、《日本人的世界观》(1975)、《日本和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1975)、《德川时代与中国文化》(1992)、《现代日本的形成》(20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