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智：疫情会加剧中西脱钩与阵营化吗?-z6尊龙凯时集团

　　随着冠状病毒疫情在欧洲与美国的肆虐，这些国家对疫情始发国中国的不满、指控以及追责声浪越来越高涨。众多分析人士认为，疫情将严重影响全球化，加剧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分为以美国、中国分别为首的两大阵营，即“阵营化”。

　　笔者无意对双方的争端进行价值评判，只是根据近年来双方的关系发展，以及争端现状进行事实预测：近期内中西方发生局部脱钩与阵营化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其程度，特别是阵营化的程度，将是有限性的。

　　可能性与有限性

　　先谈脱钩的可能性。很多西方国家指控：中国有关部门在疫情早期打压“吹哨人”，且隐瞒相关信息，错失疫情控制最佳时期，导致疫情大暴发，并迅速向世界外溢;同时通过影响世卫组织，对外发出错误信号，影响了世界各国疫情防控。已有很多国家的相关机构，对中国提出索赔诉求。疫情结束后，围绕索赔问题所引起的中西方摩擦会迅速上升，加剧双方近年来的脱钩趋势。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矛盾由来已久，核心是中国实行并坚持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与美欧日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自由资本主义”)，存在深层冲突。在近期内，看不到中国有改变自身基本经济体制的强烈意愿。

　　同时，最近几年中国发生的政治与外交方面的变化，明显不符合西方的期待。美国高官已多次对此进行明确宣示，而中国则针锋相对指出美方的期待本来就不合理。这两方面都必然使西方国家考量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将经济上的“国家安全性”放在重要位置，促进双方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脱钩”。

　　这样的脱钩进程，在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期间即已开始。疫情，只是从两方面加剧了西方的脱钩意图：一是疫情初期的中方表现，使西方加剧了对中国体制的排斥程度，认为其对西方的“威胁”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表现在卫生健康层面，因此脱钩有助于维护其“国家政治与经济安全”，甚至“国民生命健康安全”;二是中西方由于疫情责任问题产生争端，疫情后围绕索赔问题可能产生纠纷，使得脱钩有助于维护其“财产安全”。

　　因此，疫情几乎必然加剧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包括在高新技术、医疗乃至其他领域。疫情期间，美国就已经加大了对华为与中国电信的打压，并出台了针对中国的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方案。欧盟与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则出台了明显针对中国的外商投资限制。

　　日前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建议，对美国企业迁出中国的相关成本从税收方面给予支持。虽然这只是建议，尚未实施，但疫情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举措，预计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高层已经预感到疫情结束后，中国的外部环境将面临较大变化，对此应该未雨绸缪。

　　再谈脱钩的有限性。自从中国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通过生产分工、跨国资源配置与国际贸易等多种形式，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目前阶段，中国的很多优势，特别是产业链齐全的优势，暂时还不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完全取代。西方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对中国更是无可替代的。

　　因此，西方与中国完全脱钩，既不符合西方的利益，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西方可能做的，而且会做的，是在一些关系军事、政治与民生安全的行业与中国有限、局部脱钩。这些领域，与高新技术是交叉、但非等价关系。这种脱钩，其实是中方不希望看到，但又很难阻止的。在其他的一般领域，双方，至少是西方企业，都有意愿继续维持合作关系。即使西方国家政府鼓励其企业从中国撤出，并为其承担部分费用，也还有不少企业会选择留在中国。

　　应该说明，脱钩有限性的判断是基于中西方关系的现状。任何现状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未来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脱钩从局部向全面转化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这里的关键是，中方相对于西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弱，而主要来自于廉价劳动力、资源等方面，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逐步替代的。西方相对于中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强，是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

　　基于此，如果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西方更有实力、能力与中方脱钩。正因为如此，在舆论场上，西方国家内部敢于公开提出脱钩主张;而中国有关官员的表态，以及官方主导的舆论，却一直极力反对与指责脱钩。这实际是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中方应继续坚持反对脱钩的基本立场，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防止或延缓这一过程。

　　局部阵营化的可能性与有限性

　　先谈阵营化的可能性。

　　首先，从西方角度看。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是牢固的同盟关系，而且在经济体制上高度趋同。这两方面，都与中国存在巨大区别。这也就是虽然它们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但在对待中国时却总是高度一致的原因。过去两年来，美欧日三方针对中国经济的“非市场导向”发表七次联合声明，就是一个明证。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已经试图拉拢其盟友，围堵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取得了众多盟友的支持，已经俨然形成同盟。此前，英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但此次疫情重创英国等众多西方国家之后，这些国家很可能改变态度，更加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对华为和其他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同一立场。前面谈到的欧盟诸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近期出台的针对中国的外商投资限制(主要针对高科技产业)，已经展露了这个苗头。

　　其次，从中国角度看。其主观意愿是极其不情愿同西方形成敌对阵营的。但由于其坚持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并且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世界领导性地位，由此必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围堵。在这种背景下，其必然的政策选择，就是强化自己前些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加强与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另一个经贸阵营。

　　再谈阵营化的有限性。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与中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在近期内不会完全消失。双方的脱钩是有限、局部的，而非全局性的。也就是说，西方阵营中的成员，与中方不会断绝经贸往来。更重要的是，近期内中国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与西方对抗或隔绝的政治或经济阵营。

　　首先，旧冷战结束后，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与西方基本融合，不可能与中国形成同盟。尽管俄罗斯一直与西方关系不和睦，但其政经体制更接近西方国家，而非中国。其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本质上是策略上的抱团取暖，而非建立在价值观与体制之上的同盟关系(即使前苏联与中国体制一致时，两者的同盟关系也是短暂的)。而且，其经济实力已经一落千丈，根本不足与中国形成强大的经济同盟。

　　其次，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与组织，如“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组织等，其成员国很多都是西方的盟友(如中亚国家、印度、巴西)，或者是中立国家。即使它们强化与中方的经济合作，也不可能因此疏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而且，这些组织中的很多国家(例如印度与巴西)，已经由于此次疫情，同中国发生了矛盾与分歧。

　　再次，如果中国与西方阵营发生严重经济冲突与对抗，而导致中国的经济盟友不得不选边站队，无论从体制还是利益上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可能都会选择站在西方阵营，除非中国提供异乎寻常的经济援助。但一旦中国走上与整个西方对抗的道路，其出口换汇能力会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对外援助能力的持久性会受到严重考验。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中国的注意。

　　总之，阵营化的有限性，既体现在西方阵营与中国脱钩的有限性，也体现在中方阵营内部成员与西方阵营的紧密联系，而且阵营自身是不稳固的。旧冷战时期那样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的隔绝甚至对抗，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不可能，在经济方面也不可能。

　　随着冠状病毒疫情在欧洲与美国的肆虐，这些国家对疫情始发国中国的不满、指控以及追责声浪越来越高涨。众多分析人士认为，疫情将严重影响全球化，加剧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分为以美国、中国分别为首的两大阵营，即“阵营化”。

　　笔者无意对双方的争端进行价值评判，只是根据近年来双方的关系发展，以及争端现状进行事实预测：近期内中西方发生局部脱钩与阵营化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其程度，特别是阵营化的程度，将是有限性的。

　　可能性与有限性

　　先谈脱钩的可能性。很多西方国家指控：中国有关部门在疫情早期打压“吹哨人”，且隐瞒相关信息，错失疫情控制最佳时期，导致疫情大暴发，并迅速向世界外溢;同时通过影响世卫组织，对外发出错误信号，影响了世界各国疫情防控。已有很多国家的相关机构，对中国提出索赔诉求。疫情结束后，围绕索赔问题所引起的中西方摩擦会迅速上升，加剧双方近年来的脱钩趋势。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矛盾由来已久，核心是中国实行并坚持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与美欧日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自由资本主义”)，存在深层冲突。在近期内，看不到中国有改变自身基本经济体制的强烈意愿。

　　同时，最近几年中国发生的政治与外交方面的变化，明显不符合西方的期待。美国高官已多次对此进行明确宣示，而中国则针锋相对指出美方的期待本来就不合理。这两方面都必然使西方国家考量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将经济上的“国家安全性”放在重要位置，促进双方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脱钩”。

　　这样的脱钩进程，在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期间即已开始。疫情，只是从两方面加剧了西方的脱钩意图：一是疫情初期的中方表现，使西方加剧了对中国体制的排斥程度，认为其对西方的“威胁”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表现在卫生健康层面，因此脱钩有助于维护其“国家政治与经济安全”，甚至“国民生命健康安全”;二是中西方由于疫情责任问题产生争端，疫情后围绕索赔问题可能产生纠纷，使得脱钩有助于维护其“财产安全”。

　　因此，疫情几乎必然加剧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包括在高新技术、医疗乃至其他领域。疫情期间，美国就已经加大了对华为与中国电信的打压，并出台了针对中国的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方案。欧盟与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则出台了明显针对中国的外商投资限制。

　　日前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建议，对美国企业迁出中国的相关成本从税收方面给予支持。虽然这只是建议，尚未实施，但疫情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举措，预计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高层已经预感到疫情结束后，中国的外部环境将面临较大变化，对此应该未雨绸缪。

　　再谈脱钩的有限性。自从中国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通过生产分工、跨国资源配置与国际贸易等多种形式，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目前阶段，中国的很多优势，特别是产业链齐全的优势，暂时还不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完全取代。西方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对中国更是无可替代的。

　　因此，西方与中国完全脱钩，既不符合西方的利益，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西方可能做的，而且会做的，是在一些关系军事、政治与民生安全的行业与中国有限、局部脱钩。这些领域，与高新技术是交叉、但非等价关系。这种脱钩，其实是中方不希望看到，但又很难阻止的。在其他的一般领域，双方，至少是西方企业，都有意愿继续维持合作关系。即使西方国家政府鼓励其企业从中国撤出，并为其承担部分费用，也还有不少企业会选择留在中国。

　　应该说明，脱钩有限性的判断是基于中西方关系的现状。任何现状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未来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脱钩从局部向全面转化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这里的关键是，中方相对于西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弱，而主要来自于廉价劳动力、资源等方面，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逐步替代的。西方相对于中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强，是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

　　基于此，如果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西方更有实力、能力与中方脱钩。正因为如此，在舆论场上，西方国家内部敢于公开提出脱钩主张;而中国有关官员的表态，以及官方主导的舆论，却一直极力反对与指责脱钩。这实际是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中方应继续坚持反对脱钩的基本立场，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防止或延缓这一过程。

　　局部阵营化的可能性与有限性

　　先谈阵营化的可能性。

　　首先，从西方角度看。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是牢固的同盟关系，而且在经济体制上高度趋同。这两方面，都与中国存在巨大区别。这也就是虽然它们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但在对待中国时却总是高度一致的原因。过去两年来，美欧日三方针对中国经济的“非市场导向”发表七次联合声明，就是一个明证。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已经试图拉拢其盟友，围堵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取得了众多盟友的支持，已经俨然形成同盟。此前，英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但此次疫情重创英国等众多西方国家之后，这些国家很可能改变态度，更加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对华为和其他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同一立场。前面谈到的欧盟诸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近期出台的针对中国的外商投资限制(主要针对高科技产业)，已经展露了这个苗头。

　　其次，从中国角度看。其主观意愿是极其不情愿同西方形成敌对阵营的。但由于其坚持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并且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世界领导性地位，由此必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围堵。在这种背景下，其必然的政策选择，就是强化自己前些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加强与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另一个经贸阵营。

　　再谈阵营化的有限性。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与中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在近期内不会完全消失。双方的脱钩是有限、局部的，而非全局性的。也就是说，西方阵营中的成员，与中方不会断绝经贸往来。更重要的是，近期内中国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与西方对抗或隔绝的政治或经济阵营。

　　首先，旧冷战结束后，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与西方基本融合，不可能与中国形成同盟。尽管俄罗斯一直与西方关系不和睦，但其政经体制更接近西方国家，而非中国。其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本质上是策略上的抱团取暖，而非建立在价值观与体制之上的同盟关系(即使前苏联与中国体制一致时，两者的同盟关系也是短暂的)。而且，其经济实力已经一落千丈，根本不足与中国形成强大的经济同盟。

　　其次，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与组织，如“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组织等，其成员国很多都是西方的盟友(如中亚国家、印度、巴西)，或者是中立国家。即使它们强化与中方的经济合作，也不可能因此疏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而且，这些组织中的很多国家(例如印度与巴西)，已经由于此次疫情，同中国发生了矛盾与分歧。

　　再次，如果中国与西方阵营发生严重经济冲突与对抗，而导致中国的经济盟友不得不选边站队，无论从体制还是利益上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可能都会选择站在西方阵营，除非中国提供异乎寻常的经济援助。但一旦中国走上与整个西方对抗的道路，其出口换汇能力会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对外援助能力的持久性会受到严重考验。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中国的注意。

　　总之，阵营化的有限性，既体现在西方阵营与中国脱钩的有限性，也体现在中方阵营内部成员与西方阵营的紧密联系，而且阵营自身是不稳固的。旧冷战时期那样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的隔绝甚至对抗，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不可能，在经济方面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