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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的时候，一个北方小国的疫情防控表现可谓可圈可点，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它就是偏居北欧一隅的芬兰。
截至4月19日，芬兰全国累计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为3783例，累计死亡病例是94例。和北欧其他国家相比较(瑞典累计确诊14385例，死亡1540例;丹麦累计确诊7384例，死亡355例;挪威累计确诊病例7078例，死亡165例)，百万人口的死亡率，瑞典是151，丹麦是61，挪威是31，芬兰是17——芬兰的新冠死亡率仅是瑞典的九分之一。
空旷的赫尔辛基参议院广场
作为居住在“北欧最不幸福的国家”瑞典的笔者(在2020世界幸福度排名里，瑞典排名第七，在北欧国家里再次垫底，而芬兰荣居首位)，每每看到芬兰出色的防疫报告，总是不禁叹息。
和芬兰相比，瑞典既没有执行严格的隔离政策，也没有关闭学校和餐厅之类的“聚众”场所，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即便是横向与挪威、丹麦比较(它们所执行的措施和芬兰大同小异)，至少从目前的结果看，芬兰也做得更好。
诚然，仅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做分析，就贸然比较各国防疫政策的得失，会是件有失偏颇的事情。因为各国数据的统计标准各有不一，公共防疫政策在执行层面也各有千秋。等数个月后，数据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再来讨论，才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不过，抛开具体的政策比较，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分析芬兰至今为止不错的防疫表现。有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芬兰的地理位置。
北欧诸国里更“冷”的那个
芬兰地处欧洲最北部，陆路接壤的国家只有瑞典、挪威和俄罗斯。而且，和瑞典、挪威接壤的地方都是北部靠近北极圈的地广人稀之地。除此之外，仅有东南部与俄罗斯接壤。相对于其他几个北欧国家，芬兰离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南欧诸国的距离更远。
也许，还有个理由会更充分些：社交距离。
现在全世界的防疫手册里，都在强调减少日常社交，避免亲密接触，最好是居家隔离。在这一问题上，北欧人似乎有着天然的优势。
这里的民众素以“高冷”著称，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要比那些疫情严重的南欧诸国要远得多。子女在成年后多会搬出父母的住处，成年后和父母同住的情况非常少见。
而芬兰人，则属于北欧诸国民众里更“冷”的那个。
在瑞典人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芬兰人的刻板印象(当然也有很多是关于丹麦人和挪威人的)。比如“刀子”，芬兰人总爱带着刀，因为他们喜欢在北欧的森林里工作，或者转悠，这样的时候，带着一把刀总会派上用场。而爱待在森林里的人，多是沉默寡言和愿意忍受孤独的人。
当然，刀子也意味着暴力。这也可以联系到另一个刻板印象“烈酒”，这里多是指芬兰底层民众里严重的酗酒问题，酒喝多了就容易发生暴力事件，刀子也就有了其他的用途。芬兰的人均酒精消耗是北欧国家里最高的，而且90%的酒精被10%的人喝掉了，这是很可怕的社会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人酗酒的主因之一就是社交的缺乏和挥之不去的“孤独感”。
对了，地处北欧最南边的丹麦，广为流传着这样的都市传说：哥本哈根的酒鬼都是瑞典来的。应了那句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网络发达的当下，一些北欧社会里流传的各种小秘密(严格地说，是刻板印象)被好奇的人搬到了汉语世界里。于是，一个叫做“精芬”的汉语网络词汇诞生了，“精芬”的全称是“精神上的芬兰人”，泛指像芬兰人一样不爱社交、极度重视个人空间的一类人(解释也来自网络)。这确实是外界对于芬兰人的刻板印象之一。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现实生活中，包括芬兰人在内的北欧人，其实并不是高冷或是冷漠，他们只是慢热而已。
如果说地理和社交距离的因素，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解释芬兰现在不错的防疫表现。那么，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个机构——芬兰“国家紧急供给局”(huoltovarmuuskeskus)，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更充分的理由。
和平时期的战备
在欧洲各国一个个陷入新冠疫情缺医少药的困境时，芬兰国家紧急供给局为本国民众打了一剂“强心针”。
3月30日的《赫尔辛基时报》报道：“由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芬兰国家紧急供给局已开放了医疗设备资源储备，这是医疗储备在二战后的首次使用。”首批的储备物资，将用于芬兰的五所大学医院的卫生保健区域。
芬兰的国家紧急供给局，起源于1924年成立的全国战时经济委员会，那还是芬兰独立初期的动荡年代。此后，随着时局的变化，组织的名称多次变更，并在1993年成为经济事务和就业部的下属常设机构。
据报道，紧急供给局的医药物资储备种类齐全，除了口罩外，还包括各类医疗设备：注射针和注射器、导尿管、手术和其它防护手套、手术刀、手术缝合线等等。另外，还有1457种重要药品也在储备清单上。在此次疫情期间，紧急供给局能够为医疗机构提供足够的防护用具，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让北欧的邻居们羡慕好长一段时间了。
除此之外，芬兰全国各地的紧急供给局的仓库里还储备着“足够使用五个月的燃料和六个月的面包粉，以及12个月的玉米”。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芬兰有着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储备库，并且已积累多年。它不仅包括医疗用品，还包括石油、谷物、农业工具和制造弹药的原材料。”
国家紧急供给局的负责人jyrki hakola表示：“全国有多少个仓库，分布的地点在哪里，谁在管理以及到底包含哪些商品，这都是机密。但我可以说的是，这样的仓库有很多，遍及全国各地。”他还进一步补充说，“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系统。在90年代，也只有瑞典有，但之后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就没有用了。”
芬兰为何在冷战结束近三十年后，仍然保留着大量的资源储备，挪威国防研究所的马格努斯·哈肯斯塔德(magnus hakenstad)是这样解释的：“芬兰是北欧诸国里的‘准备者’，随时准备应对重大灾难或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已经融入了芬兰人的dna。”
而深究芬兰的危机意识，就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可以说，芬兰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夹缝求生、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苦难史。
夹缝中求生存
很多人都不知道，芬兰在1150年到1809年间一直是瑞典的一部分。直到1808年2月，俄国出兵占领芬兰地区，1809年9月，芬兰被正式割让给了俄国，成为了隶属于沙皇，拥有较大自治权的芬兰大公国。
时间来到一百多年后的1917年。这一年，欧洲还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深火热中，而在俄国则发生了改变人类近现代史进程的大事件——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借此机会，芬兰在同年的12月6日宣布独立，并最终在12月31日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的承认。但是，真正的独立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一直在明里暗里支持芬兰国内的共产党势力。
更紧迫的情况发生了。1939年8月，纳粹德国和苏联秘密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芬兰被划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苏联在出兵波罗的海三国后，同年11月30日开始进攻芬兰，史称“冬季战争”。
面对人数和军事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苏联军队，芬军利用熟悉气候和地势的优势与之周旋，并在战争初期重创苏军，成就了现代战争史里“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但在初期的战斗损失惨重后，苏军迅速做出调整，加上压倒性的装备和人员优势，终于在次年2月初突破了芬军主防线，芬兰被迫主动求和。1940年3月，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和平协定，芬兰被迫割让出11%的领土以及约3亿美元(市值)的战争赔偿，结束了这场矮子和巨人间的战争。
其后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成为了战胜国，而芬兰作为战败国的一方，接受到了比1940年战败时更加严厉的惩罚，包括大量的战争赔款和恢复1940年时期的边境。
但和那些与苏联比邻的国家相比，二战后芬兰是幸运的，因为它能够保持国家的独立和自主。
在冷战期间，芬兰一直小心地游走于西方和苏联两大集团间的灰色地带，甚至在苏联解体之际，芬兰官方仍然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对于邻国爱沙尼亚的独立运动表现出被动和不明确的立场，受到了其他北欧国家的严厉批评。
芬兰一直秉持着中立国的立场，始终没有加入北约——这个实际上以俄罗斯为主要假想敌的欧洲及北美国家的防卫合作组织。芬兰人知道，冒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正如《芬兰简史》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科尔比所说：“小国不可能得到历史的青睐，面对强权政治的严酷现实，公然违抗将只会带来灾难。”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才是小国寡民的现实生存之道。
2016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反映了芬兰的这种危机意识和深层的不安全感。“尽管芬兰公众对于欧盟的支持从未达到很高水平，但芬兰特别热衷加强与欧盟和整个欧洲的联系：在安全保障领域”，“芬兰坚持主张发展欧盟的国防领域，并强调欧盟互助条款的重要性”“欧盟成员国之间相互团结的想法最容易出现在芬兰的安全保障和国防领域”。
瑞典人还有一个对于芬兰人的刻板印象，“sisu”。这个词可译为“不屈不挠，或是吃苦耐劳”，比起刀子和烈酒，这个印象要正面得多。芬兰人爱把“sisu”升华成一种民族精神的高度，和他们在严酷漫长的北欧冬季的生存之道，还有近现代史上数次无畏地抗争强大的敌人所联系在一起。
2001年的欧洲晴雨表调查显示，芬兰人中将民族性放在第一位的比率远远高过欧盟的评价水平。芬兰的年轻人对于本民族过去那些历史插曲和身份有着强烈的依恋，比如芬兰在战争期间为了生存而进行抗争，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观，比如民主或北欧社会。
新冠的疫情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二三年，终会结束，但东方邻居所带来的历史阴影，始终笼罩在芬兰人的心上。并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阴影会何时消散。也正是这样带着危机意识生存，让未雨绸缪的芬兰人面对病毒显得更有准备。
作者系日本立教大学政治学博士，2013年定居瑞典，现居乌普萨拉
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的时候，一个北方小国的疫情防控表现可谓可圈可点，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它就是偏居北欧一隅的芬兰。
截至4月19日，芬兰全国累计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为3783例，累计死亡病例是94例。和北欧其他国家相比较(瑞典累计确诊14385例，死亡1540例;丹麦累计确诊7384例，死亡355例;挪威累计确诊病例7078例，死亡165例)，百万人口的死亡率，瑞典是151，丹麦是61，挪威是31，芬兰是17——芬兰的新冠死亡率仅是瑞典的九分之一。
空旷的赫尔辛基参议院广场
作为居住在“北欧最不幸福的国家”瑞典的笔者(在2020世界幸福度排名里，瑞典排名第七，在北欧国家里再次垫底，而芬兰荣居首位)，每每看到芬兰出色的防疫报告，总是不禁叹息。
和芬兰相比，瑞典既没有执行严格的隔离政策，也没有关闭学校和餐厅之类的“聚众”场所，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即便是横向与挪威、丹麦比较(它们所执行的措施和芬兰大同小异)，至少从目前的结果看，芬兰也做得更好。
诚然，仅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做分析，就贸然比较各国防疫政策的得失，会是件有失偏颇的事情。因为各国数据的统计标准各有不一，公共防疫政策在执行层面也各有千秋。等数个月后，数据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再来讨论，才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不过，抛开具体的政策比较，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分析芬兰至今为止不错的防疫表现。有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芬兰的地理位置。
北欧诸国里更“冷”的那个
芬兰地处欧洲最北部，陆路接壤的国家只有瑞典、挪威和俄罗斯。而且，和瑞典、挪威接壤的地方都是北部靠近北极圈的地广人稀之地。除此之外，仅有东南部与俄罗斯接壤。相对于其他几个北欧国家，芬兰离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南欧诸国的距离更远。
也许，还有个理由会更充分些：社交距离。
现在全世界的防疫手册里，都在强调减少日常社交，避免亲密接触，最好是居家隔离。在这一问题上，北欧人似乎有着天然的优势。
这里的民众素以“高冷”著称，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要比那些疫情严重的南欧诸国要远得多。子女在成年后多会搬出父母的住处，成年后和父母同住的情况非常少见。
而芬兰人，则属于北欧诸国民众里更“冷”的那个。
在瑞典人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芬兰人的刻板印象(当然也有很多是关于丹麦人和挪威人的)。比如“刀子”，芬兰人总爱带着刀，因为他们喜欢在北欧的森林里工作，或者转悠，这样的时候，带着一把刀总会派上用场。而爱待在森林里的人，多是沉默寡言和愿意忍受孤独的人。
当然，刀子也意味着暴力。这也可以联系到另一个刻板印象“烈酒”，这里多是指芬兰底层民众里严重的酗酒问题，酒喝多了就容易发生暴力事件，刀子也就有了其他的用途。芬兰的人均酒精消耗是北欧国家里最高的，而且90%的酒精被10%的人喝掉了，这是很可怕的社会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人酗酒的主因之一就是社交的缺乏和挥之不去的“孤独感”。
对了，地处北欧最南边的丹麦，广为流传着这样的都市传说：哥本哈根的酒鬼都是瑞典来的。应了那句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网络发达的当下，一些北欧社会里流传的各种小秘密(严格地说，是刻板印象)被好奇的人搬到了汉语世界里。于是，一个叫做“精芬”的汉语网络词汇诞生了，“精芬”的全称是“精神上的芬兰人”，泛指像芬兰人一样不爱社交、极度重视个人空间的一类人(解释也来自网络)。这确实是外界对于芬兰人的刻板印象之一。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现实生活中，包括芬兰人在内的北欧人，其实并不是高冷或是冷漠，他们只是慢热而已。
如果说地理和社交距离的因素，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解释芬兰现在不错的防疫表现。那么，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个机构——芬兰“国家紧急供给局”(huoltovarmuuskeskus)，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更充分的理由。
和平时期的战备
在欧洲各国一个个陷入新冠疫情缺医少药的困境时，芬兰国家紧急供给局为本国民众打了一剂“强心针”。
3月30日的《赫尔辛基时报》报道：“由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芬兰国家紧急供给局已开放了医疗设备资源储备，这是医疗储备在二战后的首次使用。”首批的储备物资，将用于芬兰的五所大学医院的卫生保健区域。
芬兰的国家紧急供给局，起源于1924年成立的全国战时经济委员会，那还是芬兰独立初期的动荡年代。此后，随着时局的变化，组织的名称多次变更，并在1993年成为经济事务和就业部的下属常设机构。
据报道，紧急供给局的医药物资储备种类齐全，除了口罩外，还包括各类医疗设备：注射针和注射器、导尿管、手术和其它防护手套、手术刀、手术缝合线等等。另外，还有1457种重要药品也在储备清单上。在此次疫情期间，紧急供给局能够为医疗机构提供足够的防护用具，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让北欧的邻居们羡慕好长一段时间了。
除此之外，芬兰全国各地的紧急供给局的仓库里还储备着“足够使用五个月的燃料和六个月的面包粉，以及12个月的玉米”。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芬兰有着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储备库，并且已积累多年。它不仅包括医疗用品，还包括石油、谷物、农业工具和制造弹药的原材料。”
国家紧急供给局的负责人jyrki hakola表示：“全国有多少个仓库，分布的地点在哪里，谁在管理以及到底包含哪些商品，这都是机密。但我可以说的是，这样的仓库有很多，遍及全国各地。”他还进一步补充说，“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系统。在90年代，也只有瑞典有，但之后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就没有用了。”
芬兰为何在冷战结束近三十年后，仍然保留着大量的资源储备，挪威国防研究所的马格努斯·哈肯斯塔德(magnus hakenstad)是这样解释的：“芬兰是北欧诸国里的‘准备者’，随时准备应对重大灾难或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已经融入了芬兰人的dna。”
而深究芬兰的危机意识，就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可以说，芬兰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夹缝求生、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苦难史。
夹缝中求生存
很多人都不知道，芬兰在1150年到1809年间一直是瑞典的一部分。直到1808年2月，俄国出兵占领芬兰地区，1809年9月，芬兰被正式割让给了俄国，成为了隶属于沙皇，拥有较大自治权的芬兰大公国。
时间来到一百多年后的1917年。这一年，欧洲还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深火热中，而在俄国则发生了改变人类近现代史进程的大事件——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借此机会，芬兰在同年的12月6日宣布独立，并最终在12月31日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的承认。但是，真正的独立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一直在明里暗里支持芬兰国内的共产党势力。
更紧迫的情况发生了。1939年8月，纳粹德国和苏联秘密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芬兰被划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苏联在出兵波罗的海三国后，同年11月30日开始进攻芬兰，史称“冬季战争”。
面对人数和军事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苏联军队，芬军利用熟悉气候和地势的优势与之周旋，并在战争初期重创苏军，成就了现代战争史里“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但在初期的战斗损失惨重后，苏军迅速做出调整，加上压倒性的装备和人员优势，终于在次年2月初突破了芬军主防线，芬兰被迫主动求和。1940年3月，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和平协定，芬兰被迫割让出11%的领土以及约3亿美元(市值)的战争赔偿，结束了这场矮子和巨人间的战争。
其后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成为了战胜国，而芬兰作为战败国的一方，接受到了比1940年战败时更加严厉的惩罚，包括大量的战争赔款和恢复1940年时期的边境。
但和那些与苏联比邻的国家相比，二战后芬兰是幸运的，因为它能够保持国家的独立和自主。
在冷战期间，芬兰一直小心地游走于西方和苏联两大集团间的灰色地带，甚至在苏联解体之际，芬兰官方仍然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对于邻国爱沙尼亚的独立运动表现出被动和不明确的立场，受到了其他北欧国家的严厉批评。
芬兰一直秉持着中立国的立场，始终没有加入北约——这个实际上以俄罗斯为主要假想敌的欧洲及北美国家的防卫合作组织。芬兰人知道，冒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正如《芬兰简史》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科尔比所说：“小国不可能得到历史的青睐，面对强权政治的严酷现实，公然违抗将只会带来灾难。”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才是小国寡民的现实生存之道。
2016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反映了芬兰的这种危机意识和深层的不安全感。“尽管芬兰公众对于欧盟的支持从未达到很高水平，但芬兰特别热衷加强与欧盟和整个欧洲的联系：在安全保障领域”，“芬兰坚持主张发展欧盟的国防领域，并强调欧盟互助条款的重要性”“欧盟成员国之间相互团结的想法最容易出现在芬兰的安全保障和国防领域”。
瑞典人还有一个对于芬兰人的刻板印象，“sisu”。这个词可译为“不屈不挠，或是吃苦耐劳”，比起刀子和烈酒，这个印象要正面得多。芬兰人爱把“sisu”升华成一种民族精神的高度，和他们在严酷漫长的北欧冬季的生存之道，还有近现代史上数次无畏地抗争强大的敌人所联系在一起。
2001年的欧洲晴雨表调查显示，芬兰人中将民族性放在第一位的比率远远高过欧盟的评价水平。芬兰的年轻人对于本民族过去那些历史插曲和身份有着强烈的依恋，比如芬兰在战争期间为了生存而进行抗争，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观，比如民主或北欧社会。
新冠的疫情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二三年，终会结束，但东方邻居所带来的历史阴影，始终笼罩在芬兰人的心上。并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阴影会何时消散。也正是这样带着危机意识生存，让未雨绸缪的芬兰人面对病毒显得更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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