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滇庆：自信的瑞典-z6尊龙凯时集团

　　是真名士自风流

　　2008年2月，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邀请我去开个学术会议，立即允诺。原因很简单，我经常往返于北美和中国，却从来没有去过北欧。刘吉和王沪宁说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是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的正统传人，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经济发达，社会稳定，贫富差距很小，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我特别想亲身去体验一下。

　　在我的印象中，北欧好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其实，从北京到斯德哥尔摩只要9个小时，比飞越太平洋还少2个小时，直达，方便得很。

　　在细雨朦胧中，飞机降落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瑞典教授克瑞斯特曾经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是我的科研助手。我问他：“按照当地的发音应该叫斯多克侯姆(stockholm)，怎么就弄成了斯德哥尔摩?” 克瑞斯特耸耸肩膀：“没关系，随便叫什么都行，来了就是客，一律欢迎”。

　　瑞典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自信中透露出来的大气。世界上有些人喜欢搞什么正名，韩国人把首都的名字从汉城改为首尔。岂不知道，这么一改，最麻烦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几百年的历史文献怎么改?何苦呢?和瑞典一比，不免漏出来一点小家子气。

　　按照有些中国人的眼光，斯德哥尔摩机场实在太老了，还顶不上我们一个省级城市的机场。海关非常简朴，电梯容量有限，也比较陈旧，坐不上电梯的旅客就排着队走楼梯。

　　乘出租车进城后，三绕二绕，停在一条小街上。街道不宽，可以勉强对面行车，但是右侧已经划为停车区，于是小街变成了单行道。我们的面包车停下来，别人就没法过去了。我下车后左右张望，在路边发现了一块很不醒目的招牌，rex hotel。

　　如果在北京召开国际会议，怎么不济也得找个五星级大饭店。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是瑞典最好的大学之一，出过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国际上颇负盛名。在他们学院对面的小巷里，有二家很不起眼的小旅馆，rex 就是其中一个。小到什么程度?门厅不到40平方米，还不如北京豪宅的客厅。前台一张办公桌，后面坐位小姑娘。小楼五层，我住顶层，阁楼。房间多说只有十平方米，放上一张床，一张小小的桌子就没有什么地方了。好在主人把液晶电视悬挂在墙上，否则不知道要挤成什么样子。卫生间还不到2平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种设备相当先进。阁楼的天花板除了一米宽的正常高度外，其余部分成30度角倾斜，连接着窗户。在床头部分尚能正常站立，床尾部分靠近窗户，多说只有一米二高。

　　rex旅店的电梯更是一绝。说不上已经多少岁。限乘三人，只有一道门。当电梯上下的时候，各层的电梯门就在你面前滑过。听得咯答一响，赶紧伸手推门，方才能够出去。如果还要像老爷一样等着电梯门自动开启，麻烦就大了，要在电梯里呆多久，随您的便。在电梯中有幅图警告你，行李或物品千万不要靠近电梯门，否则在电梯下行的时候，没准刮到突出的地方，可能把东西顶起来，有砸扁头的危险。如果在中国，这样的电梯早就被淘汰了，可是，人家照用不误。

　　在斯德哥尔摩沿街的建筑大多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在老城中还有许多18世纪的建筑。瑞典人把它们当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自豪地把这些建筑保留下来。街上很少看到霓虹灯，商店的招牌也不大。

　　在90年代初，我访问台北和香港的时候非常震惊，在一条街上居然有那么多的霓虹灯，一个比一个大，弄到后来，几乎分不请你我，稀里糊涂一大片。只有几十张床位的旅馆非要号称xx大酒店。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依葫芦画瓢，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广告特别多，近年来还搞什么“亮化工程”。把大搂点缀得花里呼梢。如果是节假日，开灯亮化，营造节日气氛，还说得过去，可是天天开灯，图些什么?看惯了等于没看。不知道花这么多的电费换来了什么?

　　谁敢说瑞典人穷?2007年瑞典的人均gdp为36900美元。平均年龄80.63岁，识字率99%，各项指标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瑞典的社会福利在全球屈指可数。在北京的时候，手机中曾经收到一个段子，没钱的时候要装有钱，有钱的时候要装没钱。这就是暴发户心态的写照。瑞典人底气十足，管你怎么看，我行我素，既不哭穷装孙子，也不摆阔，楞充冤大头。就是真正有钱也未必要摆到桌面上炫耀。瑞典人在安详中透着自信。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在细雨中，克瑞斯特邀请我们出去吃晚饭。问我想吃什么?来了斯德哥尔摩，就要尝尝道地的瑞典饭菜。克瑞斯特连声说好，带着我们一行上了街。

　　斯德哥尔摩街上饭店数目很多，拿中国的标准来看，全是小饭店。推门进去，满员。许多人坐在那儿说话，桌子上空荡荡的，顾客不着急，服务员也不着急。我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过来一个服务员，她毫无歉意地做个手势，难道你们没看见，没地儿了?

　　过马路，我们又钻进一家饭店，依然客满。我们急忙往前赶去，试探了好几家饭店，里面全坐满了人。饮食业的生意怎么这么好?难怪新开了好几家中餐馆。从临街的窗户看进去，中餐馆的生意也不错，家家客满。

　　我问克瑞斯特：“今天是星期四，怎么就这么多人，周末怎么办?”

　　他回答说：“许多斯德哥尔摩人的家在海湾对面，周末就回家去了，城里的人反而更少。瑞典人下饭馆是一种交谊方式，除了吃饭之外，更多的是相互交谈。一顿家常便饭要吃上几个小时。”

　　接连跑了四、五家餐馆也没有找到地方，众人纷纷说，随便吃点，填饱肚子就行了。我们钻进一家意大利比萨店，跑堂的说，后面请。随他来到后边的雅座，高不满二米，灯光昏暗，墙上涂满了色彩斑驳的壁画涂鸦，别有一番风趣。一个人一块比萨，一杯饮料，倒也简单。等算账的时候吓了一跳，一个人100多克郎。一克郎比一元人民币还大一些。瑞典的物价实在惊人。一公斤西红柿要25克郎。一瓶可乐要12克郎。一件在北京只卖50元的衣服，在斯德哥尔摩要价500元。实在有些离谱。

　　瑞典的高福利社会

　　也许主人怕我们长途跋涉过于劳累，第二天上午11点才开会。我在早晨7点就醒了。外面黑乎乎，雨蒙蒙。我没有睡回笼觉的习惯，不如出去走走。我看着地图，慢慢走去，一会儿天就大亮了。斯德哥尔摩只有78万人，是个海港，地形有点像缩小版的珠江三角洲。河道纵横交错，分割出来不少小岛，王宫就在一个岛上。中国人赞美斯德哥尔摩是北方的威尼斯，可是瑞典人似乎并不领情。在他们的导游图册中自称北方水城，信心十足，并不需要借助威尼斯来抬高自己。

　　瑞典天气怪得很。冬天已经到了，却并不冷。受到暖流的影响，几乎天天下雨。加拿大和北美早已在冰天雪地中准备迎接圣诞节，可是在斯德哥尔摩庆祝圣诞节的气氛似乎并不热烈。在海边刚刚立起来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在王宫旁边有一个专门卖圣诞礼品的自由市场。北欧不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吗?怎么墙内开花墙外红，多数圣诞老人都跑到北美去了?

　　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保护得非常好，在王宫周围的街道上青石铺路，曲径弯弯。瑞典人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把这些古老的建筑扒光了修条什么环路。在老城中心连高层建筑都没有。出城不远就是一片摩天大厦，和其他西方都市没有什么区别。当年，梁思成建议把北京的新市区建设到五棵松，保留下北京的城墙和其他古建筑。倘若如此，北京一定比现在更漂亮。

　　瑞典早就实行了全民健保，全民教育，社会保障系统健全，贫富差距相当小。世界上贫富差距小的国家有两类：一类是古巴，另一类是瑞典。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关头。要缩小贫富差距，若向古巴学习，很简单，倒退回计划经济就可以了。不过，如果让中国老百姓再拿着粮票、布票排队购物，一个月每人分配三个鸡蛋，一斤肉，恐怕谁都不干。如果真心要缩小贫富差距，瑞典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学习。

　　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张推行高福利制度，“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这个党可以溯源到恩格斯、考兹基的第二国际。他们的主张和“三个代表”有几分相象。主张发展生产力，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定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在，社会民主党已经不执政了，却仍然保持着最大反对党的地位。

　　瑞典人的教育水平相当高。从1901年开始，诺贝尔奖颁奖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学院举行，由瑞典国王颁授。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敏锐的爱立信

　　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主办的会议上，各国学者各抒己见。一位瑞典教授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数据之后，断言金砖四国(印度、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即将崛起，印度将成为下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他说：“如果把中国比喻为龙，把印度比喻为象，龙象之争刚刚开始。印度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他的人口结构很年轻，在未来的竞争中没准印度会超过中国。”

　　我听了之后不以为然，站起来说：“人口年轻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高速发展。要说人口结构年轻，非洲有些国家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40岁。多年轻啊!难道可以根据平均年龄预测非洲的经济将要腾飞?人口年轻可以在高速经济增长中带来人口红利。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人口年轻与否毫无意义。

　　别看印度这几年经济发展速度不慢，其实他们走错了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人力资本。增加资金和人力投入也许能够获得短期的经济增长，却很难持续下去。若要积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途径是创造就业机会，让老百姓在干中学。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给亿万民众提供了工作。人们在工作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中国制造，风靡世界。印度在电脑软件和生物工程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是，这些高科技产业并不能给印度提供多少就业。大部分印度人没有全职工作。这使得印度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中国。印度在高科技领域中和美国、欧洲竞争，发展空间有限。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和中国竞争，却很难填补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中国每年新增就业1200万，可是，印度仅有50万。印度面临两难境地。如果不调整发展战略，很难像中国一样通过出口积累巨额外汇资金，也很难扩大国内市场的规模。”

　　会场上有一个爱立信的代表，听了我的报告后当即邀请我到爱立信总部再讲一次。由于时间有限，我礼貌地摇摇头。午饭后，爱立信的副总裁亲自赶来，诚挚地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讲一讲。如果我的时间安排不开，他们愿意为我重新买张飞机票。

　　爱立信公司是瑞典最大的电子通信公司，拥有10多万职工，分布在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爱立信手机在中国与苹果、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争夺市场，他们正准备花上一大笔钱，抢占先机，开拓印度市场。他们以为，印度人口和中国差不多，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手机潜在市场。他们派到印度去调研的人都非常乐观。听见我的观点大吃一惊，总裁亲自出马，立即召集研究人员讨论。反映速度之快，关注程度之高，都令人赞叹。难怪瑞典这样一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有这样的份量。

　　我告诉爱立信的高层管理人员：“决定手机潜在市场规模的不是人口而是就业。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但是中国走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道路，印度走高科技发展道路。虽然这两种选择各有所长，但是，中国出现了超过2亿人的产业大军，随之出现了7亿用户的手机市场。印度的it产业发展得很好，可是就业人数只不过几百万，手机用户不到一亿。我到印度农村转了一圈，好多人除了腰间围块布之外，一无所有。连放手机的口袋都没有。一句话，人口不等于就业，只有就业才能挣钱，只有挣钱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手机的潜在用户。你们不妨耐心地等一等，等到印度改变了经济发展战略之后再去开拓市场也不迟。”

　　爱立信曾经派出好几拨人考察印度市场，我说的事实他们全知道，可就是没有从发展经济学角度上区分人口和就业。在座谈中，他们颇有感概，邀请我多留几天，传经授道。我笑着婉言谢绝。后来，爱立信的高层管理人员在访华时还专程到北大来告诉我，他们已经大幅度修改了公司准备大举进军印度的投资策略，热情地邀请我再度访问瑞典。

　　瑞典王宫

　　斯德哥尔摩的纬度很高，夏日白天很长，冬天日落很早。初来乍到，有点不习惯。会议最后一天的下午安排观光游览。在午餐时窗外难得见到了一缕阳光。主办者热情洋溢地致辞，滔滔不绝。好不容易等他说完，跑出会场已经下午2点多了。我们赶到皇宫时还不到三点。门卫说，对不起，已经关门了。天渐渐黑下来，街上已经要开灯行车了。既然进不去皇宫，看看博物馆也好。

　　博物馆在王宫的地下室，古时候也许是个酒窖。瑞典在历史上也曾经阔过一阵。1523年在国王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eriksson vasa)领导下瑞典独立。在1654年到1719年期间，瑞典的地盘跨越波罗的海，包括如今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俄国、波兰和德国的一部分。1709年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战胜了强大的瑞典军队，1718年瑞典军队再败于俄国、丹麦和波兰联军。从那个时候起，瑞典人放弃了争霸的努力，基本上没有离开老家，在1814年以后再也没有打过仗。瑞典身处北欧，却能够回避二次世界大战，实在不容易。瑞典人口中90%是日耳曼族后裔。在希特勒最嚣张的时候，没有跟着趟混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没有顺着潮流加入北约。在几十年的冷战中始终保持中立。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全民共识，还要有一批卓越的外交人才。当前，欧洲各国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统一使用欧元，可是瑞典依然故我，照旧使用自己的克郎。

　　博物馆中陈列了历代国王用过的王冠和武器。有套礼服上血迹斑斑，据说是某位国王被刺杀时所穿。难为瑞典人把这些东西保存得这么好。中国的历史比瑞典长，除了地下埋的文物之外，地表上看得见的东西，只要还值几个钱，还不全当破烂给卖了?

　　在博物馆中，最精彩的恐怕莫过于国王的大马车。富丽堂皇，就像我们在《灰姑娘》动画片中见到的一样。马车旁边还有几顶轿子，和中国的轿子几乎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多了两块玻璃。据说是国王和王后在下雨的时候怕弄脏衣服就坐轿子。在博物馆中有一套王后的衣服，披风居然有十米多长，绝对不是一个女人能承担的份量，不知道能不能塞进轿子里面去。

　　走出博物馆，赶去看王宫卫兵换岗。卫兵总共不到20个人，观众不到卫兵的一半。参观的人有说有笑，不怎么认真，换岗的士兵倒一本正经。他们用瑞典语喊的口令，我似乎听懂了一句，“集合”!问问克瑞斯特，他笑了，那句口令的意思是“注意了”。

　　克格勃酒吧

　　克瑞斯特带着我们走在大街上，突然他停住脚步，指着镶嵌在地面上的一块铜牌，叫我们过来看。他说：“1986年瑞典首相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暗杀了。”

　　我曾经听说过这件事情，但是绝对没有想到居然发生在这样平常的地方。贵为首相，怎么出门时连个警卫都没带?

　　克瑞斯特指着垂直交叉的一条小街说：“凶手就是从这个方向逃走，并且消失在上坡的地方。瑞典政府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能最终破案。”

　　我问道：“这怎么可能呢?就是一般老百姓给人家杀了，警察局也得有个交代呀。”

　　克瑞斯特很严肃地说：“如果是个老百姓遇害，在瑞典肯定能破案。可是，问题复杂在这个人是首相。他不是一般人，杀他的也不是一般人。”

　　“是谁这么嚣张?”

　　克瑞斯特耸耸肩膀，“没有人知道。不过瑞典人心里都明白。后来，在凶手逃脱的地方开办了一家著名的酒吧，名字就叫克格勃。”

　　听说有这样一家酒吧，众人的兴趣都来了。晚餐之后相约去“克格勃”。这家酒吧面积不大，上下三层，没料到“克格勃”的生意好得惊人，门前要排队，好不容易进去了，里面挤满了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墙上挂着一面镰刀斧头红旗。墙角有尊列宁的石膏像，好像正在演说，“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

　　酒吧里轰鸣震荡着摇滚音乐，连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我实在不知道这些年青人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有什么乐趣，仅仅呆了几分钟就宣告撤退。

　　历史啊，历史，真能嘲弄人。

       作者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是真名士自风流

　　2008年2月，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邀请我去开个学术会议，立即允诺。原因很简单，我经常往返于北美和中国，却从来没有去过北欧。刘吉和王沪宁说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是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的正统传人，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经济发达，社会稳定，贫富差距很小，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我特别想亲身去体验一下。

　　在我的印象中，北欧好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其实，从北京到斯德哥尔摩只要9个小时，比飞越太平洋还少2个小时，直达，方便得很。

　　在细雨朦胧中，飞机降落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瑞典教授克瑞斯特曾经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是我的科研助手。我问他：“按照当地的发音应该叫斯多克侯姆(stockholm)，怎么就弄成了斯德哥尔摩?” 克瑞斯特耸耸肩膀：“没关系，随便叫什么都行，来了就是客，一律欢迎”。

　　瑞典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自信中透露出来的大气。世界上有些人喜欢搞什么正名，韩国人把首都的名字从汉城改为首尔。岂不知道，这么一改，最麻烦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几百年的历史文献怎么改?何苦呢?和瑞典一比，不免漏出来一点小家子气。

　　按照有些中国人的眼光，斯德哥尔摩机场实在太老了，还顶不上我们一个省级城市的机场。海关非常简朴，电梯容量有限，也比较陈旧，坐不上电梯的旅客就排着队走楼梯。

　　乘出租车进城后，三绕二绕，停在一条小街上。街道不宽，可以勉强对面行车，但是右侧已经划为停车区，于是小街变成了单行道。我们的面包车停下来，别人就没法过去了。我下车后左右张望，在路边发现了一块很不醒目的招牌，rex hotel。

　　如果在北京召开国际会议，怎么不济也得找个五星级大饭店。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是瑞典最好的大学之一，出过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国际上颇负盛名。在他们学院对面的小巷里，有二家很不起眼的小旅馆，rex 就是其中一个。小到什么程度?门厅不到40平方米，还不如北京豪宅的客厅。前台一张办公桌，后面坐位小姑娘。小楼五层，我住顶层，阁楼。房间多说只有十平方米，放上一张床，一张小小的桌子就没有什么地方了。好在主人把液晶电视悬挂在墙上，否则不知道要挤成什么样子。卫生间还不到2平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种设备相当先进。阁楼的天花板除了一米宽的正常高度外，其余部分成30度角倾斜，连接着窗户。在床头部分尚能正常站立，床尾部分靠近窗户，多说只有一米二高。

　　rex旅店的电梯更是一绝。说不上已经多少岁。限乘三人，只有一道门。当电梯上下的时候，各层的电梯门就在你面前滑过。听得咯答一响，赶紧伸手推门，方才能够出去。如果还要像老爷一样等着电梯门自动开启，麻烦就大了，要在电梯里呆多久，随您的便。在电梯中有幅图警告你，行李或物品千万不要靠近电梯门，否则在电梯下行的时候，没准刮到突出的地方，可能把东西顶起来，有砸扁头的危险。如果在中国，这样的电梯早就被淘汰了，可是，人家照用不误。

　　在斯德哥尔摩沿街的建筑大多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在老城中还有许多18世纪的建筑。瑞典人把它们当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自豪地把这些建筑保留下来。街上很少看到霓虹灯，商店的招牌也不大。

　　在90年代初，我访问台北和香港的时候非常震惊，在一条街上居然有那么多的霓虹灯，一个比一个大，弄到后来，几乎分不请你我，稀里糊涂一大片。只有几十张床位的旅馆非要号称xx大酒店。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依葫芦画瓢，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广告特别多，近年来还搞什么“亮化工程”。把大搂点缀得花里呼梢。如果是节假日，开灯亮化，营造节日气氛，还说得过去，可是天天开灯，图些什么?看惯了等于没看。不知道花这么多的电费换来了什么?

　　谁敢说瑞典人穷?2007年瑞典的人均gdp为36900美元。平均年龄80.63岁，识字率99%，各项指标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瑞典的社会福利在全球屈指可数。在北京的时候，手机中曾经收到一个段子，没钱的时候要装有钱，有钱的时候要装没钱。这就是暴发户心态的写照。瑞典人底气十足，管你怎么看，我行我素，既不哭穷装孙子，也不摆阔，楞充冤大头。就是真正有钱也未必要摆到桌面上炫耀。瑞典人在安详中透着自信。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在细雨中，克瑞斯特邀请我们出去吃晚饭。问我想吃什么?来了斯德哥尔摩，就要尝尝道地的瑞典饭菜。克瑞斯特连声说好，带着我们一行上了街。

　　斯德哥尔摩街上饭店数目很多，拿中国的标准来看，全是小饭店。推门进去，满员。许多人坐在那儿说话，桌子上空荡荡的，顾客不着急，服务员也不着急。我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过来一个服务员，她毫无歉意地做个手势，难道你们没看见，没地儿了?

　　过马路，我们又钻进一家饭店，依然客满。我们急忙往前赶去，试探了好几家饭店，里面全坐满了人。饮食业的生意怎么这么好?难怪新开了好几家中餐馆。从临街的窗户看进去，中餐馆的生意也不错，家家客满。

　　我问克瑞斯特：“今天是星期四，怎么就这么多人，周末怎么办?”

　　他回答说：“许多斯德哥尔摩人的家在海湾对面，周末就回家去了，城里的人反而更少。瑞典人下饭馆是一种交谊方式，除了吃饭之外，更多的是相互交谈。一顿家常便饭要吃上几个小时。”

　　接连跑了四、五家餐馆也没有找到地方，众人纷纷说，随便吃点，填饱肚子就行了。我们钻进一家意大利比萨店，跑堂的说，后面请。随他来到后边的雅座，高不满二米，灯光昏暗，墙上涂满了色彩斑驳的壁画涂鸦，别有一番风趣。一个人一块比萨，一杯饮料，倒也简单。等算账的时候吓了一跳，一个人100多克郎。一克郎比一元人民币还大一些。瑞典的物价实在惊人。一公斤西红柿要25克郎。一瓶可乐要12克郎。一件在北京只卖50元的衣服，在斯德哥尔摩要价500元。实在有些离谱。

　　瑞典的高福利社会

　　也许主人怕我们长途跋涉过于劳累，第二天上午11点才开会。我在早晨7点就醒了。外面黑乎乎，雨蒙蒙。我没有睡回笼觉的习惯，不如出去走走。我看着地图，慢慢走去，一会儿天就大亮了。斯德哥尔摩只有78万人，是个海港，地形有点像缩小版的珠江三角洲。河道纵横交错，分割出来不少小岛，王宫就在一个岛上。中国人赞美斯德哥尔摩是北方的威尼斯，可是瑞典人似乎并不领情。在他们的导游图册中自称北方水城，信心十足，并不需要借助威尼斯来抬高自己。

　　瑞典天气怪得很。冬天已经到了，却并不冷。受到暖流的影响，几乎天天下雨。加拿大和北美早已在冰天雪地中准备迎接圣诞节，可是在斯德哥尔摩庆祝圣诞节的气氛似乎并不热烈。在海边刚刚立起来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在王宫旁边有一个专门卖圣诞礼品的自由市场。北欧不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吗?怎么墙内开花墙外红，多数圣诞老人都跑到北美去了?

　　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保护得非常好，在王宫周围的街道上青石铺路，曲径弯弯。瑞典人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把这些古老的建筑扒光了修条什么环路。在老城中心连高层建筑都没有。出城不远就是一片摩天大厦，和其他西方都市没有什么区别。当年，梁思成建议把北京的新市区建设到五棵松，保留下北京的城墙和其他古建筑。倘若如此，北京一定比现在更漂亮。

　　瑞典早就实行了全民健保，全民教育，社会保障系统健全，贫富差距相当小。世界上贫富差距小的国家有两类：一类是古巴，另一类是瑞典。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关头。要缩小贫富差距，若向古巴学习，很简单，倒退回计划经济就可以了。不过，如果让中国老百姓再拿着粮票、布票排队购物，一个月每人分配三个鸡蛋，一斤肉，恐怕谁都不干。如果真心要缩小贫富差距，瑞典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学习。

　　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张推行高福利制度，“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这个党可以溯源到恩格斯、考兹基的第二国际。他们的主张和“三个代表”有几分相象。主张发展生产力，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定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在，社会民主党已经不执政了，却仍然保持着最大反对党的地位。

　　瑞典人的教育水平相当高。从1901年开始，诺贝尔奖颁奖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学院举行，由瑞典国王颁授。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敏锐的爱立信

　　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主办的会议上，各国学者各抒己见。一位瑞典教授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数据之后，断言金砖四国(印度、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即将崛起，印度将成为下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他说：“如果把中国比喻为龙，把印度比喻为象，龙象之争刚刚开始。印度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他的人口结构很年轻，在未来的竞争中没准印度会超过中国。”

　　我听了之后不以为然，站起来说：“人口年轻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高速发展。要说人口结构年轻，非洲有些国家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40岁。多年轻啊!难道可以根据平均年龄预测非洲的经济将要腾飞?人口年轻可以在高速经济增长中带来人口红利。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人口年轻与否毫无意义。

　　别看印度这几年经济发展速度不慢，其实他们走错了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人力资本。增加资金和人力投入也许能够获得短期的经济增长，却很难持续下去。若要积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途径是创造就业机会，让老百姓在干中学。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给亿万民众提供了工作。人们在工作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中国制造，风靡世界。印度在电脑软件和生物工程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是，这些高科技产业并不能给印度提供多少就业。大部分印度人没有全职工作。这使得印度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中国。印度在高科技领域中和美国、欧洲竞争，发展空间有限。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和中国竞争，却很难填补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中国每年新增就业1200万，可是，印度仅有50万。印度面临两难境地。如果不调整发展战略，很难像中国一样通过出口积累巨额外汇资金，也很难扩大国内市场的规模。”

　　会场上有一个爱立信的代表，听了我的报告后当即邀请我到爱立信总部再讲一次。由于时间有限，我礼貌地摇摇头。午饭后，爱立信的副总裁亲自赶来，诚挚地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讲一讲。如果我的时间安排不开，他们愿意为我重新买张飞机票。

　　爱立信公司是瑞典最大的电子通信公司，拥有10多万职工，分布在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爱立信手机在中国与苹果、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争夺市场，他们正准备花上一大笔钱，抢占先机，开拓印度市场。他们以为，印度人口和中国差不多，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手机潜在市场。他们派到印度去调研的人都非常乐观。听见我的观点大吃一惊，总裁亲自出马，立即召集研究人员讨论。反映速度之快，关注程度之高，都令人赞叹。难怪瑞典这样一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有这样的份量。

　　我告诉爱立信的高层管理人员：“决定手机潜在市场规模的不是人口而是就业。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但是中国走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道路，印度走高科技发展道路。虽然这两种选择各有所长，但是，中国出现了超过2亿人的产业大军，随之出现了7亿用户的手机市场。印度的it产业发展得很好，可是就业人数只不过几百万，手机用户不到一亿。我到印度农村转了一圈，好多人除了腰间围块布之外，一无所有。连放手机的口袋都没有。一句话，人口不等于就业，只有就业才能挣钱，只有挣钱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手机的潜在用户。你们不妨耐心地等一等，等到印度改变了经济发展战略之后再去开拓市场也不迟。”

　　爱立信曾经派出好几拨人考察印度市场，我说的事实他们全知道，可就是没有从发展经济学角度上区分人口和就业。在座谈中，他们颇有感概，邀请我多留几天，传经授道。我笑着婉言谢绝。后来，爱立信的高层管理人员在访华时还专程到北大来告诉我，他们已经大幅度修改了公司准备大举进军印度的投资策略，热情地邀请我再度访问瑞典。

　　瑞典王宫

　　斯德哥尔摩的纬度很高，夏日白天很长，冬天日落很早。初来乍到，有点不习惯。会议最后一天的下午安排观光游览。在午餐时窗外难得见到了一缕阳光。主办者热情洋溢地致辞，滔滔不绝。好不容易等他说完，跑出会场已经下午2点多了。我们赶到皇宫时还不到三点。门卫说，对不起，已经关门了。天渐渐黑下来，街上已经要开灯行车了。既然进不去皇宫，看看博物馆也好。

　　博物馆在王宫的地下室，古时候也许是个酒窖。瑞典在历史上也曾经阔过一阵。1523年在国王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eriksson vasa)领导下瑞典独立。在1654年到1719年期间，瑞典的地盘跨越波罗的海，包括如今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俄国、波兰和德国的一部分。1709年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战胜了强大的瑞典军队，1718年瑞典军队再败于俄国、丹麦和波兰联军。从那个时候起，瑞典人放弃了争霸的努力，基本上没有离开老家，在1814年以后再也没有打过仗。瑞典身处北欧，却能够回避二次世界大战，实在不容易。瑞典人口中90%是日耳曼族后裔。在希特勒最嚣张的时候，没有跟着趟混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没有顺着潮流加入北约。在几十年的冷战中始终保持中立。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全民共识，还要有一批卓越的外交人才。当前，欧洲各国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统一使用欧元，可是瑞典依然故我，照旧使用自己的克郎。

　　博物馆中陈列了历代国王用过的王冠和武器。有套礼服上血迹斑斑，据说是某位国王被刺杀时所穿。难为瑞典人把这些东西保存得这么好。中国的历史比瑞典长，除了地下埋的文物之外，地表上看得见的东西，只要还值几个钱，还不全当破烂给卖了?

　　在博物馆中，最精彩的恐怕莫过于国王的大马车。富丽堂皇，就像我们在《灰姑娘》动画片中见到的一样。马车旁边还有几顶轿子，和中国的轿子几乎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多了两块玻璃。据说是国王和王后在下雨的时候怕弄脏衣服就坐轿子。在博物馆中有一套王后的衣服，披风居然有十米多长，绝对不是一个女人能承担的份量，不知道能不能塞进轿子里面去。

　　走出博物馆，赶去看王宫卫兵换岗。卫兵总共不到20个人，观众不到卫兵的一半。参观的人有说有笑，不怎么认真，换岗的士兵倒一本正经。他们用瑞典语喊的口令，我似乎听懂了一句，“集合”!问问克瑞斯特，他笑了，那句口令的意思是“注意了”。

　　克格勃酒吧

　　克瑞斯特带着我们走在大街上，突然他停住脚步，指着镶嵌在地面上的一块铜牌，叫我们过来看。他说：“1986年瑞典首相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暗杀了。”

　　我曾经听说过这件事情，但是绝对没有想到居然发生在这样平常的地方。贵为首相，怎么出门时连个警卫都没带?

　　克瑞斯特指着垂直交叉的一条小街说：“凶手就是从这个方向逃走，并且消失在上坡的地方。瑞典政府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能最终破案。”

　　我问道：“这怎么可能呢?就是一般老百姓给人家杀了，警察局也得有个交代呀。”

　　克瑞斯特很严肃地说：“如果是个老百姓遇害，在瑞典肯定能破案。可是，问题复杂在这个人是首相。他不是一般人，杀他的也不是一般人。”

　　“是谁这么嚣张?”

　　克瑞斯特耸耸肩膀，“没有人知道。不过瑞典人心里都明白。后来，在凶手逃脱的地方开办了一家著名的酒吧，名字就叫克格勃。”

　　听说有这样一家酒吧，众人的兴趣都来了。晚餐之后相约去“克格勃”。这家酒吧面积不大，上下三层，没料到“克格勃”的生意好得惊人，门前要排队，好不容易进去了，里面挤满了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墙上挂着一面镰刀斧头红旗。墙角有尊列宁的石膏像，好像正在演说，“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

　　酒吧里轰鸣震荡着摇滚音乐，连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我实在不知道这些年青人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有什么乐趣，仅仅呆了几分钟就宣告撤退。

　　历史啊，历史，真能嘲弄人。

       作者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