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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角网”按：2017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中日关系既有过互帮互助的友好局面，又经历了复杂的波折和严峻的考验。
当前，中日关系仍处于较为困难时期，相比2006年第一次执政时曾率先开启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为何呈现明显反差?深层次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中日关系将向何处去?
钝角网特邀日本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冯玮在九月份钝角会员讲座中讲解以上问题。以下为活动讲稿第一部分：
冯玮老师
我们知道中国和日本曾经发生过五次战争，到今天为止，中日关系也是非常曲折的。如何把这些复杂曲折的问题尽可能的简单化，我想要遵循一个基本的方法论的原则。而这个方法论的原则，按照我的看法，主要是关注三点：
第一个就是注重思想方法，就像中国非常注重方法论的选择。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强调方法。近代理性主义的创始人笛卡儿写了一本书，也是他的成名作叫《谈谈方法》。在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句话“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那么如何来关注方法呢?
我认为特别突出几点，第一个就是思想方法。十年前，有一部电视系列片曾经非常红火，引起广大的关注，就是中央电视台所播的《大国崛起》。《大国崛起》的第五集《激情岁月》是讲法国的。《激情岁月》最后的话外音，我印象非常深刻，“只有尊重思想的民族，才能拥有伟大的思想，只有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取得不断前进的力量”，就是强调思想方法。
就思想方法来说，我认为今天主要应该强调两点：第一，我们分析问题要抓住它的根本，就像中国道家哲学所强调的“大道至简”。道家所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天地、乾坤都是由两个词“阴”和“阳”来决定的。
第二，就是阐述应该简明扼要。《三国志》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要言不烦”。也就是说，重要的话语应该是一语中的，直击要害。
再一个，就是我们分析这种历史问题要放在历史的坐标上，什么叫放在历史的坐标上?就是要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进行考察。纵向的考察大家清楚，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观察问题的过程。中国的学术传统强调四个字“经世致用”，什么叫“经世致用”?“经”是什么意思，经就是纵向的线索，经纬的经，就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来为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借鉴，这就是“经世致用”的含义。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是为社会现实发展服务的。
还有一个“纬”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横向的社会历史的变化，我们要认识中国的变化，认识日本的变化，认识中日关系的变化都要在一个横向的纬度上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年份在世界历史上是相当重要的，公元712年，712年在西方是什么日子?712年是查理马特改革，也就是“采邑改革”的这一年，这项改革奠定了封建制的基础。712年同时也是阿拉伯帝国占领了西班牙，取得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成功，然后阿拉伯帝国开始不断的进行扩张。中国的712年是什么年代?712年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这一年，李隆基登基以后，中国进入了“开元盛世”。但是，就像海上的波浪一样，浪峰后面就是波谷，在唐玄宗登基“开元盛世”以后，在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整个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社会以后所存在的这些弊端，开始迸发出来。例如外戚专权、朋党争斗、封建割据，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712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一年对日本来说也非常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日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观，叫“皇国史观”，就是在712年开始形成。当时日本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就是《古世纪》，主要就是谈了日本的天皇是如何产生的，日本作为一个神的国家的来源是什么等等。所以，横向的考察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一点，例如中国的历史是在这一年开始逐渐地趋向于衰落，从“开元盛世”趋向于“安史之乱”。而西方，包括阿拉伯世界开始趋向于强盛，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差。
就中日关系来说，纵向的就是要考察中日之间曾经发生的五次局部和全面的战争。横向的考察，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察中美关系的变化，这是我们认识和考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视点。
第一次战争，663年，白江口之战。这场战争是中国和日本发生的第一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成为了东亚的盟主。
第二次战争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攻日，日本称作为是“文永·弘安之役”，1274年到1281年。战争的结果是什么?中国和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中日断交。
忽必烈征伐之后的第三次战争是什么呢?就是1592到1598年，日本称作为是“文禄庆长之役”，中国称“万历朝鲜之役”，而朝鲜称作为是“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第三次战争的结果是丰臣秀吉抱憾去世，日本惨败。丰臣秀吉临终的时候，还留下了一首辞世歌，日本人死的时候都留一首辞世歌，它已经是一种文化的传统。他是这样写的“我如朝露降人间，今作珠痕逝草前，大坂巍峨实梦幻，醒时万事付灰烟”。大家注意到“大坂”这两个字，大坂以前是一个提土旁，不是一个左耳旁。现在是左耳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明治维新以后，在1872年的时候，当时有人提出“大坂”的坂字不吉利，因为武士造反，所以把它改成了现在的大阪，这就是第三次战争。
“钝角网”按：2017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中日关系既有过互帮互助的友好局面，又经历了复杂的波折和严峻的考验。
当前，中日关系仍处于较为困难时期，相比2006年第一次执政时曾率先开启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为何呈现明显反差?深层次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中日关系将向何处去?
钝角网特邀日本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冯玮在九月份钝角会员讲座中讲解以上问题。以下为活动讲稿第一部分：
冯玮老师
我们知道中国和日本曾经发生过五次战争，到今天为止，中日关系也是非常曲折的。如何把这些复杂曲折的问题尽可能的简单化，我想要遵循一个基本的方法论的原则。而这个方法论的原则，按照我的看法，主要是关注三点：
第一个就是注重思想方法，就像中国非常注重方法论的选择。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强调方法。近代理性主义的创始人笛卡儿写了一本书，也是他的成名作叫《谈谈方法》。在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句话“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那么如何来关注方法呢?
我认为特别突出几点，第一个就是思想方法。十年前，有一部电视系列片曾经非常红火，引起广大的关注，就是中央电视台所播的《大国崛起》。《大国崛起》的第五集《激情岁月》是讲法国的。《激情岁月》最后的话外音，我印象非常深刻，“只有尊重思想的民族，才能拥有伟大的思想，只有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取得不断前进的力量”，就是强调思想方法。
就思想方法来说，我认为今天主要应该强调两点：第一，我们分析问题要抓住它的根本，就像中国道家哲学所强调的“大道至简”。道家所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天地、乾坤都是由两个词“阴”和“阳”来决定的。
第二，就是阐述应该简明扼要。《三国志》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要言不烦”。也就是说，重要的话语应该是一语中的，直击要害。
再一个，就是我们分析这种历史问题要放在历史的坐标上，什么叫放在历史的坐标上?就是要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进行考察。纵向的考察大家清楚，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观察问题的过程。中国的学术传统强调四个字“经世致用”，什么叫“经世致用”?“经”是什么意思，经就是纵向的线索，经纬的经，就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来为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借鉴，这就是“经世致用”的含义。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是为社会现实发展服务的。
还有一个“纬”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横向的社会历史的变化，我们要认识中国的变化，认识日本的变化，认识中日关系的变化都要在一个横向的纬度上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年份在世界历史上是相当重要的，公元712年，712年在西方是什么日子?712年是查理马特改革，也就是“采邑改革”的这一年，这项改革奠定了封建制的基础。712年同时也是阿拉伯帝国占领了西班牙，取得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成功，然后阿拉伯帝国开始不断的进行扩张。中国的712年是什么年代?712年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这一年，李隆基登基以后，中国进入了“开元盛世”。但是，就像海上的波浪一样，浪峰后面就是波谷，在唐玄宗登基“开元盛世”以后，在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整个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社会以后所存在的这些弊端，开始迸发出来。例如外戚专权、朋党争斗、封建割据，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712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一年对日本来说也非常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日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观，叫“皇国史观”，就是在712年开始形成。当时日本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就是《古世纪》，主要就是谈了日本的天皇是如何产生的，日本作为一个神的国家的来源是什么等等。所以，横向的考察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一点，例如中国的历史是在这一年开始逐渐地趋向于衰落，从“开元盛世”趋向于“安史之乱”。而西方，包括阿拉伯世界开始趋向于强盛，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差。
就中日关系来说，纵向的就是要考察中日之间曾经发生的五次局部和全面的战争。横向的考察，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察中美关系的变化，这是我们认识和考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视点。
第一次战争，663年，白江口之战。这场战争是中国和日本发生的第一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成为了东亚的盟主。
第二次战争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攻日，日本称作为是“文永·弘安之役”，1274年到1281年。战争的结果是什么?中国和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中日断交。
忽必烈征伐之后的第三次战争是什么呢?就是1592到1598年，日本称作为是“文禄庆长之役”，中国称“万历朝鲜之役”，而朝鲜称作为是“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第三次战争的结果是丰臣秀吉抱憾去世，日本惨败。丰臣秀吉临终的时候，还留下了一首辞世歌，日本人死的时候都留一首辞世歌，它已经是一种文化的传统。他是这样写的“我如朝露降人间，今作珠痕逝草前，大坂巍峨实梦幻，醒时万事付灰烟”。大家注意到“大坂”这两个字，大坂以前是一个提土旁，不是一个左耳旁。现在是左耳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明治维新以后，在1872年的时候，当时有人提出“大坂”的坂字不吉利，因为武士造反，所以把它改成了现在的大阪，这就是第三次战争。
颠覆东亚秩序的甲午战争：为日本侵略扩张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四次战争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在1894年7月25号，日本当时由东乡平八郎担任舰长的“浪速”击沉了中国租用的英国的商船“高升号”，不宣而战，引发了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日本有一个作家叫司马辽太郎，他写了一篇非常好的作品叫《坂上之云》，《坂上之云》里面就有甲午战争，有日清战争等等这些当时有关的情况。8月1号双方宣战，战争正式爆发，东乡平八郎这个人后来被封为日本的军神，日俄战争的时候，他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是伊东祐亨，这是第四次战争。
致远舰在大东沟海战中沉没。图中右侧为日舰吉野号，中央倾斜的是致远舰。绘制此图的是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利安德号上的军官，他对致远、经远的奋战都给与了极高评价
第四次战争整个的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第二个阶段是九连城之战和旅顺口之战，第三阶段是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可以说主要就是有这些战争，这些战役我们应该看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前几天刚刚去了日本的福冈，福冈跟甲午战争有什么关系呢?甲午战争中国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后来因为炮弹打光以后，它自己把自己炸沉以后，日本人把它捞上来，大卸八块后建了一个房子叫“定远馆”，大门就是用定远舰的甲板做的，上面还有一个大的窟窿，实际上就是羞辱中国。还专门有一个说明，上面写着它的来历。
关于甲午战争，关键是什么呢?我在这里要纠正一些错误说法。甲午战败的原因有两种讹传，第一个是北洋舰队的实力超过日本联合舰队，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经常看到北洋舰队当时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等等，其实甲午战争开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日本的联合舰队的总吨位已经超过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总吨位是41200吨，而日本联合舰队的总吨位是62000吨，而且船的速度也明显的是日本的军船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炮的发炮的速度也比我们快，都是速射炮，也就是说联合舰队的实力明显已经超过中国了。
第二个错误是当时中国发展海军的军费被挪用于去建颐和园。首先我们要知道谁要建颐和园，是慈禧太后要建的?不是，是光绪皇帝，要建这个园子的意思就是说，您老人家可以休息了，不要干预朝政了。关键是颐和园不是新建的园林，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她母亲祝寿的时候建的，叫清漪园，然后改建一下，建成颐和园。最初说为了建颐和园挪用海军的军费源自于《清季野史》，里面说“甲午战败皆因清廷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之故”，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其实不是。这种说法后来经过梁启超在《瓜分危言》里面，又进一步的得到扩散。梁启超说“括全国之膏血以修国防，而其实乃消磨于园林土木之用”。所以，最后就以讹传讹传开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一些地方官为了贪污，为了聚敛民脂民膏，打着发展海军的名义在搜刮，其实海军的费用真的被挪用了吗?并没有被挪用。
我们应该注意到，甲午战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两大方面：第一个是因为日本的工业化取得成功，而中国的工业化归于失败。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和一个农业的国家进行交战，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日本工业化殖产兴业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它的具体的做法没有根本的差别，都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设备，兴建近代的工厂。主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指导思想有明显的差别。日本一万日元上有一个头像，那个人叫福泽谕吉。可能很多中国人不太熟悉，但是说到一个名词大家一定熟悉——脱亚入欧。脱亚入欧就是福泽谕吉提出的，他为什么要提出脱亚入欧呢?他认为世界上的文明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文明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半文明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不文明和野蛮阶段。他认为欧美国家已经进入了文明的阶段，中国、土耳其、日本还处于半文明阶段，非洲等国家还处在不文明的阶段。如果日本要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怎么办?那就是要向欧美学习，就是要脱亚入欧。这是他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将civilization翻译成文明一词的人就是福泽谕吉。
印在了日本万元钞票上的福泽谕吉头像
福泽谕吉另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官不可与民争利”，如果政府为了强国可以从事任何事业，甚至是从事工商业和民间去争夺利益，那是必害无穷的，绝对错误的。这是他的想法。另外，还有一个日本殖产兴业的代表人物叫大久保利通，他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个国家要强，必须民先富，让老百姓先富起来，国家才可能强大。大久保利通后来被刺杀身亡以后，继承殖产兴业事业的是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大隈重信在1880的时候，专门向日本的政府提出了《出售为劝业而设置工厂之议》，就是把以前政府创建的，包括从江户幕府时代留存下来的这些大型的国营企业全部廉价出售给民间，后来日本政府果然是这么做的，这个影响一直到今天都存在。
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主力的潜艇主要是苍龙级潜艇，苍龙级潜艇是由两家造船所生产的，一个是三菱造船所，一个是川崎造船所。三菱造船所以前叫长崎造船所，原先政府投资131万，后来日本政府把它9.1万廉价的出售给三菱，扶持民间资本的发展，这是日本后来能够殖产兴业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政府引导和扶植，但是政府不和这些资本家参合到一块。中国不一样，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那就是强调官商一体，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是最终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当时有一个随军记者在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专门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由那些军械局的混蛋给祸害的。他们制造假的军需品，包括炮弹，日本当时联合舰队的旗舰叫松岛号已经被北洋舰队军舰的大炮连续发炮命中了，但是没有打沉，日本人都看不懂了，这个大炮炮弹落下来，最后没有把我打沉，是什么原因?这就是明显的弹药不足，缺乏威力。这是一个原因，官不可以与民争利。
第二个方面，中国没有用发展海军的经费去建颐和园，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中国发展海军的经费是不足的。日本是重海防的，中国是重塞防的。在1968年7月14号，当时明治天皇就接到了军务官的一个奏折，军务官强调“要还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就是一定要着力发展海军。明治天皇接受了他的建议，日本开始大力的发展海军。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扩军计划”，到1893年的时候，日本明治天皇专门从内廷，从他自己的开销里面拿出30万发展海军，今天的30万日元不算什么，在当时是一笔大的数目。我举个例子，当时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是7到8日元，而到了90年代是187500，我们就可以知道差了多少倍，差了万倍，十几万倍。这是日本后来海军能够得到急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是明治天皇自己拿出内廷的钱来，而且要求官员拿出工资的1/10都用于发展海军，这一点非常关键。
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强调的是塞防，特别是要警惕北方俄国对中国的攻击，应该在1886年的时候，原本不多的海防的经费有1/3被挪用于东北的塞防，也就是说日本是重海防，中国是重塞防或者说日本重视发展海上力量，中国是重视发展陆上力量，这是导致甲午战争中国最终战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国防战略的问题。这两个原因，是导致甲午战败的最关键的因素。
甲午战后被日军俘虏并编入本国海军的北洋水师镇远号战舰
甲午战争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东亚秩序的颠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时任日本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日本的军队里面有两大势力，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陆军主要是长洲藩的势力，山县有朋就是属于长洲藩的势力。海军主要是萨摩藩的势力，就是今天的鹿儿岛。一个是今天的山口，一个是今天的鹿儿岛)当时就提出，“我当乘捷之势，不失时机的成为东洋之盟主”。663年，中国成为东洋的盟主，到甲午战争这个秩序被颠覆了。而甲午战争更加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一个是三国干涉还辽，一个是《马关条约》，中国赔给了日本2.3亿的库平银。
《马关条约》要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人不干了。如果说你要占有了辽东半岛，就等于卡住了中国这个雄鸡的咽喉，中国要乖乖听你的话，那不行。于是就纠集了法国人和德国人一起要求辽东半岛不能给日本，必须要还给中国。日本当时就展开讨论了，提出了三个方案。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不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其他的战争也好，日本碰到重大的问题往往是会提出几个方案供选择的。
第一个就是没什么好说的，还了拉倒，这个马上就被否定了，太丢脸了，绝对不能干。第二个方案就是跟打，坚决不还，你能把我怎么的。后来觉得也不行，按照日本当时的实力，哪里是这三个国家的对手，肯定不行。后来就决定采取第三个方案，就是通过列国的协调，进行谈判，还是可以还的，但是不能无偿地偿还。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决定让中国赔偿3000万的库平银。我们知道外交谈判，从理论上来说和农贸市场买菜是一回事，都是讨价还价。最初的时候提出要赔1亿两，马上被砍掉，俄国一刀砍下去，顶多5000万，最后再磨磨蹭蹭就变成了3000万，加上《马关条约》原先答应赔的，就是2亿3000万。2亿3000万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日本4.87年的财政年度收入。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然后又认识到它还是面对着列强，让它把吃下去的东西硬生生的给吐出来，日本很受刺激。所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开始进行了一场很重要的国家经营——日清战后经营。
日清战后经营，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急速的扩充军备，军费成倍增长。在战前的时候，狭义军费开支占整个税收的2.1%，但是到了战后，1897到1900年是占了5.3%，增加了一倍多。广义的军费开支原先是3.2%，到后来战后变成了6.4%，翻了一倍。中央地方财政纯支出原先是9.8%，后来就占到了17.3%，都是成倍的增长。要进行这种军费的开支，着重发展军力，还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重点发展重工业。所以，包括八幡制铁所等等一些重工企业，在这个时候开始急速发展起来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它为以后日本的侵略扩张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1904年到1905年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日俄战争的胜利完全是出乎日本预料的，日本原先没有想到能够打得赢俄国人，原先日本人是不想打的，就提出一个方案，叫“满韩交换”，咱们别争别吵，二一添作五，韩国归我，中国东北地区归你，俄国人不干。最后就打了起来，日本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打赢了，日本当时的战争动员也达到了极限。禁卫师团全部都调上前线了，就是保卫皇宫的御林军也都全部调上前线。在这以后，我们知道，日本步步近逼深入，有了第五次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日本称为第二次日中战争。
颠覆一战后国际秩序的“九一八”事变：中国抗战14年，日本的战争教训究竟是什么?
这场抗日战争，我们现在强调的是14年抗战，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九一八”事变我们要知道，一直到战后11年日本人才知道真相，原先这个真相一直是被掩盖的，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蓄谋已久策动的。“九一八”事变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国际上有些学者，包括日本的主流经济学家、主流历史学家许多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起点就是“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呢?它颠覆和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然后就走向了新的战争。
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建了一个“派出所”。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面，如果国与国发生矛盾冲突的话，都通过国际协调，由大国出面调停摆平。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人类提出了一个问题，小国如果发生矛盾，大国出面协调，那大国之间打起来怎么办呢?就好比小孩子打架，大人出面可以调解去管好自己的孩子。但是大人打起来怎么样?那你就要上派出所去解决。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第28任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就提出来十四点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内容，那就是建立国际联盟，国联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面对持久的侵略，中国向国联申告，国联要求日本赶紧退出来，不能侵占中国的领土。但日本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日本当时的外相松冈洋右(后来的甲级战犯)去参加国联大会，他得到的指令就是如果要日本退出占有中国领土的话，日本就退出退出国联。所以，当时松冈洋右在国联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十字架上的日本》。最后说了一句“再见”，日本不玩了，退出国联，你也管不了我了。在这以后，我们知道日本、德国先后退出国联，德国是进入非武装区，最后成为西方战争的策源地，而日本成为东方战争的策源地。这就是第五次战争的开始。
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进入沈阳
“满蒙领有论”的策动者是石原莞尔，日本陆军大脑，昭和三参谋之一。昭和三参谋，一个石原莞尔，一个是辻政信，还有一个是濑岛龙三。
说到参谋，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参谋在其他很多国家里面，比如中国，都是一个小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有句说法叫“参谋不加长，放屁也不响”。但是参谋在日本，那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我们应该注意到，28个甲级战犯里面有18个当过参谋，其中15个是陆军参谋。因为日本军队实行垂直领导，参谋是很厉害的，石原莞尔当年就是关东军的主任作战参谋，他提出“满蒙领有计划”。这个计划提出要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有四点理由。
第一个，解决昭和恐慌问题，就是要解决日本的经济危机问题。
第二个是获取原料和资源的供应地。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这一点我和我的日本同行基本上意见是没有分歧的，那就是日本的侵略扩张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获取资源，日本人多，资源贫瘠。
第三个，建立一个赤色隔离带，防止苏联。
第四个为必然要爆发的日美战争做好准备。按照石原莞尔的观点，日本代表了东方文明，它是东方文明发展的顶点。而美国代表了西方文明，它是西方文明发展的顶点，两种文明必然要爆发一次决战，他把它称作为是世界最终战，所以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世界最终战》，他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最终战”。石原这个人也是很奇葩的，东京审判的时候，让他出庭作证，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我想说的话太多了，我首先就是感到很奇怪，我怎么不是战犯呢?“九一八”事变不是我挑起的吗?这不是他的玩笑话，他确实是这么想的，他觉得他没有成为战犯很丢脸。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成为战犯呢?我们知道，当时东京审判也好，包括战后对日本犯罪分子的处置也好，都是按照美国人的意愿，以美国意志来左右的。因此，我就不得不提出一点，比如说中国人都知道东条英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近卫文麿。“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当时的日本首相是谁?是近卫文麿，不是东条英机。石原莞尔为什么没有成为战犯，主要也是因为他是跟东条英机是不对付的，他根本看不起东条英机，他认为东条英机就是一个上等兵的头脑，他根本就没有战略思想。所以，他原先是反对不断扩大对中国的战争，更加不愿意这么早就挑起太平洋战争，但是没有用，他一直被排挤，后来一直被弄到关东军当副参谋长。这反而对他来说，至少在旁人看来倒是一件好事情，没有成为战犯，他最后是胃癌死的，是病死的。还有一个也是，大家都知道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是岸信介，他是甲级战犯的嫌疑犯，不是甲级战犯。为什么呢?也是因为他和东条关系不好，曾经吵过几次，最后也只是弄了一个嫌疑犯，没有成为战犯。
“九一八”事变，当时报纸上都说了，蒋主席也说“暂忍痛含恨，待国际公理判断”，然后就说“我军全未抵抗，中央已提抗议”等等，也说不抵抗，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不抵抗究竟是谁下的命令，谁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这就是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直接下达不抵抗命令的是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张学良在北京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专门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张学良就是和赵四小姐一起在包厢里面在看戏。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的参谋长荣臻打电话找他，找不到，因为他在看戏，当时又没有手机，怎么办?荣臻最后只能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就是按照张学良之前所作出的指示，“日本如果要挑衅我们，我们不要上当，不要和他们发生武力冲突”，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中国军队没有抵抗的一个主要原因。
石原莞尔
第二，我们还要横向来看。纵向来看，日本步步深入，它要占有中国东北地区，早在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成为它的既定的国策。当时为什么列强没有干预呢?因为“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策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是不同意的，当时专门派了一个日本的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去阻止他们擅自行动。为什么要阻止他们擅自行动?因为参谋本部自己有一个计划，“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里面提出要分三步来解决满蒙问题。
第一步，扶植建立一个亲日的政权。
第二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第三步才是领有满蒙，吞并满蒙地区。
一步一步走，现在关东军要一步到位，这样的话会引起列强的干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样反而会坏事。当时是让建川美次，要他们不要扰乱陆军中央的部署。但是，陆军中央这个命令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一个家伙叫桥本欣五郎，后来也是甲级战犯，他偷偷地打电话告诉了关东军说这次建川美次少将来就是要阻止你们行动的，所以你们赶紧要动手。在他传达陆军中央的命令之前，这个事情先把它搞定。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关东军就决定把原先9月28号发动的事变提前10天，放到9月18号，这就是“九一八”事变，而不是九二八事变。
发动这个事变，原先我们知道陆军中央担心列强干预，但是列强都没有干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具体的要看一看了，当时英国人是什么态度呢?现在这些档案都公开了。英国人认为中国的东北地区与其被中国东北军阀统治，还不如交给日本人统治，那对英国反而还有点好处。因为英国和日本是英日同盟，日本好歹会念点旧情，多少给我一点利。
而苏联为什么没有干预呢?我们知道，在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党内展开了一场理论斗争，提出了四点观点。托洛茨基提出“继续革命论”，所谓继承列宁的遗志就是要推动整个世界革命的完成，否则的话，光是在苏联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那不成，就好比建一栋楼，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建上去，没法封顶，必须要推动整个世界革命的完成。
布哈林提出的是“落后型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现在尽管有很多资本主义的因素，包括市场经济等等，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可以继续把它推进。季诺维也夫提出的是“工农联盟”，他认为真正继承列宁的遗志就是要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镰刀和锤子这两者要结合好。
第四个就是斯大林的观点，就是“一国共产主义”论。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国家可以完成的，不需要等到整个世界完成，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经济实力，去做这件事情。斯大林提出的是一国共产主义论，最终我们知道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主要是他的政治手段高明，而不是他的理论真的正确，因此苏联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进行第一次五年计划。所以，你要打，我才不管，我坐山观虎斗，苏联也没有干预。
美国是什么样呢?1931年的8月20号，美国驻长春的领事向美国政府分析东北局势的时候特别强调，日军如果继续向北推进的话，势必极大地刺激苏联，导致日苏直接的冲突。现在这些文件都已经解密，所以，美国也不管。英国不管，苏联不管，美国不管，日军就长驱直入。但是最后也是按照陆军中央，参谋本部的意愿，首先是扶植建立一个亲日的政权，把溥仪给抬出来。到了第二年，1932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三步还没有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到，我们现在为什么强调提出14年抗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国民党等等，包括蒋介石他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无人攘外，必须安内”，这是他特别下的一个指令，时间是3月14日。这个我们现在都有它的原始的资料，包括蒋介石的日记里面都有反映。这是他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包括“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都是他下的命令。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学良也是为蒋介石在背锅。
而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满洲省委就发出了应该进行抗日的主张，同时在1935年8月1号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流砥柱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最初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主张，然后就形成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抗战，中国做出的贡献，我认为主要是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个是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最多的时候牵制的日军是200万。日军在中国战区投降的时候，总共128.3万人，可见数量是非常多的。中国牵制大量的日军，这一点不管是斯大林也好，还是罗斯福也好，都很感谢。
1945年8月15日上午，日本通过广播公布了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在这之前的一小时，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说
罗斯福说，如果不是中国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如果中国倒向日本，那么就不能想象，日本可以派出多少师团进入太平洋战场，它可以打到印度，打到澳大利亚，它甚至可以武装起八百万中国军队和我们进行对抗，日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美国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不断为中国提供援助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斯大林是怎么说的呢?斯大林说正是由于中国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所以避免了苏联的两线作战，否则德国和日本两线夹它。所以，中国牵制大量的日军，中国作为东方战场的主战场，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就是歼灭了大量的日军。关于歼灭日军的数量，不同的统计有很大的出入。我认为即便按照最少的一个数字，1956年3月份日本厚生省援护局公布的数据，从1937年7月7号到1945年8月14号，日军总共阵亡是185万人，其中在中国阵亡的是40.46万人，占总数的22%左右。再加上后来被中国军队歼灭的，总共接近50万。这个数字相对来说，我认为比较靠谱。因为美国方面的研究也基本上是这个数字，何应钦的《八年抗战》里面谈到的也是这个数字。即便是将近50万这个数字也不算少了，也占很大的比重了。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该说还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而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满洲国的军队，也就是说不包括关东军。因为满洲国那时候说起来也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没有把它统计在内。
纵向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和日本是有积怨的，是宿敌，在历史上发生了五次战争。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尽管这五次战争，日本真正打赢的只有一战，那就是甲午战争，但是日本人是不买账的，不认为是败给中国了。所以，牛津大学的教授拉纳·米特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强调尽管中国是首个与轴心国交战的同盟国，但是与美国、英国，甚至和到1945年8月才和日本宣战的苏联相比，中国在太平洋战局中的作用远未得到承认。中国抗击日本是未被讲述的伟大故事，我们以前对抗日战争，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作用宣传不够。
日本七个被绞死的甲级战犯的“七志士之位”
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涉及到中日关系方面的，很重要的就是日本不认为他是败给中国的，尽管中国是战胜国。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竹内康人他曾经讲过这么一番话，他说日本是向同盟国投降的，当时的同盟国主要是美、英、中、苏四个国家。当时日本只认为他是败给了美国，其次是败给了苏联，他不认为是败给中国的。在日本的爱知县有一座山叫三根山，在山顶上有一个墓，墓上写着“七志士之位”。所谓的“七志士”就是在东京审判被判死刑的7个甲级战犯，这7个人的骨灰是被一个辩护律师叫三文字正平，还有火葬场的厂长叫飞田美善，旁边有一个寺院是禅宗的寺院叫兴禅寺，兴禅寺的主持叫市川伊雄，被他们三个人偷出来的，几经辗转，后来埋到了今天名古屋附近的三根山顶。
那个墓碑是桥本欣五郎的辩护律师林一郎主笔写的，他一开始就谈了日本战败的原因，由于美国投放原子弹，由于苏联背弃《互不侵犯条约》，由于资源不足，日本不可能不败，他就不提被中国打败，否定中国在抗战当中的贡献。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由于日本认为最终是美国人把它干掉的，是投放了原子弹，他认为是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时候，最后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所以，日本在战后也进行了所谓的反思，它的反思并不是说，当年不应该发动侵略战争。它的反思是什么呢?主要是今天我们应该注意到的，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为什么相当密切?日本最重视的就是日美关系，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日本进行了战争的总结，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它应该和海上强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日本当时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同时向两大海军强国叫板。1941年12月1号，日本御前会议就决定对美英荷开战，美国、英国、荷兰，对这两个国家再加上一个海上马车夫荷兰。日本太自不量力了，居然向这三个国家叫板，不是自寻死路吗?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日本现在总结历史的教训，就是要和海上强国建立良好的关系，特别重视美国的关系。
第二个原因，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日本处在两大强国之间，中国和俄罗斯，以前是苏联。这两个国家和它又有历史的积怨，又有领土的争端，所以如果它不强化美日同盟，依靠美国的保护，是没有其他任何选择的。这就是日本为什么特别听美国人的话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两颗原子弹，把日本炸的服服帖帖，客观的说，对日本来说，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受到原子弹攻击的国家和民族，我接触过很多日本人，原子弹给日本民众所造成的伤害，这种痛苦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去过广岛，广岛有一个拱形墓地，以前是广岛物产陈列馆。原子弹掉下来掉在什么地方?就是离它大概五六百米的一家医院，医院叫岛医院，原子弹的冲击波把这个医院冲毁了。我们知道原子弹主要是三大威力，一个是光辐射，一个是冲击波，一个是放射性污染。原子弹从9000多米的高空掉下来以后，在离地面58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就是冲击波把这个医院冲掉的。在广岛和平公园那边，大家现在去看，应该依然能看到有一个老头不分严寒酷暑，每天都在那边做义务讲解员，揭露美帝国主义投放原子弹的罪恶等等。
从“楔子战略”、“东方冷战”到“乒乓外交”：中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
作为横向，我们就要考察中美关系的变化，因为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有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战后的中日关系就是中美关系的投影，是它一面镜子的反射。我们知道，要谈到中美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49年美国曾经试图对中国实行“楔子战略”，就是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打入一个楔子，离间两者的关系。美国这么做的就是认为中国和苏联是有矛盾的，毛泽东有可能成为又一个铁托。美国这么判断，当然有依据。因为我们知道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也写到了，原先毛泽东跟斯大林确实是有矛盾的。两者关系开始缓和是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整个中国，建国在望的时候。1949年年初毛泽东发电话给斯大林，他提出想访问苏联，结果斯大林回了一封电报，就说你现在不要离开中国，中国现在需要你，你现在不能走。毛泽东拿到这封电报以后，山呼斯大林万岁，就觉得斯大林终于承认毛泽东在中国的领袖地位了，所以后来毛泽东没有去。后来是谁去的呢?刘少奇带着中国党政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一个月。
在1949年年底的时候，毛泽东后来就访问了苏联，就发表了一面倒向苏联的演说。在1950年的时候，双方又签署了《军事同盟条约》，中国和苏联完全地站到了一起。这个时候，美国就彻底的放弃了它的所谓的“楔子战略”，不再离间，知道离间根本没有用，不能离间两者的关系，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第一个方面。
到了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和美国就直接正面冲突。现在“冷战”这个名词大家都很熟悉，根据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冷战东西方是不同的，东西方存在两个冷战战场，而这种研究的成果，现在还没有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得到反映。它主要是存在哪些方面的不同?
第一个，冷战起点不同，时间不同。西方冷战产生于柏林危机，东方冷战产生于朝鲜战争。
第二，冷战的对象不同，西方是美苏对抗，而东方是美中对抗。在东方，美国和苏联是达成妥协的，比如说朝鲜半岛划分三八线的问题，比如说单独占领日本的问题。原先日本也准备分区占领的，原先中国要去占领什么地方，就是四国岛，九州主要是英国人占领，北海道以及本州岛的东北部主要是苏联占领，本州岛的中部、西部，大部分地区最肥的地方都是美国人占领。也就是说，说起来也算是论功行赏吧。但是，最后都没有成，最后美国单独占领，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人是做了妥协和让步的，因为苏联主要看中的是东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战后日本一开始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选择，选择大陆，还是选择台湾。日本人最初并不是马上跟着美国人走的，美国人要求它选择台湾。日本想选择大陆，想跟大陆重新建立关系。因为吉田茂首相就说，现在这种选择权虽然在日本人手里，但是怎么选择我们得好好斟酌，现在首先考虑的是在上海建立贸易代表处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日本的财界、经济界认为中国这个市场是不能放弃的。原先在30年代初之前，日本对华投资占整个对外投资的比例是81.9%，对外贸易是1/4，所以他们希望继续占有这个市场。但是美国人不行，美国人强调政治第一，不能这么干。后来，迫于美国的压力，杜勒斯两次访问日本，对吉田茂施压，没办法，最后他只能选择台湾。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当时的外相河田烈和台湾所谓的“外交部长”叶公超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作为《旧金山和约》的补充。1952年4月28号，就是在《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的同一天，签署了《日华和平条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日台条约》，里面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
1952年，日本与台湾签署“日台和约”
第一个是结束战争。
第二个是强调条约适用范围为“中华民国治理下及今后将归其治理的一切领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平常，但非常关键，其实它就是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所谓的合法政府，它签约也是跟台湾政府签的。
第三个，就是在附加的议定书里面，宣布不提出战争赔偿请求，放弃战争赔偿。
中日关系的改善是在什么时候呢?这时候是跟台湾扯到一块去了。中日关系的真正改善是什么时候呢?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知道也是因为中美关系首先进行改善。中美关系改善是当时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出了一个全球战略，就是以欧洲为重点，以亚洲为侧翼，以中东为咽喉。尼克松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后调整了在亚洲的政策。
主要调整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在关岛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被称作为是尼克松主义，主要内涵是美国会继续履行条约的义务，但是有关的国家也要更好的承担起自身的防卫责任，他主要是针对日本。尼克松的关岛讲话被称为“尼克松冲击”，对日本影响很大。本来日本人躺在你身上，军费开支都不需要，都省了，反正有你保护我。现在你说要我自己保护自己，这对我来说，那肯定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
第二个步骤就是结束越南战争，从越南撤兵。
第三个就是在1972年的2月21号到28号，尼克松访问中国一周，这是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起点。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我们应该知道它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首先，美国人当时这么做，被日本人称作为是“越顶外交”，越顶是足球术语，过顶球。也就是越过了日本，直接跟中国接触，所谓越过日本，不是要日本当什么中介，而是按照原先的约定，日本是应该知道的。当时日本的外相爱知揆一，他就在记者会上说了，说现在坊间有很多传说，说中国和美国正在秘密接触，有可能两者关系会有改善，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他说这个话呢?就是因为在这之前，佐藤荣作首相访问美国的时候，和尼克松有一个约定，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两者要密切的磋商，要进行沟通。所以，他认为这个不可能。
但实际上，佐藤荣作和尼克松尽管有这个约定，但是尼克松后来发表电视讲话，和中国同时发表公报，提出要访问中国。日本驻美国大使牛场信彦是在事前一个小时才接到通知的，而佐藤荣作接到这个通知是在之前5分钟。日本人觉得被美国人摆了一道，感觉极其不爽。《尼克松回忆录》里是怎么写的呢?“日本人对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感到很生气，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只通知他们，而不通知别人。如果统统通知，就有可能泄漏天机，使整个行动归于失败，天机不可泄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中美关系已经启动改善的情况下，日本就决定抢先一步。
日本著名的学者、中日关系研究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她在《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里面写了这样一句话，“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是1971年到1972年中美接近的结果”。这句话是正确的，因为在1972年的3月17号的晚上，在日本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是从当时参加中日谈判的日本首席代表(日本的首席代表两个人，一个是田川诚一，一个是古井喜实)之一田川诚一的日记里看到的，他是整个过程的参加者、见证者。他把14年整个过程都写进日记里面，现在也是公开出版的。他在里面就谈了这件事情——当时担任通商产业相的田中角荣找了一些属于他的派系的人(日本都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在日本东京赤坂，一个叫长岛的料亭里面举行聚会。田中角荣就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如果我担任首相，将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马上把这个事情搞好。而且，不通过外务省按部就班来做，我发挥首相的领导力，亲自把这个事情搞定，这是第一。
田中这个人是日本战后的首相当中非常奇特的一个人，奇特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第二，他见天皇都是爱怎么样，怎么样。日本公立厅长官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也谈到，尽管天皇没有权力，仅是一个象征，但别的首相见天皇都是必恭必敬的，唯独田中见天皇还拿着一把大的蒲扇。田中，上海人讲起来是蒸笼头，他特别怕热。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纪念酒会上，他讲话也是满头冒汗，拿出手帕不断地擦额头。他是特立独行的，非常厉害的一个主。后来洛克希德事件，犯了一点事，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的部下和门生还跑到监狱里向他请示工作，说明这个人还是挺有威信的。他做事情果断，不像书呆子，要反复研究论证，等到后来黄花菜都凉了，他有这个特点。
田中说了那番话以后，在1972年的5月18号，也就是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日本首席谈判代表之一古井喜实访问中国，他把田中说的这番话向周恩来说了。他透露了两点信息：第一个，自民党首相选举，田中角荣将要获胜。为什么做出这个判断呢?因为当时吉田茂手下有五个门生，他们是在日本的政治史上非常重要的五个人，叫“三角大福中”：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这五个人后来都成为首相，五个人当时就是在竞选首相这个位置的时候，时任首相佐藤不行了。日本国内舆论很激烈，当时美国越顶外交，就是佐藤这个事情没有弄好。
主要的竞争者就福田赳夫，田中角荣和其他三个人结成统一战线，所以田中肯定能够胜出，这个他已经有预判了。
第二个，他提出田中如果出任首相的话，必定迅速致力于邦交正常化，就是田中在长岛这个料亭里面说了这番话。
第三个，他提出如果田中当首相，大平正芳将以某种方式进行合作。也就是大平很可能会成为外相，这样日本方面就会形成非常有利于恢复邦交的政治态势。周恩来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后来就说了一番话，说如果田中先生担任首相，我们希望他能够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中国的机场将向他开放，我会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他。因为中国已经知道田中必然会成为首相，事先做这种表态，对以后的中日关系也是极有好处的。所以，周恩来确实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外交家，这个话说的非常及时。所以，后来就是田中9月份访问中国，1972年9月29号，中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这里涉及到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说跟美国的关系很重要呢?在这之前，中国、日本一直在进行谈判，主要是两个难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一个是中国要求日本解散日美同盟，日美同盟就是针对我们的，尽管日本再三强调不是针对你，但是中国说不行，必须要解散。那日本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一点，很难做到。
第二个就是台湾问题。中国强调建交可以，日本必须跟台湾一刀两断。美国和中国改善关系以后，这两个难题都迎刃而解。本身中国和美国联手的目的是什么?包括日本为什么要很快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联手对付苏联。所以，在上海公报里面有一句话讲的非常清楚，那就是中美两国反对霸权主义以及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建立霸权的共识。这个意图就说的非常清楚了，和美国的关系改善以后，中日谈判的矛盾就消除了。
另外还有三个难题是什么呢?第一个主要的核心就是在于《日华和平条约》，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的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三，《日华和平条约》是非法和无效的。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难题，虽然田中做事很果敢，但是如果要宣布《日华和平条约》非法和无效，不是他说了算的，要经过国会表决的。最后一个是战争的结束问题，因为原先《日华和平条约》已经宣布战争结束了，现在再要宣布一次战争结束，这个事情不好弄。周恩来很聪明，他说，那就这样，换一种表述方式，就说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我们看联合声明里面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不是战争状态宣告结束。不正常怎么理解呢?一个男人和一个男人之间可以关系不正常，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可以关系不正常，我和他之间关系不正常，怎么理解都可以。
第二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意，下面是重点，是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如何来解释呢?理解和尊重，我们知道理解和尊重未见得等于同意，在外交措辞上是有区别的。同时，坚持《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条的立场，是什么意思?《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关于日本领土的划定，第八条的内容是“开罗宣言之原则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定限定于九州、本州、四国、北海道以及无人决定之岛”。也就是说，反正台湾不属于日本，至于究竟属于谁，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是怎么样，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意思去解读，我理解和尊重就完了。
第三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词汇，原先是强调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但是权利一旦放弃就没有了。这又涉及到《日华和平条约》，当时已经放弃了。所以，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别看这两个字，它的细微的差别就在于“要求”是可以反复强调提出的。
我们知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6年才签署的，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要求在《和平条约》里面写进反霸权条款，就是中日两国反对霸权主义以及试图建立霸权主义的努力，日本死都不干。因为日本知道，你这就是拉我一起对付苏联，苏联对中日的接近已经高度关注了，已经特别提醒日本了，你们几个要联手对付我，什么意思。日本是特别害怕老毛子的，看到苏联一个头两个大。
日本坚决不同意，后来是美国人出面了。当时美国的卡特总统就派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日本，跟日本福田赳夫首相说，写进去，怕什么，怕苏联人打你，有我呢，放心，写进去。后来在宫泽喜一的提议下，这个反霸权条款就是兑了一些水，把它稀释以后，加了四个附加条件以后又写进去了。这四个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中日两国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中日两国不是建立什么军事同盟关系，不仅在亚太反霸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反霸权的。把它的条件稀释，就是尽量避免去刺激苏联，这也是在美国最后的压力下，使得《中日和平条约》能够签署。《中日和平条约》签署以后，我们知道中国和日本随后就进入了我们称作为的“蜜月期”，两国关系开始变得非常好。
1978年，在中国也是划时代的一年。1978年12月18号到22号，中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强调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时在会上也非常高兴，激动地说了一句，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由此也可以看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能不能顺利的进行改革开放，我想这个答案是很容易寻找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美正式建交1979年1月1日。中国和日本进入“蜜月期”，那都是同步的，两者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中曾根康弘和胡耀邦
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以后，我们知道当时中曾根康弘和胡耀邦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当时的总理在全国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就提出了中日关系三原则。胡耀邦访日的时候又正式提出中日关系三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中曾根康弘又加了四个字——相互信赖，由此形成中日关系的四原则。
1979年-2010年日本对华援助图表
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美国搞好关系是一个前提，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帮助也不能否认。我这里有具体的数据，1979年到2000年中国利用日元贷款的情况。1979到1985年，还有2001到2007年，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日本有偿的援助金额是6485亿日元，无偿援助金额是296.4亿日元，技术协助是464亿日元。我们应该注意到，一方面是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恶化。但是，日本对华援助数额最大、力度最大也恰恰是在小泉执政时期。后来小泉宣布对中国停止经济援助，他没有说原因、理由，但是我知道日本方面为什么停止呢?主要是两点理由。
第一个，日本为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等等，不为中国人民所了解，无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第二，中国用这些日本的援助发展军事力量，所以不再援助了。中国方面就认为，我为什么要大肆宣传呢?当年放弃战争赔款了，现在接受这个援助，实际上就是作为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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