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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角网”按:9月6日-7日,由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北京智享荟主办,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9第二届西太湖全球公司发展论坛在江苏常州举行。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41个年头,西太湖论坛以“共建开放型经济、同享新规则机遇”为主题,邀请到了全球公司的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共计300余人,共同为世界、中国和江苏开放发展献计献策,促进国际共商共建共享。
本文系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前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论坛上的演讲。
陈志武
今天非常荣幸跟大家分享如何评估民营企业的投资价值这个话题,探讨民营企业的寿命到底能够有多久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理解这个话题:首先,如果你是企业家,我会尽量讲一些对企业长久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用的策略;如果你是政府官员,我希望我提出的问题能够让决策层和监管部门,特别是立法机构、执法机构设身处地为民企着想,看到民企的生存挑战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层面,也有民企自身的因素;当然,如果你是投资者,那更应该从多个角度去思考、衡量和判断目前中国的上市公司,以及还没有上市的公司,是否具有长久投资价值。我这些年一直研究金融,也教金融,相对来说,我会比较多地从这些角度这些问题。
我们不妨从几个比较简单、我们也很熟悉的案例作为切入点来理解一下。我们都知道腾讯这个公司是1998年成立的,到今年才21年,但是市值非常高,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达到了3.2万亿港币的市值(2019年8月数据),市盈率高达36倍。这个市盈率倍数(the price-to-earnings ratio)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36倍的市盈率就是说如果未来腾讯没有增长的话,今天花36块钱去买一点腾讯的股票,那你需要等上36年,才能够年复一年通过利润把这个投进去的本钱赚回来。这带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腾讯能不能活过36年?36年以后,腾讯这个公司究竟还会存在吗?如果不存在的话,投资腾讯的你可能会血本无归了。
阿里集团的市值比腾讯更高,相当于3.4万亿港币(2019年8月数据?),市盈率是50倍,那你要等上50年才能赚回本钱。50年以后,阿里集团是不是还活着的确是个疑问。你对这些公司50年后还存在有多大信心呢?
在a股市场上,挑战就更大了。宇信科技市盈率是3,065倍,中国船舶市盈率为2,164倍。就算是两者取较低,中国有哪家公司存活过兩千一百多年?我们不妨看一些具体的数据,到2012年年底为止,日本有21万家公司活过了一百年,就是我们平时讲的"百年老店",当中有3,146家公司超过200年寿命,数目乃全球最多;其中有7家日本公司已升级为"千年老店"。相比之下,在中国超过150年历史的老字号可谓寥寥无几。在这我们就研究一下为什么中国今天没有那么多的百年老店?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捩点,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但是1949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在50年代早期就基本上大规模完成了,后来都国有化。到1957、58年,土地基本都集体化或国有化。这样就把中国传统的宗族、还有家族企业能够持续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 -- 私有财产终结了。为什么像我们的父母和爷爷两辈没有谁能够传授家族传承之道。原因是什么?在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民企的情况下,我们的爷爷、父母根本用不着教我们如何让家族企业以最大化的概率发扬光大下去。简而言之,家族传承技巧在国有化下就是一个多余的话题。今天时代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香港有很多咨询公司帮助国内的企业家重新把这个老话题捡回来,设法协助企业家们将苦心经营的家族财富传承下去。
从50年代把所有的私有企业变成国有企业,这个现象本身就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政局、朝代是否稳定是决定家族企业寿命的关键变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马上提出一个令企业家们忧心忡忡的问题,中国家族企业是不是每次改朝换代时都会经历豪门世家重新洗牌,甚至完蛋?历史为企业家带来比较好的消息,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家族企业经历的唯一一次大面积洗牌发生于唐朝末年,公元880年左右,当时黄巢起义打进长安、攻取洛阳后,基本上不杀平民百姓,只杀贵族、世家和家族企业的传承人。在公元878年黄巢起义之前的洛阳和长安还有好多家百年老店,甚至千年的世家和家族企业,当中一些更从汉代就是世家豪门、大企业,一直能够延续到唐朝末年。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在中国,朝代更替其实无碍世家把自己的家族和企业继续经营,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我们回到今天的现实,那些超高市盈率,还有刚才我讲的历史故事可以告诉大家,公司寿命的长短对于其本身的投资价值起了决定性作用,影响何其大。这时候想象一下,对于投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公司,如果你只能选其一,而100年后这些公司是否依旧存在是你考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你更愿意投资民企还是国企? 这不是我本人喜不喜欢国企的问题,但如果从投资者的角度去想,国企有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门去安排接班的问题,确保国企总是有人管,并且有金融资源的支持。这样一来,很多投资者会乐意选择国企,因为在资源这么高度地向国企倾斜、歧视民企之后,这对民企长久存活的能力影响确实非常大,不容忽视。
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过去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存活得长久呢?第一就是让自己的子孙通过科举考试考上进士,去做大官。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山东济宁今天还存在的三百年老字号 “玉堂酱园”。公司成立于1714年,是由苏州人戴玉堂在山东济宁生活时所建的一家酱菜馆,为当时在济宁做生意的苏州人、无锡人和常州人提供家乡酱菜,以解思乡情。长话短说,这个公司经历多次转型,在1816年的时候,公司被当时的两江总督孙玉庭跟济宁的一个药材商冷长连花了一千两银子接手。1905年,另外一个股东冷氏从公司退出,由孙家全资拥有。玉堂酱园在50年代初被国有化,目前是济宁的一家国有企业。
为什么玉堂酱园能够存在300多年之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孙家绝非普通家庭! 孙玉庭的父亲在乾隆元年(1736年)时考中举人。孙玉庭本人于1775年中三甲第七名进士,而且他的后辈又屡屡中第。在原来没有法治背景下,玉堂酱园只要有家族成员为朝廷大官,根本无需担心产权保护的问题,更不用担心企业契约权益是不是随时会受到威胁挑战,不用担心当地官员或财主会欺负他们、会威胁他们的家业。让子孙做大官来保护自己的家族企业,这个策略在今天的中国还走得通吗?答案显然不过了。今天没有科举考试,做官通道不再像原来那么明朗,不确定性太高。
另外一个策略技巧就是生儿子,让儿子来接公司的班,然后孙子一代一代做下去,这个策略客观讲不是最理想的。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之下,怎能保证唯一的儿子有足够的能力接班?这个时候如果有女儿反而有特别的优势了,皆因中国有差不多一亿的单身年轻男性,換言之,每年有两三千万的二十几岁的未婚小伙子供你挑选,从中你可以找能力最强的、最有出息的、又最靠得住的,让你女儿嫁给他,这样一来就能够找到一个可靠又有出息的接班人。
2014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谭凯教授出版了一本专著,叫《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研究的问题之一是,姻缘网络对过去门阀世族到底有多重要呢?他们靠什么使豪门世代相继呢?从出土的唐朝墓志中,他发现卢氏的故事非常典型。卢氏出身于唐朝东都洛阳的望族世家,她的祖先在汉朝就成为豪门,一直到唐朝末期的七百多年里,数百位宗男历任各种官位要职。就在卢氏14岁时候,出于家世门第的考虑,家里人帮她选择了一位门当户对的望族年轻人。不幸的是,她丈夫年岁不老就离世。但是,卢氏仍然有贵族身份,而且有5个孩子,所以,接下来,她一方面忙于让儿子读书有出息,另一方面忙于安排子女的婚事,以确保亲缘能巩固家族势力。让她最欣慰的是,不仅儿子中进士,出身于洛阳贵族的女婿在878年成为唐朝宰相。后来,880年的黄巢起义打进洛阳,杀掉卢氏女儿、女婿和儿子,她带另外两儿子逃到洛阳远郊后也被瘟疫害死,就这样终结了卢氏家族。但是,从这个故事和该书介绍的许多案例中看到,至少早在汉唐时期,婚姻已经是望族扩大、维护家族势力的两种最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跟他的两位同事做过一项研究,对象是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看这些家族企业掌门人子女和亲戚的结婚对象是谁。你可能知道,这些泰国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基本都是华人,所以,他们的行为基本都反映传统中国文化。
范教授他们收集了从1991年到2006年的200个家族企业婚姻样本,并把婚姻分成三类:第一是政治联姻,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对象是政府官员子女;第二类是商业联姻,对象也是家族企业的子女;第三类是既没权力因素,也没商业目的,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总样本里,33%家族企业子女婚姻是为政治联姻,商业联姻发生的频率是46.5%,这两项加在一起,占总样本的79.5%,将近80%。家族企业子女中,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爱情。有意思的是,当上市的家族企业把子女婚姻对象的消息公布时,如果是爱情婚姻,那么股市对该家族企业的股票没有反应;而如果婚姻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家族企业的子女,那么,一个多月内,股价平均多涨5%左右。所以,股市很明显是喜欢家族企业利用子女婚姻扩大商业网络的。
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没有自由,更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家族商业利益去跟其他财团、政府官员家族联姻,因为联姻能扩大家族企业的交易机会和资源空间,降低跟其它家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
为什么在泰国、香港、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子女婚姻往往成为商业手段,而在美国等社会这种现象已经很少?
答案在于法治环境,也就是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如果商业契约、公司契约很可靠,各行业机会对谁都平等开放,那么,商家与官权联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陌生企业之间的契约执行和交易信用不是问题,那么,商家之间就用不着通过联姻来强化信用关系。商业联姻、政治联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机制还主要依赖血缘亲缘的产物,是法治与市场不发达的表现。
所以,过去到现在,让企业延续下去的普遍办法有二:一个是让子孙去做官,这个是传统中国企业的一个老办法;第二个战略就是让女儿嫁个未来很有出息的人,这战略在今天的泰国、香港和台湾应用得比较多。以这样的逻辑,今天的中国家族企业大可继续以联姻方式延续下去。但是联姻这条路也存在不确定性,毕竟婚姻中充满了很多变数。故此,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法治化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终归是现代家族企业实现长寿的唯一出路。
最后,我想讲决定企业是否长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商业模式选择 -- 究竟什么都做?还是集中主业?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企业刚开始做的还不错,后来赚了钱,野心也大了,开始发展别的副业,结果亏得一塌糊涂; 当然也有不少企业因为转型成功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那么,企业到底应该是什么都做还是集中主业呢?我想这可能是企业家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我个人认为做企业一定要看清大势,在野蛮增长年代,盲目多元化扩张当然是没问题,因为经济势头好时干什么都能赚!可是,当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后,企业便需审时度势,应该集中资源做强主业!
以上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
因为各种原因,包括体制的和企业家自身的原因,民营企业寿命短,这是值得投资者深思的问题。如果没有几家企业能长命,就不应该有很多投资价值,市盈率就不应该高,赚了钱就应该跑路,赚一笔是一笔,只能短线思维!
百年老店需要合适的制度支持、要有稳定的体制环境,要靠企业家优化策略,也更需要恰当的商业模式。当然,即使有稳定的、有利于民企发展的体制环境,也需要有多个子女,让子女相互竞争,以培养他们的接班能力,否则,民营企业还是长寿不了。
野蛮增长年代,企业盲目多元化扩张没问题。可是,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后,集中主业至关重要!否则,民企也难长寿。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钝角网”按:9月6日-7日,由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北京智享荟主办,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9第二届西太湖全球公司发展论坛在江苏常州举行。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41个年头,西太湖论坛以“共建开放型经济、同享新规则机遇”为主题,邀请到了全球公司的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共计300余人,共同为世界、中国和江苏开放发展献计献策,促进国际共商共建共享。
本文系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前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论坛上的演讲。
陈志武
今天非常荣幸跟大家分享如何评估民营企业的投资价值这个话题,探讨民营企业的寿命到底能够有多久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理解这个话题:首先,如果你是企业家,我会尽量讲一些对企业长久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用的策略;如果你是政府官员,我希望我提出的问题能够让决策层和监管部门,特别是立法机构、执法机构设身处地为民企着想,看到民企的生存挑战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层面,也有民企自身的因素;当然,如果你是投资者,那更应该从多个角度去思考、衡量和判断目前中国的上市公司,以及还没有上市的公司,是否具有长久投资价值。我这些年一直研究金融,也教金融,相对来说,我会比较多地从这些角度这些问题。
我们不妨从几个比较简单、我们也很熟悉的案例作为切入点来理解一下。我们都知道腾讯这个公司是1998年成立的,到今年才21年,但是市值非常高,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达到了3.2万亿港币的市值(2019年8月数据),市盈率高达36倍。这个市盈率倍数(the price-to-earnings ratio)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36倍的市盈率就是说如果未来腾讯没有增长的话,今天花36块钱去买一点腾讯的股票,那你需要等上36年,才能够年复一年通过利润把这个投进去的本钱赚回来。这带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腾讯能不能活过36年?36年以后,腾讯这个公司究竟还会存在吗?如果不存在的话,投资腾讯的你可能会血本无归了。
阿里集团的市值比腾讯更高,相当于3.4万亿港币(2019年8月数据?),市盈率是50倍,那你要等上50年才能赚回本钱。50年以后,阿里集团是不是还活着的确是个疑问。你对这些公司50年后还存在有多大信心呢?
在a股市场上,挑战就更大了。宇信科技市盈率是3,065倍,中国船舶市盈率为2,164倍。就算是两者取较低,中国有哪家公司存活过兩千一百多年?我们不妨看一些具体的数据,到2012年年底为止,日本有21万家公司活过了一百年,就是我们平时讲的"百年老店",当中有3,146家公司超过200年寿命,数目乃全球最多;其中有7家日本公司已升级为"千年老店"。相比之下,在中国超过150年历史的老字号可谓寥寥无几。在这我们就研究一下为什么中国今天没有那么多的百年老店?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捩点,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但是1949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在50年代早期就基本上大规模完成了,后来都国有化。到1957、58年,土地基本都集体化或国有化。这样就把中国传统的宗族、还有家族企业能够持续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 -- 私有财产终结了。为什么像我们的父母和爷爷两辈没有谁能够传授家族传承之道。原因是什么?在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民企的情况下,我们的爷爷、父母根本用不着教我们如何让家族企业以最大化的概率发扬光大下去。简而言之,家族传承技巧在国有化下就是一个多余的话题。今天时代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香港有很多咨询公司帮助国内的企业家重新把这个老话题捡回来,设法协助企业家们将苦心经营的家族财富传承下去。
从50年代把所有的私有企业变成国有企业,这个现象本身就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政局、朝代是否稳定是决定家族企业寿命的关键变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马上提出一个令企业家们忧心忡忡的问题,中国家族企业是不是每次改朝换代时都会经历豪门世家重新洗牌,甚至完蛋?历史为企业家带来比较好的消息,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家族企业经历的唯一一次大面积洗牌发生于唐朝末年,公元880年左右,当时黄巢起义打进长安、攻取洛阳后,基本上不杀平民百姓,只杀贵族、世家和家族企业的传承人。在公元878年黄巢起义之前的洛阳和长安还有好多家百年老店,甚至千年的世家和家族企业,当中一些更从汉代就是世家豪门、大企业,一直能够延续到唐朝末年。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在中国,朝代更替其实无碍世家把自己的家族和企业继续经营,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我们回到今天的现实,那些超高市盈率,还有刚才我讲的历史故事可以告诉大家,公司寿命的长短对于其本身的投资价值起了决定性作用,影响何其大。这时候想象一下,对于投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公司,如果你只能选其一,而100年后这些公司是否依旧存在是你考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你更愿意投资民企还是国企? 这不是我本人喜不喜欢国企的问题,但如果从投资者的角度去想,国企有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门去安排接班的问题,确保国企总是有人管,并且有金融资源的支持。这样一来,很多投资者会乐意选择国企,因为在资源这么高度地向国企倾斜、歧视民企之后,这对民企长久存活的能力影响确实非常大,不容忽视。
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过去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存活得长久呢?第一就是让自己的子孙通过科举考试考上进士,去做大官。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山东济宁今天还存在的三百年老字号 “玉堂酱园”。公司成立于1714年,是由苏州人戴玉堂在山东济宁生活时所建的一家酱菜馆,为当时在济宁做生意的苏州人、无锡人和常州人提供家乡酱菜,以解思乡情。长话短说,这个公司经历多次转型,在1816年的时候,公司被当时的两江总督孙玉庭跟济宁的一个药材商冷长连花了一千两银子接手。1905年,另外一个股东冷氏从公司退出,由孙家全资拥有。玉堂酱园在50年代初被国有化,目前是济宁的一家国有企业。
为什么玉堂酱园能够存在300多年之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孙家绝非普通家庭! 孙玉庭的父亲在乾隆元年(1736年)时考中举人。孙玉庭本人于1775年中三甲第七名进士,而且他的后辈又屡屡中第。在原来没有法治背景下,玉堂酱园只要有家族成员为朝廷大官,根本无需担心产权保护的问题,更不用担心企业契约权益是不是随时会受到威胁挑战,不用担心当地官员或财主会欺负他们、会威胁他们的家业。让子孙做大官来保护自己的家族企业,这个策略在今天的中国还走得通吗?答案显然不过了。今天没有科举考试,做官通道不再像原来那么明朗,不确定性太高。
另外一个策略技巧就是生儿子,让儿子来接公司的班,然后孙子一代一代做下去,这个策略客观讲不是最理想的。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之下,怎能保证唯一的儿子有足够的能力接班?这个时候如果有女儿反而有特别的优势了,皆因中国有差不多一亿的单身年轻男性,換言之,每年有两三千万的二十几岁的未婚小伙子供你挑选,从中你可以找能力最强的、最有出息的、又最靠得住的,让你女儿嫁给他,这样一来就能够找到一个可靠又有出息的接班人。
2014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谭凯教授出版了一本专著,叫《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研究的问题之一是,姻缘网络对过去门阀世族到底有多重要呢?他们靠什么使豪门世代相继呢?从出土的唐朝墓志中,他发现卢氏的故事非常典型。卢氏出身于唐朝东都洛阳的望族世家,她的祖先在汉朝就成为豪门,一直到唐朝末期的七百多年里,数百位宗男历任各种官位要职。就在卢氏14岁时候,出于家世门第的考虑,家里人帮她选择了一位门当户对的望族年轻人。不幸的是,她丈夫年岁不老就离世。但是,卢氏仍然有贵族身份,而且有5个孩子,所以,接下来,她一方面忙于让儿子读书有出息,另一方面忙于安排子女的婚事,以确保亲缘能巩固家族势力。让她最欣慰的是,不仅儿子中进士,出身于洛阳贵族的女婿在878年成为唐朝宰相。后来,880年的黄巢起义打进洛阳,杀掉卢氏女儿、女婿和儿子,她带另外两儿子逃到洛阳远郊后也被瘟疫害死,就这样终结了卢氏家族。但是,从这个故事和该书介绍的许多案例中看到,至少早在汉唐时期,婚姻已经是望族扩大、维护家族势力的两种最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跟他的两位同事做过一项研究,对象是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看这些家族企业掌门人子女和亲戚的结婚对象是谁。你可能知道,这些泰国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基本都是华人,所以,他们的行为基本都反映传统中国文化。
范教授他们收集了从1991年到2006年的200个家族企业婚姻样本,并把婚姻分成三类:第一是政治联姻,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对象是政府官员子女;第二类是商业联姻,对象也是家族企业的子女;第三类是既没权力因素,也没商业目的,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总样本里,33%家族企业子女婚姻是为政治联姻,商业联姻发生的频率是46.5%,这两项加在一起,占总样本的79.5%,将近80%。家族企业子女中,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爱情。有意思的是,当上市的家族企业把子女婚姻对象的消息公布时,如果是爱情婚姻,那么股市对该家族企业的股票没有反应;而如果婚姻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家族企业的子女,那么,一个多月内,股价平均多涨5%左右。所以,股市很明显是喜欢家族企业利用子女婚姻扩大商业网络的。
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没有自由,更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家族商业利益去跟其他财团、政府官员家族联姻,因为联姻能扩大家族企业的交易机会和资源空间,降低跟其它家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
为什么在泰国、香港、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子女婚姻往往成为商业手段,而在美国等社会这种现象已经很少?
答案在于法治环境,也就是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如果商业契约、公司契约很可靠,各行业机会对谁都平等开放,那么,商家与官权联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陌生企业之间的契约执行和交易信用不是问题,那么,商家之间就用不着通过联姻来强化信用关系。商业联姻、政治联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机制还主要依赖血缘亲缘的产物,是法治与市场不发达的表现。
所以,过去到现在,让企业延续下去的普遍办法有二:一个是让子孙去做官,这个是传统中国企业的一个老办法;第二个战略就是让女儿嫁个未来很有出息的人,这战略在今天的泰国、香港和台湾应用得比较多。以这样的逻辑,今天的中国家族企业大可继续以联姻方式延续下去。但是联姻这条路也存在不确定性,毕竟婚姻中充满了很多变数。故此,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法治化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终归是现代家族企业实现长寿的唯一出路。
最后,我想讲决定企业是否长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商业模式选择 -- 究竟什么都做?还是集中主业?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企业刚开始做的还不错,后来赚了钱,野心也大了,开始发展别的副业,结果亏得一塌糊涂; 当然也有不少企业因为转型成功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那么,企业到底应该是什么都做还是集中主业呢?我想这可能是企业家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我个人认为做企业一定要看清大势,在野蛮增长年代,盲目多元化扩张当然是没问题,因为经济势头好时干什么都能赚!可是,当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后,企业便需审时度势,应该集中资源做强主业!
以上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
因为各种原因,包括体制的和企业家自身的原因,民营企业寿命短,这是值得投资者深思的问题。如果没有几家企业能长命,就不应该有很多投资价值,市盈率就不应该高,赚了钱就应该跑路,赚一笔是一笔,只能短线思维!
百年老店需要合适的制度支持、要有稳定的体制环境,要靠企业家优化策略,也更需要恰当的商业模式。当然,即使有稳定的、有利于民企发展的体制环境,也需要有多个子女,让子女相互竞争,以培养他们的接班能力,否则,民营企业还是长寿不了。
野蛮增长年代,企业盲目多元化扩张没问题。可是,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后,集中主业至关重要!否则,民企也难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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