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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6月29日“共识国际讲坛”赵冬梅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赵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大宋之变：1063－1086》《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等。原题为《北宋的改革与政争》）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
从北宋政治观察王朝兴衰之道
我在2020年出版的书《大宋之变》，谈的就是北宋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大宋之变》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从1063年到1086年。按照我的理解，我这本书其实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如果简单地说，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1063—1086这24年间，北宋政治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在此之前北宋政治是儒家政治，是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状态；在这24年间，北宋的政治发生了法家转向，而这种法家转向，应当说是王安石变法所开启的。这是这本书里最核心的一个内容。
赵冬梅老师亲笔签名版《大宋之变》，扫描二维码即可购买
今天我想不完全按照这本书里的内容来讲，我们笼统地讲一下北宋的改革与政争。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大宋之变》之前我出版有《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再往前还有一本书叫《千秋是非话寇准》。《千秋是非话寇准》和《司马光和他的时代》都是给“百家讲坛”做的系列讲座，是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寇准系列，一个系列是司马光系列。大家能够看到的是，我在讲北宋的宰相故事，讲了一个寇准的故事，讲了一个司马光的故事。我自己知道我在做的是什么，就是除了这两个宰相故事之外，或者说在这两个宰相故事之上，我自己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企图。我这个大的企图就是，我想要讲一个从头到尾的北宋政治兴衰的故事。我认为，在帝制时期，每一个比较长的朝代、超过一百年的朝代，都构成一个完整的王朝政治的发展单元；而北宋这个单元，可以作为一个个案，我们可以通过北宋这样一个有开头有结尾的、有盛有衰的个案来看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脉络。
北宋政治可以作为观察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一个个案，那我怎样去观察它呢？我采取的观察方式就是，把北宋的政治家分为创业一代（就是零代），然后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即从零代到四代这样五个代际。我的大计划是，在每个代际之中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这个人物通常会是一个宰相，比如说一代里边是寇准，三代里边我选的是司马光。当然如果我们再往前，零代里边可能就是赵普，二代里边是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庞籍这些人。然后四代里边可能会是苏轼、苏辙兄弟。我现在已经做的，选了一代里边的寇准和三代里边的司马光。
我在每个代际里边选一个人物，以这个人物为核心，讲述他所处的时代的故事。然后把所有这些不同代际的政治家，和他们时代的故事连缀起来，就构成一个大的北宋政治文化兴衰的故事。而这个北宋政治文化兴衰的故事就可以给我们提供观察帝制时期王朝政治兴衰的这样一个非常典型同时又非常特殊的个案。这是我在做的。我向大家交代了一下我这些年在做的一个工作，包括大家看到的寇准、司马光的故事背后那个大的故事是什么。
纲要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北宋的改革与政争。在这个题目之下我打算讲五个小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说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北宋前期政治。
第二部分是谈改革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群体的普遍呼声。
接下来第三、四部分我们看北宋所进行的两次改革。北宋有两次大的改革浪潮。第一次是在宋仁宗的庆历年间，通常称之为“庆历新政”，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范仲淹，是第二代政治家。
第二次改革浪潮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是属于第三代政治家当中的代表人物。当然我的系列写作里选的是他的对立面司马光来作为一个枢纽人物。在关于改革和改革是否失败的这些讨论当中，我们会贯穿着对于北宋政治的特质以及北宋政治文化兴衰的介绍。
最后，我们在结论的部分，要谈一谈北宋究竟是怎么灭亡的——我自己对北宋灭亡的看法。
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
首先我们来看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我们知道北宋一共有9个皇帝，我们说北宋前期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一直到1063年，其实就是我的《大宋之变》所涉年代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一）“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
北宋前期的政治，按照宋太宗即位的诏书里面所说，有八个字是精要，这是当时的宋太宗的总结。他说：太祖创业，然后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政治作风，就叫作“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而这八个字是我们以后要世世恪守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八个字后来就成为北宋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现代宋史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奠基人之一邓广铭先生给这个政治传统一个总结，就叫作“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宋朝立国的法度，它的特点就是要防止一些弊端的出现，它所有制度的设计其实都是奔着要防弊去的。
防什么弊？在宋朝建立之前是五代：在五十三年之间，在中国中原、北方地区曾经出现过五个短命的王朝。这五个短命的王朝，用欧阳修的话讲就叫作“五代之乱可谓极矣”。在五代之前是唐帝国，五代是在唐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政权之一。从晚唐到五代，朝廷、国家呈现出来的那个弊是什么？那个弊其实就是中央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地方上的这种分裂的倾向是大大地加强了。我们通常讲唐朝灭亡原因的时候，说唐是亡于宦官专权，亡于藩镇割据，还亡于党争。所以，宋朝建立之后要防的那个弊，其实就是晚唐、五代的那个弊，因此宋朝这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就特别强调要防止分裂割据。
我们能看到，为了防止分裂割据，宋朝做的工作包括什么。原来在地方上，像唐代开始出现的节度使是一个什么都管的要职：军队是归节度使的，财政归节度使，还有地方上的人事权也归节度使。节度使是一揽子什么都管，兵刑钱股什么都管，因此才会造成割据。宋朝建立之后，什么叫“防弊之政”呢？就是把节度使、地方长官的这种兵权全都收归中央，然后把地方财政权分割化，就是让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只能管一件事——管民政。在各个方面，特别是武装力量的管理方面，宋朝所采取的都是防弊。一定要防止武装力量威胁到中央集权、威胁到皇权的安全。
所以，“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从积极的一面看，就是它是安全的。对于维护朝廷、国家或者赵宋统治的长治久安来讲，它具有一种可“以策安全”的一面。
当然还有消极的一面。北宋前期形成的政治传统当中还有因循的一面，就是从建国以来，在制度上都比较缺少大规模的改制、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一个既有的、非常实用主义的模式安顿下来；而且，北宋前期的政治家，从太祖、太宗到真宗时期政治的主流，就是反对“生事”，反对做什么新的事情、做什么改制的事情。
前期“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除了它的积极面——安全以外，还有一个消极面就是因循。因此，时间长了之后就会造成各种弊端丛生。这些弊端里比较大的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养兵政策造成的冗兵，就是军队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不能打仗。还有一个就是官员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中高级官员的特权是非常丰厚的，但是官僚队伍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这是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
北宋前期的政治用邓先生的总结，邓先生是从太宗即位诏，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那八个字往前延伸，得出来的一个也是为大多数学者所接纳的一个说法，就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而这个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积极面就是安全，消极面就是因循，容易积弊丛生。
（二）仁义与包容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深处去看的话，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以外，北宋前期的政治其实还是有相当多的优秀的东西在的。放在王朝政治的这样一个轮廓、这样一个体制里边去看的话，北宋前期政治有相当多优秀的成分。这些优秀的成分，就是我说的它取得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
比如说什么？从太祖开始这个朝代其实是一个讲究仁义的朝代。大家应该都知道，宋朝的建国是赵匡胤以后周的禁军都检点，也就是以后周禁军当中最精锐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兵变出身，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表面上看，他是被那些哗变的士兵拥戴当了皇帝，而哗变的士兵拥戴自己的代理人做节度使或者是做皇帝，这是晚唐到五代那个长时段里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赵匡胤的即位可以说是一个旧瓶。但是，为什么说赵匡胤的黄袍加身是旧瓶装新酒呢？在兵变上台，士兵拥戴了他们代理人的这个表现形式之下，其实对于改朝换代这件事情，赵匡胤和其他的零代（宋朝的开国一代）的政治家有一个共识——他们强烈地认为、坚定地认为：改朝换代虽然说是天命，但最重要的还要系之于民心。因此，这个新生的朝代是非常重视民心的，是非常重视社会稳定的，它追求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用古代的话来讲，这叫“仁义”。
仁义两个字，我们从什么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支哗变的军队，跟此前十年前后周太祖郭威哗变进首都的那支军队的作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宋朝开国是在960年，而在950年也曾经有过一次黄袍加身，那个是后周的太祖郭威，他也是被军队拥戴着进了开封城，进城之后是什么状况呢？郭威先允许他的士兵掳掠，就是进了城之后新的皇帝接收了政权，但并不忙着去建立秩序，而是把整个城市作为战利品给他的士兵，让他们随便抢。起初的约定是抢三天三夜，但是，抢了一天一夜，就有人来告诉郭威：这事儿不行，再抢下去开封城就没了。于是，一天一夜之后，郭威就赶紧地收了，甚至不惜杀了几个抢劫厉害的士兵，才把局势稳定下来。这是距宋朝建立十年之前的那个黄袍加身的状态。
而赵匡胤在960年的这个黄袍加身是什么样的？他穿上了黄袍，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跟士兵们说：“你们想要富贵，所以拥戴我当皇帝，可以。但是，你们要听我的话，我才当你们的皇帝。”赵匡胤跟拥戴他的这些士兵约定的是说，“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正是我曾经的主人，而后周的那些将相大臣，他们曾经是我的同事，不允许你们去骚扰他们。同时还有就是，你们不能够对开封城里的老百姓进行掳掠，安安静静地进城，我会从国库里边给你们赏赐。”
那么这个约定的目标达到了没有呢？史料记载是说，这支哗变的军队是“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从一开始，北宋政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仁义的态度都影响这个朝代。开国皇帝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具有定调功能的。赵匡胤的这支哗变的军队进城所表达出来的“仁义”这两个字，其实是贯穿在北宋前期政治当中的。
北宋前期政治的另外一个由赵匡胤开创的传统是什么？是一个温和解决权力之争、包容共存的政治传统。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我们大家也熟知的一个故事中——“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释”的是谁的兵权？“释”的并不是藩镇的兵权，而是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这个故事通常是这样说的：
赵匡胤有一天就把他从前的那些兄弟们——像石守信他们以前都是跟他一块在禁军里边做高级将领的——就把他们召进宫里来，请他们喝酒，然后就跟他们说，“你看我就是因为被黄袍加身不得不当了皇帝了，那如果有一天你的手下要把黄袍披到你的身上，你该怎么办呢？”这帮人说，“我们自己肯定是不会的”。但是赵匡胤说，“如果有士兵把黄袍披到你的身上，你被动那该怎么办呢？”于是这帮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让赵匡胤出主意。赵匡胤出的主意就是说，“你们交出兵权，我和你们约为儿女亲家；人生苦短，好好地享受荣华富贵就行了”。
赵匡胤所承诺的荣华富贵，包括赵宋皇室和建国初期的这些新贵之间的一揽子的结亲计划，都是执行了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儿跟明朝明太祖对于那些拥戴他的老将们的处置方式做一个宋明对照，你就会发现：宋朝的开国皇帝对于那些有可能威胁到皇权安全的国初新贵，采取的是一些温和的解决方式。在这个温和的解决方式当中所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包容共存的精神；这个精神也是贯穿在北宋前期政治当中的。
除此之外，作为皇帝，赵匡胤还有一种自我克制的精神。这种自我克制的精神体现在很多的故事中。比如，有一个故事是说，赵匡胤有一天下了朝，回到后宫就闷闷不乐。有人问他，为什么闷闷不乐呢？他就说，“我今日很快处置一事”，就是我一时没过脑子就决定了一件事，后来发现错了。一个皇帝做错了事情，这个事情就非常之危险，所以赵匡胤觉得不愉快。赵匡胤逞快处置一事，后来感到闷闷不乐；从中我们看到的是赵匡胤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皇位的这种责任感的认知，就是皇帝这个位置是至高无上的，它代表着权力，但另外一方面，它代表着责任。在这儿，赵匡胤表达出来的是作为皇帝的自我克制。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赵匡胤有一回在后宫，也是下了朝之后，在休息呢。就有一个人过来找他，报告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回禀。既然是重要的事情，赵匡胤就换上他办公穿的衣服，接见了这位官员。可是当这位官员开口说话之后，赵匡胤就发现他报告的这件事一点都不紧急、一点都不重要，于是赵匡胤就非常愤怒：“我本来在休息，你说你有紧急的事、重要的事，可竟然拿这样不重要的事情来烦我，打扰我的休息。”赵匡胤表达了愤怒。皇帝表达了愤怒，那这个官员什么反应呢？这个官员说，“我这事再不重要，也是一件国家的事；你的事，你不就是在玩儿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赵匡胤就非常生气，他拿起手里头常玩的一个玉做的小斧头，就朝这个人的脸砸去。这一砸呢，就把那个人的两颗大门牙给砸掉了。这时候，掉了门牙的这个人干了什么？掉了门牙的这个人就开始蹲在地上找他的门牙。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门牙掉了，肯定是一嘴的血，但是他蹲在地上找他的门牙。找到了他的门牙之后，他不慌不忙地拿手卷就包上了，收了起来。这时候赵匡胤就看傻了，看傻了之后就问他说：“你干吗？你包着证物打算找地儿去告我吗？”这个官员说，“我没有地方可以告你，但是历史会记载下来这件事情”。赵匡胤听到这句话之后，顿时就是“改容谢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立刻脸色温和下来，而且表示自己错了——当然，是不是会说“我错了”？那不一定，因为我们中国人可能不擅长说“对不起”“我错了”。可是赵匡胤表达出来了，他用行动表达出来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这两颗门牙的故事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皇帝的自我克制。还有一点就是，皇帝对于儒家传统当中对皇帝那种较高要求的一种自觉的服从，对于未来书写的历史上皇帝自己形象的一种清醒的认知。
赵匡胤还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就是重视读书人。
刚才我们列举的赵匡胤的这些故事和故事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宋朝的开国皇帝给这个朝代所打下的非常重要的烙印，就是仁义，包容共存，温和地解决功臣兵权，还有皇帝本身的自我克制，以及对读书人的重视。
另外，关于赵匡胤还有一个到了南宋才出现的传说，叫作“太祖誓碑”。传说太祖曾经留下誓言，要求他的后世子孙、后世即位的皇帝要世世代代遵守下去的政治原则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这是什么？这也是包容共存。北宋前期政治，对于统治阶级内部采取的是一种包容共存的态度，另外重视知识、重视知识人。开国兵将进城的那种对于整个开封城不掳掠的态度，透露出来的是仁义，是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的尊重。关于这一点，王安石在《百年无事札子》里有一个总结说，太祖是“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什么叫“安利元元”呢？就是说，对老百姓要有好处。我们用今天的话更准确地说，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是要考虑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的，不能对社会过度剥削。要让“元元”得以“安利”，要让老百姓有稳定的生产生活。
整个北宋前期，从太祖所开创的这种政治风气，经过太宗、真宗，一直抵达第四个皇帝仁宗。宋仁宗在位42年。我们看，这前四个皇帝基本上延续了这样一种仁义、宽容的政治氛围。在这四个皇帝当中，仁宗在仁义的方面更是格外突出的。宋史的《仁宗本纪·赞》里边提到他的一些事例，比如，“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跣立殿下”。就是遇到水旱灾害的时候，他要不就在宫廷之中进行秘密的祈祷，要不就干脆光着脚立在殿门之下。为什么？这就要向上天表达一种诚意，要请求老天原谅统治者的过失，然后降下雨来。
宋仁宗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有关部门曾经请求说要扩大皇家花园禁苑，可是仁宗拒绝了。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看，“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就是有一天晚上，仁宗半夜忽然就很饿，饿的时候就很想吃烧羊，可是虽然很想吃烧羊，但是他就告诉他身边的人不要去宣索（不要去要）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他担心，他一天晚上偶然想要吃这个烧羊——因为当时没有冰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厨房意识到皇帝有可能在三经半夜会要吃羊肉，那就可能会天天杀了羊备着；所以仁宗觉得，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他虽然很馋，但是还是忍住了。
除此之外，还有“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就是说，砍头的案子有疑点的都要上报到中央，每年因此存活性命的就有一千多人。而且那些让人“失入死罪”的，就是那些误判别人死罪的官员，都是“终身不迁”，就是终身不得升官的，这是仁宗的仁义。
我们看北宋前期的四个皇帝，从太祖到仁宗，都是保持了这种政治上对于士大夫阶层的的包容共存、温和的态度。另外还有就是，对老百姓是“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北宋前期有着这样一些优点，应该说，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最好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但是总体上，就制度建设而言，用邓广铭先生的那个总结，就是北宋前期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它的政治除了防弊一面以外，还有因循守旧的一面。
改革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普遍呼声
北宋中期基本上是从仁宗朝开始。基本上，从仁宗朝一直到王安石变法，这几十年间其实几乎所有的士大夫、有识之士都在呼唤改革。绝不是只有王安石一个人才要改革的，而且改革也绝不是只有一个样式的，这是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一点。
（一）士大夫——“科举”造就的新型统治精英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个词，什么叫士大夫？英文里一个翻译是特别言简意赅、特别简洁明快告诉我们它是什么的：scholar-official。就是，士大夫是scholar（学者）和official（官僚）two in one的。在中文里，“士”和“大夫”加起来也是，“士”就是学者scholar，“大夫”是official。
士大夫是由科举所造就的一种新型的统治精英。我们今天说科举，通常说科举的创立是以进士科的设立为标准。如果按这个标准的话，科举是什么时候开始创立的呢？是隋朝开始创立的。隋朝创立了科举，从隋到唐，甚至在五代那53年——乱得不得了、几乎年年都打仗的那个年代，科举考试每年都在举行。科举的要义、最核心的含义是什么？科举就是凭个人能力能够进入仕途；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是和之前的九品官人法、世族门阀政治相对应而言的。在科举之前，是一个家族决定个人的时代；从科举开始，个人终于可以有一个不讲究家族地位、靠个人奋斗来成就自己抬升家族地位的可能性了。
以进士科的出现为标志的科举是从隋开始的，但是从隋到唐、五代的科举，甚至一直到宋太祖这一朝的科举，相对而言，录取的人数都是比较少的。而且，在唐代，科举一度为那些高级官员所利用，变成了高级官员提拔自家子弟、给自家子弟营造升迁高速路的手段。只有到了宋朝，特别是从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开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科举社会；而且科举出身的人，特别是进士科出身的人，才真正成为文官的主流。就是你要想当大官、当好官，就必须去考进士；而且，进士出身的人，既成为主流，也成为核心。
进士出身的这些人开始形成新的精英群体，开始改变和塑造整个官僚集团。他们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力量，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根本面貌。只有从宋朝开始，科举出身的人才真正改造了统治集团的成分和精神面貌。从宋代开始，科举出身的人，特别是进士科，成为做官最主流的途径。高级官员，比如说宰相，90%以上都来自科举。那些在国家当中最重要的职位、真正关系到国家命脉的职位，包括地方大员、管理军队的、管理财政的，基本上都是进士科出身的人在做。在这个意义上，科举造就了一种新型的统治精英，就是士大夫。
（二）“大忠”与对改革的追求
这是一群新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新的精英造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新文化当然是多侧面的，包括他们的审美。今天我们去博物馆里，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宋画，还有宋代的器物，和唐代追求的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宋代是一种更加温文尔雅的、更高雅的审美。唐代其实更开放，有更多异质文化的因素，但是宋代更高雅。宋代可以说是一个高雅文化达到了顶峰的时代。
关于新文化，其他的部分我没有办法来展开，我在这儿特别强调新精英的新文化当中属于政治文化的一点，就是“大忠”。“大忠”是什么？“大忠”这个词是范仲淹在《杨文公写真赞》里赞美寇准的时候提到的。
寇准是属于第一代的政治家，我在《百家讲坛》里讲过他。寇准最重要的功绩是什么？就是在宋朝北边那个大国举国南下、大兵压境的时候，他帮助他的皇帝真宗实现了亲征，最终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在战场上，宋辽两国之间达到了势均力敌，但是谁也不能消灭谁。宋和辽两个国家之间签订了“澶渊之盟”，通过和约达成了120年的和平，这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我觉得，我们不能用1840年以来那种屈辱的和约来看，“澶渊之盟”是一个平等的和约，而且它对于宋朝、辽朝两国人民，应当说都是只有好处的。寇准最大的贡献就是辅佐真宗实现亲征，为宋朝赢得了120年的和平。我们站在一个大中华的立场上也可以说，通过盟约达成和平，而且是平等的盟约达成和平，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政治智慧，是一个创造性的政治智慧。这是寇准的贡献。
范仲淹在表彰寇准的时候，说寇准“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说的主要就是寇准在推动真宗亲征过程中的贡献。为什么要“左右天子”呢？因为天子当时是恐惧的、害怕的，可是寇准是“如山不动”的。当你的皇帝犯错误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帮助你的皇帝保持那个正确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把戎狄（少数民族的政权、少数民族的军队）赶出去，保全了宋朝的宗社（江山社稷）。对这个做法，范仲淹说，“天下谓之大忠”。
大忠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它是“以公正为忠”，它是“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大忠对大臣而言，就是：尽管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当中，实际的政治地位上我是比皇帝低的，但是在精神上，我绝不比皇帝低；我能够保持着道统。士大夫们持有道统，他们用“道”来侍奉皇帝，当具体的皇帝和“道”（真理）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忠的选择是从道不从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大中的一个必然的追求就是要批评时政，就是要改变积弊。
（三）对改革的普遍呼声和不同思路
今天我没有篇幅展开、引用太多，我们就引用比较简单的，一个是朱熹说王安石变法。今天的教科书上谈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王安石是要求改革的，司马光就是改革的对立面，是保守派，苏轼等都是保守派。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说法。保守派也有改革的想法。基本上从仁宗朝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这个伟大的朝代是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是必须要改革的”这一看法，就是一个精英共识。而对于王安石变法时的情势，朱熹后来的总结说：“只当是时（在王安石变法的那个时候），非独荆公要如此（不只是王安石一个人要改革），诸贤都有变更意。”就是当时的那些士大夫都有改革的意图，都要求改革，只不过他们的方案是不相同的。具体怎么不同，我们下边还会讲。
我在这儿简单说一个通常被认为是不改革的人，被认为是一个顽固保守分子的代表，就是司马光。司马光是要改革的，而且司马光他经济改革的方案，司马光有一个《论财利疏》，谈的是财政改革方案。他其实还有一个科举制的改革方案。司马光认为政治是有问题的，要改革，但是司马光的改革理念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改革理念。“保守主义”这个词不是一个贬义词，保守主义的改革理念实际上是一种渐进思维出现了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就是如果要进行那种推倒重建——就类似于革命了——那是需要太大的动静。其实我觉得，“非大坏不更造也”这种方式，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以我的观察，包括我对周围生活的观察来看，推倒一座旧房子，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盖一座好的新房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能够不断修补这座好房子，这个工作我觉得是更困难的事情。要在很多年里保证这座好房子是可以的，矗立在那儿一百年、两百年，很需要维护的功夫；如果能做到，那是了不起的，是更难得的。一套体制肇建，即便是七八十年之后，实际上也会出现问题；哪怕一开始是好的、是有效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新问题。那套旧体制可能是不太能够解决新问题的，这时候你要改革，改革其实是必然的。
当然，从士大夫的角度来讲，批评时政，批评皇帝，批评宰相，同时改革积弊，这些是“大忠”的必然追求。从皇帝的角度来讲，北宋前期的政治传统当中也有一个传统，叫作“异论相搅”。“异论”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同的意见。“异论相搅”就是不同的意见、看法可以在朝堂之上同时并立的。在朝堂之上出现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甚至出现不同的政治派别，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竞争，政治观点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允许的。这是“异论相搅”的题中应有之义。“异论相搅”是北宋前期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传统。
“异论相搅”的好处是什么呢？“异论相搅”就是说让不同的意见、持不同政见的人在朝堂之上共存讨论，用今天的话来讲叫作“真理越辩越明”。通过不同观点的竞争讨论之后，最终，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皇帝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更加符合朝廷国家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决策出来。在异论相搅之下，允许存在着不同政见，也允许出现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的互相的竞争，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斗争。
（四）改革需要针对的主要问题
北宋前期到了仁宗朝，对于改革是有着普遍性的呼声。在这个普遍性的呼声之下，我们需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北宋前期政治当中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应当就是吏治。北宋前期的政治或者朝廷、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从表面上看它体现为国家财政上的巨大压力。而这个财政压力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个方面是养兵，就是养的兵太多；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冗官——养的官也特别多，而且中高级官员的待遇比较高。皇帝不能独治，所以要官员来共治；官员的作用本来是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包括充当行政官员，也包括要纠正皇帝可能犯的错误。但是，官僚本身作为一个群体进入到政权当中来的时候，宋朝的官僚队伍是一个过于庞大的官僚队伍；这个过于庞大的官僚队伍一方面对于国家财政构成了压力，更重要的还有：这个官僚队伍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强调论资排辈的官僚队伍，这就造成了人浮于事——整个官僚队伍、整个国家机器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官僚就变成了一个吃了国家财政很大一块但是又不太管事的集团。所以，冗官、冗兵，以及冗官、冗兵造成的财政困难，是改革针对的主要目标。
请大家记住这一点，财政是一个表面上的困难，而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是兵太多、官太多。并且，官太多，不仅仅对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更重要的就是使这个国家机器日渐失去活力、效率低下。这是要改的。但是，宋朝的改革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兵”那一块基本上触动得比较少。这一点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就不展开。我们现在主要看“官”这一块，两次改革其实都没有怎么动到这方面。
庆历新政——第一次改革的失败及其教训
（一）改革的方向正确
下面我们看北宋的两次改革实践。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实践发生在宋仁宗的庆历年间，时间很短，非常急迫地推开各项措施，雷厉风行地就发布下去了。但是呢，很快地就结束了。这次改革的领导者主要是范仲淹、富弼、韩琦这些人。我们今天作为后人来看，这次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刚才我们说了宋朝国家积弊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这次改革方向正确？判断改革方向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针对了积弊、针对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张帆老师的一个总结就是说，改革的方案分成“十事”。“十事”就是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不具体地展开了。总的说，思路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就必须要澄清吏治。怎样才能澄清吏治呢？就要对官僚队伍下手，要“先裁冗滥，继任贤才”。也就是，先把那些多余的、没用的、不管事的、混饭吃的官僚给裁下来、淘汰下来，然后接着把有能力的人安置到有需要的岗位上去。这个方向针对的主要是前面我们谈到的冗官，而冗官其实跟财政各方面都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范仲淹的改革——庆历新政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改革失败的原因
但是这次的改革很快就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仍然引用张帆的《中国古代简史》。新政失败的原因，张帆的总结是两点。
第一个原因就是，范仲淹等人直接从整顿吏治下手，就意味着要对属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集团下手，要跟差不多整个官僚集团为敌；那么，难度和阻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改革派和反对派的力量对比上，改革派是寡不敌众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范仲淹这一派，是和以吕夷简为代表的老一辈官僚斗争而取得名声的。就范仲淹、欧阳修、韩琦，还有蔡襄这一票人来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以批评著称的。刚才我们说了，批评其实是士大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们是从道不从君的；那么，在宰相和道之间，他们也会选择道，他们会沿着这个道去批评宰相。所以，这帮人是跟资深官僚就是跟前辈斗争得名的。张帆老师说，他们“上台后仍未尽除朋党之习，自命君子而以小人责人”，因此，他们团结中间力量不够。于是，改革派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就更加速了失败。
这两个总结毫无疑问都是对的。我想补充一点，改革之中，比如说把那些不称职的拿下去，然后换上来称职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比如说，宋朝的地方行政简单说分成三级——路、州、县三级；路一级，一个路管着几个州，比我们今天的省要稍微小一点儿。范仲淹在中央拿着路级官员的名单看，一边看就一边勾——把不合格的人勾掉。当时他改革的同道富弼在旁边看见了，就说：你这一个勾下去，他这一家子就要嚎啕大哭了。范仲淹回答什么呢？范仲淹回答说：他一家子哭，跟一路的人哭比，哪个更糟糕？哪个更值得我们重视？所以，范仲淹一下就把路级的官员里不合格的给勾掉了。这就是“宰相选监司”。范仲淹作为宰相，他在选“监司”——路级的官员统称“监司”。范仲淹选拔了路一级的合格的官员，然后这位路一级的官员就下去考察州一级、县一级的官员，看到不合格的也拿下去，把合格的选上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君子治国的思路。
这个思路的毛病在哪儿呢？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推一下。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路级的官员，假如说我是河北省的，我把河北省所有的州县两级的官员选了一遍，把十个、二十个不合格的拿下去，然后换上来我认为合格的人；那些被拿下去的人，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是不合格的；他们会抱怨说，“因为我不是你的人，所以你把我拿下来了，然后你换上了你的人”。那么，这个路一级的官员该怎样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证明自己的判断是符合世道人心的呢？“时间会证明一切”，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时间证明一切”它是需要时间的，而事情就在当下，你如何证明你是出以公心而不是出以私利的？其实路一级官员他自己没有办法自证，他只能靠谁来证明他呢？靠选他的那个宰相来证明。
而宰相选监司的时候，比如说范仲淹一笔勾下去就把不合格的勾掉了，那个不合格的人他会抱怨说：范仲淹怎么样证明自己确实是出以公心的？范仲淹也没有办法自证，谁来为他背书呢？只有皇帝可以。在帝制的体制当中，这样一个治国的思路，其实它最基底的就是大臣必须得到皇帝的坚定的信任。
这套思路最容易受到的一个指责就是对于朋党的指责，就是你宰相、监司为什么把那些官员拿掉。那些被免职官员的待遇、官僚子弟的特权就没有了。而且，“磨勘之法密”，就是原来可以论资排辈熬年头的，现在没那么容易熬了。因此，原本那些侥幸熬年头的人也觉得不方便了。“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于是，反对变法的人、反对改革的人就开始指责改革派是“朋党”。“朋党”的意思，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结党营私。就是反对派开始指责改革派结党营私，这种批评就越来越多地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刚才我们提到说，君子治国这套思路，它要依靠的是什么——它最基底的依靠其实就是皇帝的信任。因此，皇帝是否保持对主事大臣的信任，就变成了改革成败最关键的因素。可是，皇帝是不是能够无条件地、稳固地信任改革派呢？显然是不太能的。就在改革派推行新政的过程当中，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特别能说明改革派受到的阻力以及改革派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甚至它还可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叫作皇帝制度。
这件事情就是晁仲约事件。晁仲约事件是什么事呢？就是宋代有个高邮郡，那个地方就是现在出咸鸭蛋的江苏的高邮。高邮郡周围闹土匪。高邮郡的知郡（高邮郡的地方长官）叫晁仲约，晁仲约这个人是个很实用主义的官员，头脑也非常之灵活。他盘算了一下手底下的兵。我们知道宋朝的兵都收归中央了，所以地方上是没什么兵的，土匪来了打不赢。打不赢，怎么办呢？晁仲约太聪明了，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跟当地的富户提出来说：“你们出点人力、物力、财力出来，我们去犒赏土匪。你说土匪为什么要抢啊？土匪抢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嘛。”当地的富户也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于是高邮就派出了一个慰问团去慰问土匪，土匪得到了慰问品之后呢，就绕道而走了。高邮安全了，但是晁仲约就不安全了。
土匪走了之后，有人就把晁仲约告到了中央。这时，改革派的范仲淹和富弼是两位重要的改革领袖，这两个人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富弼就主张杀一儆百，他为什么要杀晁仲约呢？他说：“当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就是说，如今我们在中央推行新法，可是阻力非常之大，来自方方面面；我们就干脆杀一儆百，杀一个晁仲约就可以“整众”了。可是，范仲淹坚决反对杀晁仲约，最终范仲淹是说服了仁宗没有杀这个晁仲约的。范仲淹在私底下给富弼有一个解释，说为什么不能杀晁仲约。范仲淹原话是这样的：“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就是说，本朝立国以来从来没有随便杀过臣僚，这是一个非常有德行的事。请大家注意，我们前面提到说太祖誓碑里就有“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奈何欲轻坏之？”就是说，为什么你要随随便便破坏这个传统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就是说，我跟你在这儿，在中央主持改革，在我们这个宰相队伍里，有几个是跟我们完全一致的呢？接下来还有，“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就是说，即使是皇帝的意思，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就是说，你现在随随便便地引导着皇帝去杀臣僚，如果他杀得手滑了，说不定有一天我们自己的脑袋也难说。
图1：范仲淹（989－1052）
图2：富弼（1004－1083）
富弼是不服气的。别看这两张图（图1、图2）里富弼显得比范仲淹老——因为富弼活得长，他们家祖传长寿——事实上富弼比范仲淹小15岁，而且范仲淹还是富弼的老师和媒人：富弼娶了著名词人晏殊的女儿，中间的媒人就是范仲淹。
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范仲淹的话，富弼当时不以为然。他还是年轻，当时只有四十岁。等到后来改革失败的时候，富弼出巡河北，结果遭到了诬告；他从河北回来，到了开封的大门口了，皇帝不允许他进开封，让他在外边停着。这时，他不知道皇帝究竟要对他怎么样，“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就是说，他生死攸关的这一宿都没睡，在那儿踱来踱去睡不着，那时候他觉得范仲淹是个圣人。“范六丈”称呼的是范仲淹，是比他行辈高的。
我们从晁仲约事件分析新政失败的深层原因。表面上看，改革面临的阻力太大，是因为动了官僚集团的奶酪，还因为改革者的幼稚——他们推行得太快，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仍然有君子小人之分，未能团结大多数、未能团结中间派。但是，最深层的原因是什么？“上意”“未知所定”。君臣之间信任的坚牢程度不够。在这儿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士大夫的那种深刻的恐惧。这是宋朝的皇权第一次对士大夫露出獠牙，当然皇权并没有被引导下去诛戮大臣。但是，在帝制时期，君臣之间其实永远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种深刻的恐惧。当然，宋朝的皇帝，至少前期是能够做到尊重士大夫的，包括尊重士大夫里的不同派别的存在。
（三）各方从庆历新政中可能吸取的教训
接下来我们看，各方有可能——我说的是有可能，他们不一定吸取——从庆历新政当中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呢？
第一，皇帝的信任是第一位的。比如说，一位改革时期当了103天宰相的杜衍曾经说过：“君臣之间，能全始终者，盖难也。”“全始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头有尾的做到互相不辜负，这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改革不能太猛，温和渐进的保守主义改革才是更可行的。范仲淹死了之后，他的后辈、和他当时一块主持改革的战友富弼给他做了墓志铭。富弼回顾十年前改革的时候，说范仲淹起初是打算慢慢推行的，就是“公将劘以岁月而人不知惊，悠久之道也。”这里的“公”指的是范仲淹。“劘以岁月而人不知惊”是什么意思？就是慢慢来，这个改革要温和渐进，这样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惊扰。这种“劘以岁月而人不知惊”，才是一个悠久之道、一个更可行的方案。可是，当时仁宗“锐于求治”，所以范仲淹就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在皇帝屡次催促的情况之下，范仲淹还“每辞以事大，不可忽致”。然而，没有办法，范仲淹最终还是推行了。在皇帝的催促之下改革开始，但是后来，皇帝撤回了信任，这个改革就无法推行下去了。到了1052年，富弼给范仲淹写墓志铭时对改革做了回顾总结；我们透过他写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保守主义的改革才是更可行的。
第三，要“存大体，体貌大臣”。刚才我们举的晁仲约的例子可以说明，“存大体，体貌大臣”，意思是最底线的其实就是不杀，不“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
第四，还有一个可能吸取的教训其实是追求和解。范仲淹死了之后，埋在墓里的墓志铭是富弼写的，树立在墓地神道上的神道碑是欧阳修写的。“碑”这个东西，我们按今天的说法，可以说就是纪念碑——树在外面，人人都能够看见。在碑上的碑文，寄托着写作碑文的人的想法；碑文绝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死者而作。特别是，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里，不顾范仲淹的亲儿子范纯仁的反对，坚持要写上什么呢？坚持要写上范仲淹和吕夷简曾经“欢然相约平贼”。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前面引用张帆老师的著作说，范仲淹这一派当初取得名声，斗的是谁？斗的就是这个吕夷简。他们年轻的时候斗吕夷简，然后因此也受到过打击，比如说范仲淹被贬到睦州，而欧阳修则被贬到了夷陵。就是说，这帮人政治上的第一次贬谪都是拜了吕夷简之赐的。可是，这时候的斗争、这种派别之间的斗争，并不影响他们后来仍然能够在危难时刻以国事为重。政治上有不同的政见，同时也有不同的派别，可是，到了国家真正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共同对敌的。这个危难是什么呢？就是后来在1038年的时候，宋朝西北部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政权，要求独立，而且侵扰宋朝的西北边境。宋朝打了三仗，都打败了，最后没有办法，就派范仲淹去前线，因为范仲淹是特别能干的人。当时朝中主持大局的是宰相吕夷简，而吕夷简启用了范仲淹。范仲淹从内地到前线去的时候，路过首都，跟吕夷简见了一面。两个人见面之后，按照欧阳修的写法就是“二公欢然相约平贼”。“相约平贼”毫无疑问是事实，因为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即将上任的边防大帅，毫无疑问要“相约平贼”，而且最终也实现了“平贼”。但是，“欢然”二字，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范仲淹和吕夷简这一对曾经有过龃龉、有过矛盾的两代政治家实现了政治和解。如果按欧阳修的写法，就是两个人实现了和解。但是，范仲淹的儿子死活也不认这一点，所以，最终刻到石头上的时候，范纯仁是把这个碑文上的二十多个字拿掉了，才刻到碑上。按当时的习惯，刻完碑之后还要做拓片。把拓片送给欧阳修时，欧阳修说：这不是我的文章（“此非吾文也”）。欧阳修是不认被删改后的碑文的。这非常有意思。范、吕两家关系究竟和解了没有？这个问题是从北宋一直到南宋，甚至到今天的历史学者当中都在讨论的。按我个人的看法，反正范仲淹也死了，其实和解没和解，死无对证。可能他的亲儿子说的是更对的。
我关注的是什么？我关注的是欧阳修为什么一定要在神道碑上写“二公欢然”？因为欧阳修追求和解。在1043年，这帮人还血气方刚在推行改革的时候，他们是有“我们是君子，反对我们的是小人”这样一种相对而言比较粗暴的态度；他们的改革又推得非常猛，遭到了很大的阻力，所以改革失败。但是，这帮人到了1052年的时候，富弼、欧阳修都注意到了，其实真正的悠久之道是要追求和解的，要追求共存、温和渐进的保守主义改革。
而且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在1052年之后，到1063年之间，在宋朝还有过一段改革的时间。范仲淹过世了，但是，范仲淹这些改革的同道后来其实是在仁宗晚年纷纷回到朝中，把庆历年间的改革措施重新推行——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推行，真的是“劘以岁月而人不知惊”“悠久之道”的。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改革最终因为仁宗过世而未能持续。仁宗过世，英宗上台，本来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大臣又被换成新的一帮人；英宗在位仅仅短短四年，而且净是瞎折腾了。等到了英宗的儿子神宗上台的时候，才出现了新的改革——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第二次改革与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王安石变法就是北宋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的改革浪潮。西方有人会称呼它为“大变法”，它确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大的变法；但是，我们放在北宋的整个改革的脉络里来看，它是第二次的改革浪潮。
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朝。神宗朝一共有两个年号，第一个年号叫熙宁，第二个年号叫元丰。熙宁年间基本上是王安石在主持，等到元丰年间是神宗在主持。从熙宁到元丰，这个法度、这些制度其实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中国学术界现在通常把王安石所主持的变法和王安石下台之后神宗直接主持的法度加起来称为“熙丰变法”，就是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
（一）变法失败了吗？
关于北宋这第二次的改革，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失败了吗？
在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和一些著作里，通常会说：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改革，就等于是进步的、正确的，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是一个很糟糕的、不好的事情；而王安石变法就是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之下最终失败了。我们读历史一定要区分判断和事实。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其实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究竟是否符合事实呢？我们要看它用的标准。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用的主要的标准是说，王安石后来下台了。王安石下台是否意味着王安石变法失败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在王安石下台之后，神宗继续推行着王安石所开创的各项理财措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变法绝对没有失败，相反，他是非常之成功的。
任何一个老师都想要得到一个好学生，而神宗毫无疑问是王安石最好的学生——他在老师退休之后，应当说是义无反顾地、坚定地推行着王安石的路线。所以，虽然王安石退休，但是王安石的政策在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没有失败。
判断王安石变法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看王安石变法它究竟想要什么、变法的目标是什么。王安石变法想要什么？要富国，要强兵；富国就是理财，用理财来富国，用富国来支持强兵。王安石变法中，兵和开疆拓土的部分主要是神宗在主持，那么理财是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内容。
理财究竟失败了吗？显然没有，理财的成绩是卓著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熙宁六年，王安石还在台上，他提到“两浙自去岁及今岁各半年间，所增盐课四十万，今又增及二十五万缗”。就是说，光两浙的盐税的增额，增幅都是非常之可观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在京仓场”收到的剩粮和草的数量，就是“收出剩粮”，六年之间积攒下来的多余的粮有三十四万石、草有二百五十九万束。其他还有更多的数字，我们不一一列举。单就理财而言，到神宗过世的时候，宋朝的国库有很大一部分是封桩起来，就是王安石变法以来聚的财。封桩是什么意思？封桩其实就是保管在特殊的用途。神宗朝经历那么多折腾，国库还有相当大量的财富，所以不能说理财改革失败了。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尽管在神宗死了之后有九年的时间，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主政，司马光上台，推翻了王安石所建立的一些新法，但是那段时间很短。那九年之后，一直到北宋亡国，朝廷所用的还是王安石的理财措施；而且，王安石的很多理财措施，包括增加的税收部分，一直到南宋都还在延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绝对没有失败。说“王安石变法失败”，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王安石变法，理财是成功的，没有失败。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说法来解答的话，王安石变法就是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使帝制时期的朝廷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力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那么，是否对于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个人觉得没有。尽管有时候可能在一定范围之内有物价的明显上涨，还有流通的不畅，但是总体上讲，不能说王安石变法就破坏了宋朝经济——没有达到那样一个地步。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影响不是在经济层面，而是在政治层面，造成了北宋政治的转向。
（二）实践层面的政治转向
关于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我把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实践层面的转向，另一个是理论层面的转向。在实践层面的转向，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施政方式，朝廷国家的施政方式从前期的“异论相搅”转向“定于一”，开创一种“国是”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的特点就是排斥异己，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二是政策倾向，从“不扰”转向“富国”，服务“强兵”。三是，整个国家的官僚的工具性增强了，一种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出现了。四是皇帝（加上宰相）集权的加强。
1．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施政方式的转变。王安石所开创的“共定国是”不是像北宋前期由整个士大夫群体来共定国是，而是皇帝与宰执“共定国是”、确定唯一一个正确的路线方针，然后就以唯一正确的路线方针来定去取、决是非。反对这个路线方针的人都是要靠边站的。就是说，“国是”一旦确立，它就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地位和排他性。“国是”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的原则跟北宋前期的那种多元并存、异论相搅的原则是构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按照“国是”这种排他性的原则往前推，那些持异议的人就应当受到打击，甚至“国是”再往前推，就可以推到政治压迫、政治分裂——士大夫集团的恶性分裂。如果“国是”比如说是爱民，比如说是要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那么这个“国是”没什么毛病，这些东西是要的；但是，“国是”的特点恰恰是它通常表现为相当具体的路线方针，以及与此路线方针相关联的用人原则。
简单地说，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比如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就可以称为“国是”，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都可以称为“国是”，支持这个“国是”的人就是朝廷、王安石要用的，反对这个“国是”的人就应当靠边站。这跟北宋前期完全不一样。“国是”的模式往前推行、继续加剧下去，推到南宋其实就是“君权独运，权相密赞”，其他大臣不知道，皇帝和宰相把一切大事就决定了，剩下的大臣，哪怕是副宰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能是听。一般的士大夫“更不能闻问”。群臣在北宋前期所享有的议政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
王安石
在“国是”模式之下，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王安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雕版印刷这种新技术应用于打击政敌。老臣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王安石让其他官员写了一篇文章，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字报那种东西，来批驳韩琦。而且王安石还亲自下手改了这篇文章，把这篇战斗的檄文雕版印刷，发放到全国的一定以上级别的官员。而韩琦的原稿是没有这个便利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雕版印刷来打击政敌。
第二个例子就是吕惠卿去警告李常。李常是谁呢？是王安石所推荐的一个谏官，谏官是专门负责批评的官。王安石推荐了李常来当谏官，李常到了首都之后就按照北宋前期的那种政治传统——我坚持我的是非标准，我坚持我个人的判断——来反对青苗法。李常对青苗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于是王安石的助手吕惠卿就找到李常，警告他说：王安石推荐了你，你竟然反对王安石，“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
在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压缩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的就是：司马光反对，反对无效。神宗给了司马光一个枢密副使（副宰相级）的高位，但条件是让司马光停止对变法的激烈批评。司马光拒绝，然后就离开京城，去长安（今天的西安），在那儿继续反对青苗法；后来就回到洛阳，当了15年的历史学家。
老臣富弼后来也回到了洛阳。我们在这时看到的就是，这些持“异论”（不同政见）的人，纷纷地跑到了洛阳；洛阳变成了一个在野党的城市。开封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在强力推行新法，而那些反对派的人大部分集中在洛阳。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群臣的异论空间是被压缩了，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受到了排斥，他们还没有受到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政治压迫；只是说他们这些人不再能够在现实政治中发挥影响力，但是他们并未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2．政策的倾向，从“不扰”转向了“富国”，从“富民”转向了“富国”，“富国”是服务于“强兵”的。
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王安石新法里，农田水利法其中一个项目叫作淤田法；淤田法就是人工制造河水泛滥，把河扒开一个口子，让那个河水流出来，利用水把河里的淤泥冲出来，目的就是用河边的淤泥来肥田。有一个大宦官叫程昉，他在河北的滹沱河流域淤田的时候，第一，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第二，确实损害了老百姓的好地以及老百姓的坟墓。后来就有人把程昉告到了中央，说程昉有两条罪状，一条是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书（“不曾户户取状”），还有一条就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庄稼。这两条罪状告到了朝廷之后，神宗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看王安石是怎么替程昉疏解的，王安石说：“没关系啊！即便事实是没有取得老百姓同意，那又怎么样呢？这个人他为朝廷还在当地检定出好田一万顷（把那些原本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不纳税的地又找出来一万顷），加上淤却四千余顷好田，一共就有一万四千余顷，做出这么大贡献，他撒点谎，损害一点老百姓的地有什么？没什么呀。”
就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倾向完全地变了——北宋原本是要追求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平衡，要“富民”，现在全部转向“富国”，要服务于“强兵”。
以上是实践层面的，接下来我们看思想层面的。
（三）思想层面的政治转向
思想层面的，其实王安石在倡导迎合帝意（迎合皇帝的看法），同时他还用“三不足”之说，来彻底解放了那个具体的皇帝。
其实我们说到帝制时期的皇帝的时候，是有双重皇帝的。一个是抽象的皇帝，这个皇帝是指那个皇位所代表的东西，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列祖列宗，它代表着江山社稷；它其实意味着，皇帝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这是一个抽象的皇帝。这个抽象的皇帝要符合朝廷国家的长远利益，要符合列祖列宗的希望，其实面对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另一个就是具体的皇帝。但是具体的皇帝，坐上皇位的那个具体的人，他往往不能够符合所有那些对抽象皇帝的要求。因此，在帝制时期，一个最大的矛盾其实是抽象的皇帝和具体的皇帝之间的矛盾，是具体的皇帝无法满足抽象皇帝的要求的这个矛盾。
皇帝的权力无远弗届，至高无上；而且，如果一个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他。真正能够约束皇帝的其实只是一些道德性的、软性的约束，这些约束就是什么？天（老天）；还有一个，“人言”（社会舆论）；再有一个，就是列祖列宗（本朝的列祖列宗）。“天”，包括天命，以及天变、灾异示警。这些都是可以约束到皇帝的。我没有时间展开，大家可以看我的《法度与人心》。其实这些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是我们和古代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我们今天的人看古代的时候，常常犯的一个特别大的错误，就是拿我们今天所谓科学这一套，对古人嗤之以鼻，认为古人谈“天”，谈这个，谈那个，是封建迷信——其实不是，古人没有那么傻，那是他们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具体的我不展开了。
我在这儿要说的是，能够约束皇帝的这些软性约束，包括“天”，包括社会舆论，包括祖宗。但是，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尽管不是王安石的原话，可是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主张——就等于一下子把老天、把舆论、把列祖列宗这些原本能够束缚具体的皇帝的绳索，全部给松绑了，把皇权从那个无形的笼子里给放出来了。
而且，王安石倡导的是迎合帝意。我觉得这点是不能原谅的。王安石在理论上论证，迎合帝意（迎合上意）是一件光荣、正确、伟大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王安石思想当中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不仅在实践上破坏一项政治原则——之前的政治原则是要“从道不从君”，要以“道”来引导君，但是王安石现在说迎合有理——而且王安石竟然从理论上论证“迎合帝意”是对的。
王安石是怎么论证的呢？他是在这件事情上论证的。有一个叫王广渊的人，他在京东那个地方施行青苗法的时候，有人告他。王安石为王广渊辩护，说：“王广渊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他看见陛下想要什么，他就能趋附”。我们今天常常把“趋附”这两个字用在“趋炎附势”这个成语里，也就是这个成语所说的意思。王安石说：“王广渊能够趋附皇帝的意思，皇帝想要什么，他就奔着来了，这是好的呀”。接下来，王安石有一个论述，说：“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恐不当罪其迎合也。”这句话，王安石是说：迎合是对的，王广渊迎合上意这件事情不应当怪罪他。为什么不应当怪罪王广渊呢？因为“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王安石指的是《周礼》里就曾经设置官职，专门去宣布人主的心意（人主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让老百姓顺着人主的意思，避开人主讨厌的。王安石说“古者设官”，实际上他指的是《周礼》里的掌交——王安石确实是博学，他改革里的很多论述在用《周礼》——但对掌交这个官，能不能像王安石这样解释呢？我觉得可以不这样解释。《周礼》里的掌交这个官是这样的：“掌交，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虑，使咸知王之好恶，辟行之”。就是说，掌交这个职位持的是节和币，巡行万国；到诸侯那儿去，到万民聚集的地方，去宣扬王的德意志虑，让大家知道王的美德、王的想法，让大家知道王宣扬什么、什么是好的，让老百姓避开那些不好的。其实，这起的是一个教化和统一思想的作用，我觉得理论上它不是说要迎合。
可是王安石竟然把它解释成迎合，我觉得这是不能原谅的。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在理论上论证迎合有理，我觉得这是比实际上迎合皇帝更加不可以被原谅的一件事情。
还有，我们在这儿要和北宋前期对照一下。刚才谈到，王安石曾经为程昉辩护，说：他淤田，哪怕损害了老百姓的地，哪怕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只要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北宋前期的财政指导思想是什么样的，来做一个对照。王旦是真宗时候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一共当了18年。《宋史·王旦传》里记载说，薛奎这个人被任命为江淮发运使（江淮发运使是干什么的呢？把长江淮河流域六路的物资运回首都，因为江南淮南那个地方是大粮仓，首都的很多物资供应是靠江南淮南的），来向王旦告辞的时候，王旦作为宰相只跟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东南民力竭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东南的老百姓已经被剥削得差不离了。然后薛奎退下来说：“真宰相之言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宰相应当考虑的是这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要保持平衡，只有这样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还有一个同样的例子，就是张士逊做江西转运使（转运使要比发运使低一级，张士逊做的是江西路的转运使），他“辞旦求教”，然后王旦跟他说什么？王旦跟他说：“朝廷榷利至矣。”就是说，朝廷的专卖所取得的利益已经到了一个顶点，朝廷的专卖推行不可以再搞了。于是，张士逊“迭更是职”（张士逊做转运使做了应该不只一任），每每想到王旦的话，“未尝求利”（就从来没有要努力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要增加政府收入的话，其实就是刻薄老百姓。于是，人们都说：“此运使识大体。”这是北宋前期，宰相、发运使、转运使，还有周围的人都认为是这样。可是，王安石彻底改变了这一点。
（四）培植新士风，养成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
在王安石的这种新思想之下，培养出来了那种更听话的、能非常高效推行政策但是不会思考中央的思路对不对的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理财第一能臣吴居厚。吴居厚有多大本事？我们看，同样是在京东这个地方，别的官员都不能够足额收下来酒税等税收，而吴居厚上任之后就能够增收175.9万，而他的前任亏21万。他跟他前任比，是什么状态？将近200万的差距，可是京东还是原来的京东地区。
神宗曾经亲笔批示说吴居厚有多能干，“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而且，神宗曾经派工作组下去总结吴居厚的事迹和吴居厚的做法，打算“下诸路遵行”（推行到各路，让其他的转运使都学他），“庶客入继有登办者”（希望其他各路也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但是这个吴居厚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们不举别的例证，就看跟吴居厚同属改革派的曾布说什么——曾布说：“京东岁有羡余一二百万，非取之于民，何所从出（它哪儿来的）？”而且，“前日之京东，今日之京东，与居厚在彼时，宜无以异，不知居厚何术独能致此羡余？”“羡余”是什么？就是在定额之外多收的。曾布说：这些多收的肯定是从老百姓那儿刮来的。别人都不能够搞这么多，吴居厚怎么搞来的？朱熹告诉我们：“吴居厚在京东，括民买镬，官司铸许多镬，令民四口买一，五口则买二。”就是他支了很多炼铁炉子，让老百姓买他的锅，而且规定家家都得买——四口人买一口锅，五口人买两口锅。老百姓哪需要那么多锅啊？！就被他逼着买锅。
这个吴居厚，神宗是很器重他，称他“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但是我们看老百姓有多恨他：“京东之人，恨不食其肉”“京东剧寇预装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铸冶中，赖居厚觉早，间道循去”。就是说，京东后来出了盗贼，本来打算把吴居厚抓住、扔到炼铁炉子里烧死，但是这个吴居厚却是福将，后来就跑了。这个吴居厚，你说他能干不能干？吴居厚相当能干，而且他后来还创办了宋朝比较早的国营医院——就是在徽宗朝的时候，徽宗建设“福利国家”时。其实，吴居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人，但他也是一个完全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用？这样的人能在短时间内满足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需要，但是长此以往，他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制造矛盾的人。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三旨宰相王珪。这位是神宗用的时间最长的宰相。王安石其实加起来也就做了七年宰相，但是王珪干了十六年——从副宰相到宰相。这个人干什么？这个人从来不拿主意的。他号称“三旨宰相”，为什么呢？就是说，别人来请示他，他要先上殿“取圣旨”；等皇帝批示完了，“领圣旨”下去；下去再跟向他请示的人说你“得圣旨”了。如此如此，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就像一个很听话的高级秘书，甚至都不是那种很有创造力的高级秘书。这就是神宗用的一位宰相。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宗朝形成的状态是，这个国家现在考虑的首先不再是富民。
北宋是怎样灭亡的？
在钦宗朝，曾经有人总结北宋法度的三变。提到“祖宗法”，也就是神宗变法之前的那个法度，说“祖宗法惠民”，就是说，北宋前期的制度、前期的国家，政策倾向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提到“熙丰法”，也就是熙宁、元丰时期，王安石、神宗的这个法度，说这个政策措施“惠国”，是对国家、对政府有好处的——它是一个倾向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法度。接下来还有一个“崇观法”，崇观是指徽宗的两个年号崇宁和大观，说“崇观法惠奸”。崇观法对谁有好处呢？徽宗时期的法度对奸臣有好处——当然奸臣是服务于皇帝的奢侈享乐的。
在王安石和神宗的时代，王安石开创了一种鼓励高效推行圣意、迎合圣意的这样一种政治风气。同时建设了一支不鼓励独立思考的、非常善于执行的、高度工具化的官僚队伍。这支官僚队伍基本上是放弃思考的；他们能干，但是没什么大的格局，不再考虑大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时候还开始排斥异己，让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离开朝廷、离开权力，让他们靠边站。
等到神宗的两个儿子哲宗和徽宗的时代，他们基本上沿用了神宗时期的政策方向，以及施政的方法——就是“国是定于一”、排斥异己的这样一种“国是”的施政模式——而且是越走越远。我们在前面说，神宗朝的时候，异己仅仅是被排斥出去，但是并未出现对他们的政治迫害。可是到了哲宗朝，就出现了政治迫害。到了徽宗朝，我们看到的是政治黑名单。而且，王安石把皇权从笼子里放出来——用“三不足”，把祖宗、天、人言这些原本加在皇帝身上的约束一一拿去。当然神宗没有太滥用这个权力，神宗用这个权力来干什么？用来开疆拓土，做的毕竟还算是像样的皇帝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了徽宗朝，做的事情——“花石纲”也出来了，“艮岳”也出来了，丰亨豫大，种种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满足宰相私欲的东西都出来了。这个政治不断地走向腐败。
政治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就是当官僚集团走向了恶性分裂，这才是一个更大的腐败。恶性分裂，就是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政治黑名单，还有出现了政治迫害；官僚集团裂解成了小集团，小集团的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到最后，那些真正在位的人都不再关心朝廷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且，那样一个官僚高度工具化的政府、习惯了说谎的政府，其实是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没有办法应对真正的打击的。当然，在徽宗朝，我们看到的还是形势一片大好，因为社会经济其实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你看开封，你会觉得灭亡之前的开封是花团锦簇的、好像是很繁荣的。可是，那个国家机器内里已经彻底地腐败掉了，它已经丧失了应对内外打击的能力。因此，当东北的女真人崛起，这个更强大的新的力量对宋朝展开攻击的时候，北宋政府是没有能力调整的。
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它里边先烂了，已经是一个“朽画船”——这是司马光的一个比喻。这个朽画船是经不得任何一点风浪的，可是它遭遇到的却是那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所以灭亡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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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提问；赵老师在书里多次提到了“人间最是宽容难”；其实像国外一些国家，比如说黑人和白人的和解，东德和西德的和解都能做到，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做到宽容与和解，好像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呢？
赵冬梅：“人间最是宽容难”是我研究北宋政治的一个最大的感慨。宽容，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最晚学会的一个美德，因为我觉得宽容其实对人的素质要求是非常之高的。而我们的政治文化当中，其实有一些比较幼稚的东西，比如“非黑即白”的方式；对于复杂性、对于多元其实不是那么鼓励。北宋前期恰恰是一个很难得的宽容的时期。我也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发展出来更加宽容的环境，要习惯于多元、习惯于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人——这点比较难。
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我把多种可能性通向那个最令人遗憾的唯一结果的过程尽可能呈现出来，我把在过程中的相关各方的努力尽可能呈现给大家，就是把细节和过程尽可能呈现。大家有自己的对于现实社会深刻的观察和思考，所以，如果你们去读《大宋之变》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有自己的判断。
提问：王安石变法是不是加剧了北宋的灭亡？
赵冬梅：其实我刚才最后谈北宋灭亡的时候，如果直接说王安石变法加剧了北宋的灭亡，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我觉得，首先，北宋灭亡这件事情是内外因素叠加在一起才发生的事情，北宋并不必然灭亡。北宋的灭亡在更大程度上是外力打击造成的，但是王安石变法毫无疑问是开启了一种新的更加专制的、更加缺乏宽容性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包括新的工具性的官僚，其实是让这个政府逐渐地开始闭目塞听，不是那么聪明了，也就是说，缺乏反应力了；再加上，蔡京、徽宗打的也是王安石、神宗的旗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所开启的这种政治转向，毫无疑问跟北宋的灭亡之间是有关联的。
提问：抛开家国天下，您对王安石的人品（个人私德），是如何看待的？
赵冬梅：关于王安石的评价，其实一直都是很有趣的，它是两分的。对于王安石这个人，他的私德被很多人认为是没什么毛病的，至多可能就是有人传说他不太爱干净，但总体上他的私德被认为是好的；但是，他的变法，长期被认为是不好的。从南宋以来，其实基本上对王安石变法持的是一个负面的评价；但对王安石这个人以及他的学问，持的是相对而言正面的评价。不过，我觉得他的人品中刚愎自用这一点，作为政治家来讲是有问题的。
提问：北宋改革对百姓如此苛刻，有农民起来反抗吗？
赵冬梅：有啊，刚才我们材料里就提到了，京东的老百姓不就是要起来杀了吴居厚吗？！但是，宋朝整体上讲，跟明朝真不一样。我们知道，明朝是亡于李自成的农民大起义，再加上关外的力量。但实际上，宋朝从未出现过那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宋朝总体上讲仁义，对老百姓还是好的。宋朝处理这些内部矛盾时，尽管到王安石变法之后出现了问题，但总体上如果跟后世的明清相比，水平还是要高一大截的。
（本文为6月29日“共识国际讲坛”赵冬梅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赵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大宋之变：1063－1086》《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等。原题为《北宋的改革与政争》）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
从北宋政治观察王朝兴衰之道
我在2020年出版的书《大宋之变》，谈的就是北宋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大宋之变》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从1063年到1086年。按照我的理解，我这本书其实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如果简单地说，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1063—1086这24年间，北宋政治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在此之前北宋政治是儒家政治，是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状态；在这24年间，北宋的政治发生了法家转向，而这种法家转向，应当说是王安石变法所开启的。这是这本书里最核心的一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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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不完全按照这本书里的内容来讲，我们笼统地讲一下北宋的改革与政争。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大宋之变》之前我出版有《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再往前还有一本书叫《千秋是非话寇准》。《千秋是非话寇准》和《司马光和他的时代》都是给“百家讲坛”做的系列讲座，是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寇准系列，一个系列是司马光系列。大家能够看到的是，我在讲北宋的宰相故事，讲了一个寇准的故事，讲了一个司马光的故事。我自己知道我在做的是什么，就是除了这两个宰相故事之外，或者说在这两个宰相故事之上，我自己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企图。我这个大的企图就是，我想要讲一个从头到尾的北宋政治兴衰的故事。我认为，在帝制时期，每一个比较长的朝代、超过一百年的朝代，都构成一个完整的王朝政治的发展单元；而北宋这个单元，可以作为一个个案，我们可以通过北宋这样一个有开头有结尾的、有盛有衰的个案来看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脉络。
北宋政治可以作为观察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一个个案，那我怎样去观察它呢？我采取的观察方式就是，把北宋的政治家分为创业一代（就是零代），然后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即从零代到四代这样五个代际。我的大计划是，在每个代际之中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这个人物通常会是一个宰相，比如说一代里边是寇准，三代里边我选的是司马光。当然如果我们再往前，零代里边可能就是赵普，二代里边是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庞籍这些人。然后四代里边可能会是苏轼、苏辙兄弟。我现在已经做的，选了一代里边的寇准和三代里边的司马光。
我在每个代际里边选一个人物，以这个人物为核心，讲述他所处的时代的故事。然后把所有这些不同代际的政治家，和他们时代的故事连缀起来，就构成一个大的北宋政治文化兴衰的故事。而这个北宋政治文化兴衰的故事就可以给我们提供观察帝制时期王朝政治兴衰的这样一个非常典型同时又非常特殊的个案。这是我在做的。我向大家交代了一下我这些年在做的一个工作，包括大家看到的寇准、司马光的故事背后那个大的故事是什么。
纲要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北宋的改革与政争。在这个题目之下我打算讲五个小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说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北宋前期政治。
第二部分是谈改革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群体的普遍呼声。
接下来第三、四部分我们看北宋所进行的两次改革。北宋有两次大的改革浪潮。第一次是在宋仁宗的庆历年间，通常称之为“庆历新政”，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范仲淹，是第二代政治家。
第二次改革浪潮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是属于第三代政治家当中的代表人物。当然我的系列写作里选的是他的对立面司马光来作为一个枢纽人物。在关于改革和改革是否失败的这些讨论当中，我们会贯穿着对于北宋政治的特质以及北宋政治文化兴衰的介绍。
最后，我们在结论的部分，要谈一谈北宋究竟是怎么灭亡的——我自己对北宋灭亡的看法。
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
首先我们来看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我们知道北宋一共有9个皇帝，我们说北宋前期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一直到1063年，其实就是我的《大宋之变》所涉年代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一）“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
北宋前期的政治，按照宋太宗即位的诏书里面所说，有八个字是精要，这是当时的宋太宗的总结。他说：太祖创业，然后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政治作风，就叫作“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而这八个字是我们以后要世世恪守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八个字后来就成为北宋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现代宋史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奠基人之一邓广铭先生给这个政治传统一个总结，就叫作“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宋朝立国的法度，它的特点就是要防止一些弊端的出现，它所有制度的设计其实都是奔着要防弊去的。
防什么弊？在宋朝建立之前是五代：在五十三年之间，在中国中原、北方地区曾经出现过五个短命的王朝。这五个短命的王朝，用欧阳修的话讲就叫作“五代之乱可谓极矣”。在五代之前是唐帝国，五代是在唐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政权之一。从晚唐到五代，朝廷、国家呈现出来的那个弊是什么？那个弊其实就是中央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地方上的这种分裂的倾向是大大地加强了。我们通常讲唐朝灭亡原因的时候，说唐是亡于宦官专权，亡于藩镇割据，还亡于党争。所以，宋朝建立之后要防的那个弊，其实就是晚唐、五代的那个弊，因此宋朝这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就特别强调要防止分裂割据。
我们能看到，为了防止分裂割据，宋朝做的工作包括什么。原来在地方上，像唐代开始出现的节度使是一个什么都管的要职：军队是归节度使的，财政归节度使，还有地方上的人事权也归节度使。节度使是一揽子什么都管，兵刑钱股什么都管，因此才会造成割据。宋朝建立之后，什么叫“防弊之政”呢？就是把节度使、地方长官的这种兵权全都收归中央，然后把地方财政权分割化，就是让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只能管一件事——管民政。在各个方面，特别是武装力量的管理方面，宋朝所采取的都是防弊。一定要防止武装力量威胁到中央集权、威胁到皇权的安全。
所以，“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从积极的一面看，就是它是安全的。对于维护朝廷、国家或者赵宋统治的长治久安来讲，它具有一种可“以策安全”的一面。
当然还有消极的一面。北宋前期形成的政治传统当中还有因循的一面，就是从建国以来，在制度上都比较缺少大规模的改制、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一个既有的、非常实用主义的模式安顿下来；而且，北宋前期的政治家，从太祖、太宗到真宗时期政治的主流，就是反对“生事”，反对做什么新的事情、做什么改制的事情。
前期“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除了它的积极面——安全以外，还有一个消极面就是因循。因此，时间长了之后就会造成各种弊端丛生。这些弊端里比较大的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养兵政策造成的冗兵，就是军队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不能打仗。还有一个就是官员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中高级官员的特权是非常丰厚的，但是官僚队伍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这是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
北宋前期的政治用邓先生的总结，邓先生是从太宗即位诏，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那八个字往前延伸，得出来的一个也是为大多数学者所接纳的一个说法，就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而这个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积极面就是安全，消极面就是因循，容易积弊丛生。
（二）仁义与包容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深处去看的话，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以外，北宋前期的政治其实还是有相当多的优秀的东西在的。放在王朝政治的这样一个轮廓、这样一个体制里边去看的话，北宋前期政治有相当多优秀的成分。这些优秀的成分，就是我说的它取得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
比如说什么？从太祖开始这个朝代其实是一个讲究仁义的朝代。大家应该都知道，宋朝的建国是赵匡胤以后周的禁军都检点，也就是以后周禁军当中最精锐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兵变出身，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表面上看，他是被那些哗变的士兵拥戴当了皇帝，而哗变的士兵拥戴自己的代理人做节度使或者是做皇帝，这是晚唐到五代那个长时段里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赵匡胤的即位可以说是一个旧瓶。但是，为什么说赵匡胤的黄袍加身是旧瓶装新酒呢？在兵变上台，士兵拥戴了他们代理人的这个表现形式之下，其实对于改朝换代这件事情，赵匡胤和其他的零代（宋朝的开国一代）的政治家有一个共识——他们强烈地认为、坚定地认为：改朝换代虽然说是天命，但最重要的还要系之于民心。因此，这个新生的朝代是非常重视民心的，是非常重视社会稳定的，它追求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用古代的话来讲，这叫“仁义”。
仁义两个字，我们从什么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支哗变的军队，跟此前十年前后周太祖郭威哗变进首都的那支军队的作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宋朝开国是在960年，而在950年也曾经有过一次黄袍加身，那个是后周的太祖郭威，他也是被军队拥戴着进了开封城，进城之后是什么状况呢？郭威先允许他的士兵掳掠，就是进了城之后新的皇帝接收了政权，但并不忙着去建立秩序，而是把整个城市作为战利品给他的士兵，让他们随便抢。起初的约定是抢三天三夜，但是，抢了一天一夜，就有人来告诉郭威：这事儿不行，再抢下去开封城就没了。于是，一天一夜之后，郭威就赶紧地收了，甚至不惜杀了几个抢劫厉害的士兵，才把局势稳定下来。这是距宋朝建立十年之前的那个黄袍加身的状态。
而赵匡胤在960年的这个黄袍加身是什么样的？他穿上了黄袍，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跟士兵们说：“你们想要富贵，所以拥戴我当皇帝，可以。但是，你们要听我的话，我才当你们的皇帝。”赵匡胤跟拥戴他的这些士兵约定的是说，“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正是我曾经的主人，而后周的那些将相大臣，他们曾经是我的同事，不允许你们去骚扰他们。同时还有就是，你们不能够对开封城里的老百姓进行掳掠，安安静静地进城，我会从国库里边给你们赏赐。”
那么这个约定的目标达到了没有呢？史料记载是说，这支哗变的军队是“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从一开始，北宋政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仁义的态度都影响这个朝代。开国皇帝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具有定调功能的。赵匡胤的这支哗变的军队进城所表达出来的“仁义”这两个字，其实是贯穿在北宋前期政治当中的。
北宋前期政治的另外一个由赵匡胤开创的传统是什么？是一个温和解决权力之争、包容共存的政治传统。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我们大家也熟知的一个故事中——“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释”的是谁的兵权？“释”的并不是藩镇的兵权，而是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这个故事通常是这样说的：
赵匡胤有一天就把他从前的那些兄弟们——像石守信他们以前都是跟他一块在禁军里边做高级将领的——就把他们召进宫里来，请他们喝酒，然后就跟他们说，“你看我就是因为被黄袍加身不得不当了皇帝了，那如果有一天你的手下要把黄袍披到你的身上，你该怎么办呢？”这帮人说，“我们自己肯定是不会的”。但是赵匡胤说，“如果有士兵把黄袍披到你的身上，你被动那该怎么办呢？”于是这帮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让赵匡胤出主意。赵匡胤出的主意就是说，“你们交出兵权，我和你们约为儿女亲家；人生苦短，好好地享受荣华富贵就行了”。
赵匡胤所承诺的荣华富贵，包括赵宋皇室和建国初期的这些新贵之间的一揽子的结亲计划，都是执行了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儿跟明朝明太祖对于那些拥戴他的老将们的处置方式做一个宋明对照，你就会发现：宋朝的开国皇帝对于那些有可能威胁到皇权安全的国初新贵，采取的是一些温和的解决方式。在这个温和的解决方式当中所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包容共存的精神；这个精神也是贯穿在北宋前期政治当中的。
除此之外，作为皇帝，赵匡胤还有一种自我克制的精神。这种自我克制的精神体现在很多的故事中。比如，有一个故事是说，赵匡胤有一天下了朝，回到后宫就闷闷不乐。有人问他，为什么闷闷不乐呢？他就说，“我今日很快处置一事”，就是我一时没过脑子就决定了一件事，后来发现错了。一个皇帝做错了事情，这个事情就非常之危险，所以赵匡胤觉得不愉快。赵匡胤逞快处置一事，后来感到闷闷不乐；从中我们看到的是赵匡胤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皇位的这种责任感的认知，就是皇帝这个位置是至高无上的，它代表着权力，但另外一方面，它代表着责任。在这儿，赵匡胤表达出来的是作为皇帝的自我克制。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赵匡胤有一回在后宫，也是下了朝之后，在休息呢。就有一个人过来找他，报告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回禀。既然是重要的事情，赵匡胤就换上他办公穿的衣服，接见了这位官员。可是当这位官员开口说话之后，赵匡胤就发现他报告的这件事一点都不紧急、一点都不重要，于是赵匡胤就非常愤怒：“我本来在休息，你说你有紧急的事、重要的事，可竟然拿这样不重要的事情来烦我，打扰我的休息。”赵匡胤表达了愤怒。皇帝表达了愤怒，那这个官员什么反应呢？这个官员说，“我这事再不重要，也是一件国家的事；你的事，你不就是在玩儿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赵匡胤就非常生气，他拿起手里头常玩的一个玉做的小斧头，就朝这个人的脸砸去。这一砸呢，就把那个人的两颗大门牙给砸掉了。这时候，掉了门牙的这个人干了什么？掉了门牙的这个人就开始蹲在地上找他的门牙。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门牙掉了，肯定是一嘴的血，但是他蹲在地上找他的门牙。找到了他的门牙之后，他不慌不忙地拿手卷就包上了，收了起来。这时候赵匡胤就看傻了，看傻了之后就问他说：“你干吗？你包着证物打算找地儿去告我吗？”这个官员说，“我没有地方可以告你，但是历史会记载下来这件事情”。赵匡胤听到这句话之后，顿时就是“改容谢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立刻脸色温和下来，而且表示自己错了——当然，是不是会说“我错了”？那不一定，因为我们中国人可能不擅长说“对不起”“我错了”。可是赵匡胤表达出来了，他用行动表达出来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这两颗门牙的故事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皇帝的自我克制。还有一点就是，皇帝对于儒家传统当中对皇帝那种较高要求的一种自觉的服从，对于未来书写的历史上皇帝自己形象的一种清醒的认知。
赵匡胤还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就是重视读书人。
刚才我们列举的赵匡胤的这些故事和故事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宋朝的开国皇帝给这个朝代所打下的非常重要的烙印，就是仁义，包容共存，温和地解决功臣兵权，还有皇帝本身的自我克制，以及对读书人的重视。
另外，关于赵匡胤还有一个到了南宋才出现的传说，叫作“太祖誓碑”。传说太祖曾经留下誓言，要求他的后世子孙、后世即位的皇帝要世世代代遵守下去的政治原则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这是什么？这也是包容共存。北宋前期政治，对于统治阶级内部采取的是一种包容共存的态度，另外重视知识、重视知识人。开国兵将进城的那种对于整个开封城不掳掠的态度，透露出来的是仁义，是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的尊重。关于这一点，王安石在《百年无事札子》里有一个总结说，太祖是“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什么叫“安利元元”呢？就是说，对老百姓要有好处。我们用今天的话更准确地说，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是要考虑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的，不能对社会过度剥削。要让“元元”得以“安利”，要让老百姓有稳定的生产生活。
整个北宋前期，从太祖所开创的这种政治风气，经过太宗、真宗，一直抵达第四个皇帝仁宗。宋仁宗在位42年。我们看，这前四个皇帝基本上延续了这样一种仁义、宽容的政治氛围。在这四个皇帝当中，仁宗在仁义的方面更是格外突出的。宋史的《仁宗本纪·赞》里边提到他的一些事例，比如，“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跣立殿下”。就是遇到水旱灾害的时候，他要不就在宫廷之中进行秘密的祈祷，要不就干脆光着脚立在殿门之下。为什么？这就要向上天表达一种诚意，要请求老天原谅统治者的过失，然后降下雨来。
宋仁宗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有关部门曾经请求说要扩大皇家花园禁苑，可是仁宗拒绝了。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看，“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就是有一天晚上，仁宗半夜忽然就很饿，饿的时候就很想吃烧羊，可是虽然很想吃烧羊，但是他就告诉他身边的人不要去宣索（不要去要）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他担心，他一天晚上偶然想要吃这个烧羊——因为当时没有冰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厨房意识到皇帝有可能在三经半夜会要吃羊肉，那就可能会天天杀了羊备着；所以仁宗觉得，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他虽然很馋，但是还是忍住了。
除此之外，还有“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就是说，砍头的案子有疑点的都要上报到中央，每年因此存活性命的就有一千多人。而且那些让人“失入死罪”的，就是那些误判别人死罪的官员，都是“终身不迁”，就是终身不得升官的，这是仁宗的仁义。
我们看北宋前期的四个皇帝，从太祖到仁宗，都是保持了这种政治上对于士大夫阶层的的包容共存、温和的态度。另外还有就是，对老百姓是“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北宋前期有着这样一些优点，应该说，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最好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但是总体上，就制度建设而言，用邓广铭先生的那个总结，就是北宋前期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它的政治除了防弊一面以外，还有因循守旧的一面。
改革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普遍呼声
北宋中期基本上是从仁宗朝开始。基本上，从仁宗朝一直到王安石变法，这几十年间其实几乎所有的士大夫、有识之士都在呼唤改革。绝不是只有王安石一个人才要改革的，而且改革也绝不是只有一个样式的，这是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一点。
（一）士大夫——“科举”造就的新型统治精英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个词，什么叫士大夫？英文里一个翻译是特别言简意赅、特别简洁明快告诉我们它是什么的：scholar-official。就是，士大夫是scholar（学者）和official（官僚）two in one的。在中文里，“士”和“大夫”加起来也是，“士”就是学者scholar，“大夫”是official。
士大夫是由科举所造就的一种新型的统治精英。我们今天说科举，通常说科举的创立是以进士科的设立为标准。如果按这个标准的话，科举是什么时候开始创立的呢？是隋朝开始创立的。隋朝创立了科举，从隋到唐，甚至在五代那53年——乱得不得了、几乎年年都打仗的那个年代，科举考试每年都在举行。科举的要义、最核心的含义是什么？科举就是凭个人能力能够进入仕途；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是和之前的九品官人法、世族门阀政治相对应而言的。在科举之前，是一个家族决定个人的时代；从科举开始，个人终于可以有一个不讲究家族地位、靠个人奋斗来成就自己抬升家族地位的可能性了。
以进士科的出现为标志的科举是从隋开始的，但是从隋到唐、五代的科举，甚至一直到宋太祖这一朝的科举，相对而言，录取的人数都是比较少的。而且，在唐代，科举一度为那些高级官员所利用，变成了高级官员提拔自家子弟、给自家子弟营造升迁高速路的手段。只有到了宋朝，特别是从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开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科举社会；而且科举出身的人，特别是进士科出身的人，才真正成为文官的主流。就是你要想当大官、当好官，就必须去考进士；而且，进士出身的人，既成为主流，也成为核心。
进士出身的这些人开始形成新的精英群体，开始改变和塑造整个官僚集团。他们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力量，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根本面貌。只有从宋朝开始，科举出身的人才真正改造了统治集团的成分和精神面貌。从宋代开始，科举出身的人，特别是进士科，成为做官最主流的途径。高级官员，比如说宰相，90%以上都来自科举。那些在国家当中最重要的职位、真正关系到国家命脉的职位，包括地方大员、管理军队的、管理财政的，基本上都是进士科出身的人在做。在这个意义上，科举造就了一种新型的统治精英，就是士大夫。
（二）“大忠”与对改革的追求
这是一群新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新的精英造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新文化当然是多侧面的，包括他们的审美。今天我们去博物馆里，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宋画，还有宋代的器物，和唐代追求的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宋代是一种更加温文尔雅的、更高雅的审美。唐代其实更开放，有更多异质文化的因素，但是宋代更高雅。宋代可以说是一个高雅文化达到了顶峰的时代。
关于新文化，其他的部分我没有办法来展开，我在这儿特别强调新精英的新文化当中属于政治文化的一点，就是“大忠”。“大忠”是什么？“大忠”这个词是范仲淹在《杨文公写真赞》里赞美寇准的时候提到的。
寇准是属于第一代的政治家，我在《百家讲坛》里讲过他。寇准最重要的功绩是什么？就是在宋朝北边那个大国举国南下、大兵压境的时候，他帮助他的皇帝真宗实现了亲征，最终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在战场上，宋辽两国之间达到了势均力敌，但是谁也不能消灭谁。宋和辽两个国家之间签订了“澶渊之盟”，通过和约达成了120年的和平，这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我觉得，我们不能用1840年以来那种屈辱的和约来看，“澶渊之盟”是一个平等的和约，而且它对于宋朝、辽朝两国人民，应当说都是只有好处的。寇准最大的贡献就是辅佐真宗实现亲征，为宋朝赢得了120年的和平。我们站在一个大中华的立场上也可以说，通过盟约达成和平，而且是平等的盟约达成和平，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政治智慧，是一个创造性的政治智慧。这是寇准的贡献。
范仲淹在表彰寇准的时候，说寇准“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说的主要就是寇准在推动真宗亲征过程中的贡献。为什么要“左右天子”呢？因为天子当时是恐惧的、害怕的，可是寇准是“如山不动”的。当你的皇帝犯错误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帮助你的皇帝保持那个正确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把戎狄（少数民族的政权、少数民族的军队）赶出去，保全了宋朝的宗社（江山社稷）。对这个做法，范仲淹说，“天下谓之大忠”。
大忠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它是“以公正为忠”，它是“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大忠对大臣而言，就是：尽管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当中，实际的政治地位上我是比皇帝低的，但是在精神上，我绝不比皇帝低；我能够保持着道统。士大夫们持有道统，他们用“道”来侍奉皇帝，当具体的皇帝和“道”（真理）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忠的选择是从道不从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大中的一个必然的追求就是要批评时政，就是要改变积弊。
（三）对改革的普遍呼声和不同思路
今天我没有篇幅展开、引用太多，我们就引用比较简单的，一个是朱熹说王安石变法。今天的教科书上谈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王安石是要求改革的，司马光就是改革的对立面，是保守派，苏轼等都是保守派。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说法。保守派也有改革的想法。基本上从仁宗朝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这个伟大的朝代是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是必须要改革的”这一看法，就是一个精英共识。而对于王安石变法时的情势，朱熹后来的总结说：“只当是时（在王安石变法的那个时候），非独荆公要如此（不只是王安石一个人要改革），诸贤都有变更意。”就是当时的那些士大夫都有改革的意图，都要求改革，只不过他们的方案是不相同的。具体怎么不同，我们下边还会讲。
我在这儿简单说一个通常被认为是不改革的人，被认为是一个顽固保守分子的代表，就是司马光。司马光是要改革的，而且司马光他经济改革的方案，司马光有一个《论财利疏》，谈的是财政改革方案。他其实还有一个科举制的改革方案。司马光认为政治是有问题的，要改革，但是司马光的改革理念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改革理念。“保守主义”这个词不是一个贬义词，保守主义的改革理念实际上是一种渐进思维出现了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就是如果要进行那种推倒重建——就类似于革命了——那是需要太大的动静。其实我觉得，“非大坏不更造也”这种方式，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以我的观察，包括我对周围生活的观察来看，推倒一座旧房子，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盖一座好的新房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能够不断修补这座好房子，这个工作我觉得是更困难的事情。要在很多年里保证这座好房子是可以的，矗立在那儿一百年、两百年，很需要维护的功夫；如果能做到，那是了不起的，是更难得的。一套体制肇建，即便是七八十年之后，实际上也会出现问题；哪怕一开始是好的、是有效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新问题。那套旧体制可能是不太能够解决新问题的，这时候你要改革，改革其实是必然的。
当然，从士大夫的角度来讲，批评时政，批评皇帝，批评宰相，同时改革积弊，这些是“大忠”的必然追求。从皇帝的角度来讲，北宋前期的政治传统当中也有一个传统，叫作“异论相搅”。“异论”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同的意见。“异论相搅”就是不同的意见、看法可以在朝堂之上同时并立的。在朝堂之上出现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甚至出现不同的政治派别，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竞争，政治观点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允许的。这是“异论相搅”的题中应有之义。“异论相搅”是北宋前期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传统。
“异论相搅”的好处是什么呢？“异论相搅”就是说让不同的意见、持不同政见的人在朝堂之上共存讨论，用今天的话来讲叫作“真理越辩越明”。通过不同观点的竞争讨论之后，最终，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皇帝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更加符合朝廷国家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决策出来。在异论相搅之下，允许存在着不同政见，也允许出现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的互相的竞争，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斗争。
（四）改革需要针对的主要问题
北宋前期到了仁宗朝，对于改革是有着普遍性的呼声。在这个普遍性的呼声之下，我们需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北宋前期政治当中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应当就是吏治。北宋前期的政治或者朝廷、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从表面上看它体现为国家财政上的巨大压力。而这个财政压力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个方面是养兵，就是养的兵太多；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冗官——养的官也特别多，而且中高级官员的待遇比较高。皇帝不能独治，所以要官员来共治；官员的作用本来是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包括充当行政官员，也包括要纠正皇帝可能犯的错误。但是，官僚本身作为一个群体进入到政权当中来的时候，宋朝的官僚队伍是一个过于庞大的官僚队伍；这个过于庞大的官僚队伍一方面对于国家财政构成了压力，更重要的还有：这个官僚队伍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强调论资排辈的官僚队伍，这就造成了人浮于事——整个官僚队伍、整个国家机器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官僚就变成了一个吃了国家财政很大一块但是又不太管事的集团。所以，冗官、冗兵，以及冗官、冗兵造成的财政困难，是改革针对的主要目标。
请大家记住这一点，财政是一个表面上的困难，而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是兵太多、官太多。并且，官太多，不仅仅对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更重要的就是使这个国家机器日渐失去活力、效率低下。这是要改的。但是，宋朝的改革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兵”那一块基本上触动得比较少。这一点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就不展开。我们现在主要看“官”这一块，两次改革其实都没有怎么动到这方面。
庆历新政——第一次改革的失败及其教训
（一）改革的方向正确
下面我们看北宋的两次改革实践。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实践发生在宋仁宗的庆历年间，时间很短，非常急迫地推开各项措施，雷厉风行地就发布下去了。但是呢，很快地就结束了。这次改革的领导者主要是范仲淹、富弼、韩琦这些人。我们今天作为后人来看，这次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刚才我们说了宋朝国家积弊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这次改革方向正确？判断改革方向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针对了积弊、针对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张帆老师的一个总结就是说，改革的方案分成“十事”。“十事”就是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不具体地展开了。总的说，思路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就必须要澄清吏治。怎样才能澄清吏治呢？就要对官僚队伍下手，要“先裁冗滥，继任贤才”。也就是，先把那些多余的、没用的、不管事的、混饭吃的官僚给裁下来、淘汰下来，然后接着把有能力的人安置到有需要的岗位上去。这个方向针对的主要是前面我们谈到的冗官，而冗官其实跟财政各方面都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范仲淹的改革——庆历新政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改革失败的原因
但是这次的改革很快就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仍然引用张帆的《中国古代简史》。新政失败的原因，张帆的总结是两点。
第一个原因就是，范仲淹等人直接从整顿吏治下手，就意味着要对属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集团下手，要跟差不多整个官僚集团为敌；那么，难度和阻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改革派和反对派的力量对比上，改革派是寡不敌众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范仲淹这一派，是和以吕夷简为代表的老一辈官僚斗争而取得名声的。就范仲淹、欧阳修、韩琦，还有蔡襄这一票人来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以批评著称的。刚才我们说了，批评其实是士大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们是从道不从君的；那么，在宰相和道之间，他们也会选择道，他们会沿着这个道去批评宰相。所以，这帮人是跟资深官僚就是跟前辈斗争得名的。张帆老师说，他们“上台后仍未尽除朋党之习，自命君子而以小人责人”，因此，他们团结中间力量不够。于是，改革派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就更加速了失败。
这两个总结毫无疑问都是对的。我想补充一点，改革之中，比如说把那些不称职的拿下去，然后换上来称职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比如说，宋朝的地方行政简单说分成三级——路、州、县三级；路一级，一个路管着几个州，比我们今天的省要稍微小一点儿。范仲淹在中央拿着路级官员的名单看，一边看就一边勾——把不合格的人勾掉。当时他改革的同道富弼在旁边看见了，就说：你这一个勾下去，他这一家子就要嚎啕大哭了。范仲淹回答什么呢？范仲淹回答说：他一家子哭，跟一路的人哭比，哪个更糟糕？哪个更值得我们重视？所以，范仲淹一下就把路级的官员里不合格的给勾掉了。这就是“宰相选监司”。范仲淹作为宰相，他在选“监司”——路级的官员统称“监司”。范仲淹选拔了路一级的合格的官员，然后这位路一级的官员就下去考察州一级、县一级的官员，看到不合格的也拿下去，把合格的选上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君子治国的思路。
这个思路的毛病在哪儿呢？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推一下。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路级的官员，假如说我是河北省的，我把河北省所有的州县两级的官员选了一遍，把十个、二十个不合格的拿下去，然后换上来我认为合格的人；那些被拿下去的人，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是不合格的；他们会抱怨说，“因为我不是你的人，所以你把我拿下来了，然后你换上了你的人”。那么，这个路一级的官员该怎样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证明自己的判断是符合世道人心的呢？“时间会证明一切”，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时间证明一切”它是需要时间的，而事情就在当下，你如何证明你是出以公心而不是出以私利的？其实路一级官员他自己没有办法自证，他只能靠谁来证明他呢？靠选他的那个宰相来证明。
而宰相选监司的时候，比如说范仲淹一笔勾下去就把不合格的勾掉了，那个不合格的人他会抱怨说：范仲淹怎么样证明自己确实是出以公心的？范仲淹也没有办法自证，谁来为他背书呢？只有皇帝可以。在帝制的体制当中，这样一个治国的思路，其实它最基底的就是大臣必须得到皇帝的坚定的信任。
这套思路最容易受到的一个指责就是对于朋党的指责，就是你宰相、监司为什么把那些官员拿掉。那些被免职官员的待遇、官僚子弟的特权就没有了。而且，“磨勘之法密”，就是原来可以论资排辈熬年头的，现在没那么容易熬了。因此，原本那些侥幸熬年头的人也觉得不方便了。“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于是，反对变法的人、反对改革的人就开始指责改革派是“朋党”。“朋党”的意思，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结党营私。就是反对派开始指责改革派结党营私，这种批评就越来越多地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刚才我们提到说，君子治国这套思路，它要依靠的是什么——它最基底的依靠其实就是皇帝的信任。因此，皇帝是否保持对主事大臣的信任，就变成了改革成败最关键的因素。可是，皇帝是不是能够无条件地、稳固地信任改革派呢？显然是不太能的。就在改革派推行新政的过程当中，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特别能说明改革派受到的阻力以及改革派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甚至它还可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叫作皇帝制度。
这件事情就是晁仲约事件。晁仲约事件是什么事呢？就是宋代有个高邮郡，那个地方就是现在出咸鸭蛋的江苏的高邮。高邮郡周围闹土匪。高邮郡的知郡（高邮郡的地方长官）叫晁仲约，晁仲约这个人是个很实用主义的官员，头脑也非常之灵活。他盘算了一下手底下的兵。我们知道宋朝的兵都收归中央了，所以地方上是没什么兵的，土匪来了打不赢。打不赢，怎么办呢？晁仲约太聪明了，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跟当地的富户提出来说：“你们出点人力、物力、财力出来，我们去犒赏土匪。你说土匪为什么要抢啊？土匪抢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嘛。”当地的富户也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于是高邮就派出了一个慰问团去慰问土匪，土匪得到了慰问品之后呢，就绕道而走了。高邮安全了，但是晁仲约就不安全了。
土匪走了之后，有人就把晁仲约告到了中央。这时，改革派的范仲淹和富弼是两位重要的改革领袖，这两个人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富弼就主张杀一儆百，他为什么要杀晁仲约呢？他说：“当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就是说，如今我们在中央推行新法，可是阻力非常之大，来自方方面面；我们就干脆杀一儆百，杀一个晁仲约就可以“整众”了。可是，范仲淹坚决反对杀晁仲约，最终范仲淹是说服了仁宗没有杀这个晁仲约的。范仲淹在私底下给富弼有一个解释，说为什么不能杀晁仲约。范仲淹原话是这样的：“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就是说，本朝立国以来从来没有随便杀过臣僚，这是一个非常有德行的事。请大家注意，我们前面提到说太祖誓碑里就有“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奈何欲轻坏之？”就是说，为什么你要随随便便破坏这个传统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就是说，我跟你在这儿，在中央主持改革，在我们这个宰相队伍里，有几个是跟我们完全一致的呢？接下来还有，“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就是说，即使是皇帝的意思，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就是说，你现在随随便便地引导着皇帝去杀臣僚，如果他杀得手滑了，说不定有一天我们自己的脑袋也难说。
图1：范仲淹（989－1052）
图2：富弼（1004－1083）
富弼是不服气的。别看这两张图（图1、图2）里富弼显得比范仲淹老——因为富弼活得长，他们家祖传长寿——事实上富弼比范仲淹小15岁，而且范仲淹还是富弼的老师和媒人：富弼娶了著名词人晏殊的女儿，中间的媒人就是范仲淹。
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范仲淹的话，富弼当时不以为然。他还是年轻，当时只有四十岁。等到后来改革失败的时候，富弼出巡河北，结果遭到了诬告；他从河北回来，到了开封的大门口了，皇帝不允许他进开封，让他在外边停着。这时，他不知道皇帝究竟要对他怎么样，“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就是说，他生死攸关的这一宿都没睡，在那儿踱来踱去睡不着，那时候他觉得范仲淹是个圣人。“范六丈”称呼的是范仲淹，是比他行辈高的。
我们从晁仲约事件分析新政失败的深层原因。表面上看，改革面临的阻力太大，是因为动了官僚集团的奶酪，还因为改革者的幼稚——他们推行得太快，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仍然有君子小人之分，未能团结大多数、未能团结中间派。但是，最深层的原因是什么？“上意”“未知所定”。君臣之间信任的坚牢程度不够。在这儿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士大夫的那种深刻的恐惧。这是宋朝的皇权第一次对士大夫露出獠牙，当然皇权并没有被引导下去诛戮大臣。但是，在帝制时期，君臣之间其实永远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种深刻的恐惧。当然，宋朝的皇帝，至少前期是能够做到尊重士大夫的，包括尊重士大夫里的不同派别的存在。
（三）各方从庆历新政中可能吸取的教训
接下来我们看，各方有可能——我说的是有可能，他们不一定吸取——从庆历新政当中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呢？
第一，皇帝的信任是第一位的。比如说，一位改革时期当了103天宰相的杜衍曾经说过：“君臣之间，能全始终者，盖难也。”“全始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头有尾的做到互相不辜负，这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改革不能太猛，温和渐进的保守主义改革才是更可行的。范仲淹死了之后，他的后辈、和他当时一块主持改革的战友富弼给他做了墓志铭。富弼回顾十年前改革的时候，说范仲淹起初是打算慢慢推行的，就是“公将劘以岁月而人不知惊，悠久之道也。”这里的“公”指的是范仲淹。“劘以岁月而人不知惊”是什么意思？就是慢慢来，这个改革要温和渐进，这样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惊扰。这种“劘以岁月而人不知惊”，才是一个悠久之道、一个更可行的方案。可是，当时仁宗“锐于求治”，所以范仲淹就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在皇帝屡次催促的情况之下，范仲淹还“每辞以事大，不可忽致”。然而，没有办法，范仲淹最终还是推行了。在皇帝的催促之下改革开始，但是后来，皇帝撤回了信任，这个改革就无法推行下去了。到了1052年，富弼给范仲淹写墓志铭时对改革做了回顾总结；我们透过他写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保守主义的改革才是更可行的。
第三，要“存大体，体貌大臣”。刚才我们举的晁仲约的例子可以说明，“存大体，体貌大臣”，意思是最底线的其实就是不杀，不“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
第四，还有一个可能吸取的教训其实是追求和解。范仲淹死了之后，埋在墓里的墓志铭是富弼写的，树立在墓地神道上的神道碑是欧阳修写的。“碑”这个东西，我们按今天的说法，可以说就是纪念碑——树在外面，人人都能够看见。在碑上的碑文，寄托着写作碑文的人的想法；碑文绝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死者而作。特别是，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里，不顾范仲淹的亲儿子范纯仁的反对，坚持要写上什么呢？坚持要写上范仲淹和吕夷简曾经“欢然相约平贼”。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前面引用张帆老师的著作说，范仲淹这一派当初取得名声，斗的是谁？斗的就是这个吕夷简。他们年轻的时候斗吕夷简，然后因此也受到过打击，比如说范仲淹被贬到睦州，而欧阳修则被贬到了夷陵。就是说，这帮人政治上的第一次贬谪都是拜了吕夷简之赐的。可是，这时候的斗争、这种派别之间的斗争，并不影响他们后来仍然能够在危难时刻以国事为重。政治上有不同的政见，同时也有不同的派别，可是，到了国家真正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共同对敌的。这个危难是什么呢？就是后来在1038年的时候，宋朝西北部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政权，要求独立，而且侵扰宋朝的西北边境。宋朝打了三仗，都打败了，最后没有办法，就派范仲淹去前线，因为范仲淹是特别能干的人。当时朝中主持大局的是宰相吕夷简，而吕夷简启用了范仲淹。范仲淹从内地到前线去的时候，路过首都，跟吕夷简见了一面。两个人见面之后，按照欧阳修的写法就是“二公欢然相约平贼”。“相约平贼”毫无疑问是事实，因为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即将上任的边防大帅，毫无疑问要“相约平贼”，而且最终也实现了“平贼”。但是，“欢然”二字，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范仲淹和吕夷简这一对曾经有过龃龉、有过矛盾的两代政治家实现了政治和解。如果按欧阳修的写法，就是两个人实现了和解。但是，范仲淹的儿子死活也不认这一点，所以，最终刻到石头上的时候，范纯仁是把这个碑文上的二十多个字拿掉了，才刻到碑上。按当时的习惯，刻完碑之后还要做拓片。把拓片送给欧阳修时，欧阳修说：这不是我的文章（“此非吾文也”）。欧阳修是不认被删改后的碑文的。这非常有意思。范、吕两家关系究竟和解了没有？这个问题是从北宋一直到南宋，甚至到今天的历史学者当中都在讨论的。按我个人的看法，反正范仲淹也死了，其实和解没和解，死无对证。可能他的亲儿子说的是更对的。
我关注的是什么？我关注的是欧阳修为什么一定要在神道碑上写“二公欢然”？因为欧阳修追求和解。在1043年，这帮人还血气方刚在推行改革的时候，他们是有“我们是君子，反对我们的是小人”这样一种相对而言比较粗暴的态度；他们的改革又推得非常猛，遭到了很大的阻力，所以改革失败。但是，这帮人到了1052年的时候，富弼、欧阳修都注意到了，其实真正的悠久之道是要追求和解的，要追求共存、温和渐进的保守主义改革。
而且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在1052年之后，到1063年之间，在宋朝还有过一段改革的时间。范仲淹过世了，但是，范仲淹这些改革的同道后来其实是在仁宗晚年纷纷回到朝中，把庆历年间的改革措施重新推行——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推行，真的是“劘以岁月而人不知惊”“悠久之道”的。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改革最终因为仁宗过世而未能持续。仁宗过世，英宗上台，本来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大臣又被换成新的一帮人；英宗在位仅仅短短四年，而且净是瞎折腾了。等到了英宗的儿子神宗上台的时候，才出现了新的改革——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第二次改革与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王安石变法就是北宋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的改革浪潮。西方有人会称呼它为“大变法”，它确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大的变法；但是，我们放在北宋的整个改革的脉络里来看，它是第二次的改革浪潮。
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朝。神宗朝一共有两个年号，第一个年号叫熙宁，第二个年号叫元丰。熙宁年间基本上是王安石在主持，等到元丰年间是神宗在主持。从熙宁到元丰，这个法度、这些制度其实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中国学术界现在通常把王安石所主持的变法和王安石下台之后神宗直接主持的法度加起来称为“熙丰变法”，就是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
（一）变法失败了吗？
关于北宋这第二次的改革，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失败了吗？
在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和一些著作里，通常会说：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改革，就等于是进步的、正确的，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是一个很糟糕的、不好的事情；而王安石变法就是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之下最终失败了。我们读历史一定要区分判断和事实。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其实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究竟是否符合事实呢？我们要看它用的标准。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用的主要的标准是说，王安石后来下台了。王安石下台是否意味着王安石变法失败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在王安石下台之后，神宗继续推行着王安石所开创的各项理财措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变法绝对没有失败，相反，他是非常之成功的。
任何一个老师都想要得到一个好学生，而神宗毫无疑问是王安石最好的学生——他在老师退休之后，应当说是义无反顾地、坚定地推行着王安石的路线。所以，虽然王安石退休，但是王安石的政策在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没有失败。
判断王安石变法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看王安石变法它究竟想要什么、变法的目标是什么。王安石变法想要什么？要富国，要强兵；富国就是理财，用理财来富国，用富国来支持强兵。王安石变法中，兵和开疆拓土的部分主要是神宗在主持，那么理财是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内容。
理财究竟失败了吗？显然没有，理财的成绩是卓著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熙宁六年，王安石还在台上，他提到“两浙自去岁及今岁各半年间，所增盐课四十万，今又增及二十五万缗”。就是说，光两浙的盐税的增额，增幅都是非常之可观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在京仓场”收到的剩粮和草的数量，就是“收出剩粮”，六年之间积攒下来的多余的粮有三十四万石、草有二百五十九万束。其他还有更多的数字，我们不一一列举。单就理财而言，到神宗过世的时候，宋朝的国库有很大一部分是封桩起来，就是王安石变法以来聚的财。封桩是什么意思？封桩其实就是保管在特殊的用途。神宗朝经历那么多折腾，国库还有相当大量的财富，所以不能说理财改革失败了。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尽管在神宗死了之后有九年的时间，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主政，司马光上台，推翻了王安石所建立的一些新法，但是那段时间很短。那九年之后，一直到北宋亡国，朝廷所用的还是王安石的理财措施；而且，王安石的很多理财措施，包括增加的税收部分，一直到南宋都还在延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绝对没有失败。说“王安石变法失败”，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王安石变法，理财是成功的，没有失败。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说法来解答的话，王安石变法就是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使帝制时期的朝廷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力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那么，是否对于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个人觉得没有。尽管有时候可能在一定范围之内有物价的明显上涨，还有流通的不畅，但是总体上讲，不能说王安石变法就破坏了宋朝经济——没有达到那样一个地步。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影响不是在经济层面，而是在政治层面，造成了北宋政治的转向。
（二）实践层面的政治转向
关于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我把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实践层面的转向，另一个是理论层面的转向。在实践层面的转向，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施政方式，朝廷国家的施政方式从前期的“异论相搅”转向“定于一”，开创一种“国是”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的特点就是排斥异己，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二是政策倾向，从“不扰”转向“富国”，服务“强兵”。三是，整个国家的官僚的工具性增强了，一种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出现了。四是皇帝（加上宰相）集权的加强。
1．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施政方式的转变。王安石所开创的“共定国是”不是像北宋前期由整个士大夫群体来共定国是，而是皇帝与宰执“共定国是”、确定唯一一个正确的路线方针，然后就以唯一正确的路线方针来定去取、决是非。反对这个路线方针的人都是要靠边站的。就是说，“国是”一旦确立，它就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地位和排他性。“国是”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的原则跟北宋前期的那种多元并存、异论相搅的原则是构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按照“国是”这种排他性的原则往前推，那些持异议的人就应当受到打击，甚至“国是”再往前推，就可以推到政治压迫、政治分裂——士大夫集团的恶性分裂。如果“国是”比如说是爱民，比如说是要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那么这个“国是”没什么毛病，这些东西是要的；但是，“国是”的特点恰恰是它通常表现为相当具体的路线方针，以及与此路线方针相关联的用人原则。
简单地说，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比如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就可以称为“国是”，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都可以称为“国是”，支持这个“国是”的人就是朝廷、王安石要用的，反对这个“国是”的人就应当靠边站。这跟北宋前期完全不一样。“国是”的模式往前推行、继续加剧下去，推到南宋其实就是“君权独运，权相密赞”，其他大臣不知道，皇帝和宰相把一切大事就决定了，剩下的大臣，哪怕是副宰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能是听。一般的士大夫“更不能闻问”。群臣在北宋前期所享有的议政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
王安石
在“国是”模式之下，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王安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雕版印刷这种新技术应用于打击政敌。老臣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王安石让其他官员写了一篇文章，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字报那种东西，来批驳韩琦。而且王安石还亲自下手改了这篇文章，把这篇战斗的檄文雕版印刷，发放到全国的一定以上级别的官员。而韩琦的原稿是没有这个便利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雕版印刷来打击政敌。
第二个例子就是吕惠卿去警告李常。李常是谁呢？是王安石所推荐的一个谏官，谏官是专门负责批评的官。王安石推荐了李常来当谏官，李常到了首都之后就按照北宋前期的那种政治传统——我坚持我的是非标准，我坚持我个人的判断——来反对青苗法。李常对青苗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于是王安石的助手吕惠卿就找到李常，警告他说：王安石推荐了你，你竟然反对王安石，“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
在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压缩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的就是：司马光反对，反对无效。神宗给了司马光一个枢密副使（副宰相级）的高位，但条件是让司马光停止对变法的激烈批评。司马光拒绝，然后就离开京城，去长安（今天的西安），在那儿继续反对青苗法；后来就回到洛阳，当了15年的历史学家。
老臣富弼后来也回到了洛阳。我们在这时看到的就是，这些持“异论”（不同政见）的人，纷纷地跑到了洛阳；洛阳变成了一个在野党的城市。开封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在强力推行新法，而那些反对派的人大部分集中在洛阳。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群臣的异论空间是被压缩了，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受到了排斥，他们还没有受到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政治压迫；只是说他们这些人不再能够在现实政治中发挥影响力，但是他们并未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2．政策的倾向，从“不扰”转向了“富国”，从“富民”转向了“富国”，“富国”是服务于“强兵”的。
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王安石新法里，农田水利法其中一个项目叫作淤田法；淤田法就是人工制造河水泛滥，把河扒开一个口子，让那个河水流出来，利用水把河里的淤泥冲出来，目的就是用河边的淤泥来肥田。有一个大宦官叫程昉，他在河北的滹沱河流域淤田的时候，第一，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第二，确实损害了老百姓的好地以及老百姓的坟墓。后来就有人把程昉告到了中央，说程昉有两条罪状，一条是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书（“不曾户户取状”），还有一条就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庄稼。这两条罪状告到了朝廷之后，神宗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看王安石是怎么替程昉疏解的，王安石说：“没关系啊！即便事实是没有取得老百姓同意，那又怎么样呢？这个人他为朝廷还在当地检定出好田一万顷（把那些原本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不纳税的地又找出来一万顷），加上淤却四千余顷好田，一共就有一万四千余顷，做出这么大贡献，他撒点谎，损害一点老百姓的地有什么？没什么呀。”
就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倾向完全地变了——北宋原本是要追求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平衡，要“富民”，现在全部转向“富国”，要服务于“强兵”。
以上是实践层面的，接下来我们看思想层面的。
（三）思想层面的政治转向
思想层面的，其实王安石在倡导迎合帝意（迎合皇帝的看法），同时他还用“三不足”之说，来彻底解放了那个具体的皇帝。
其实我们说到帝制时期的皇帝的时候，是有双重皇帝的。一个是抽象的皇帝，这个皇帝是指那个皇位所代表的东西，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列祖列宗，它代表着江山社稷；它其实意味着，皇帝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这是一个抽象的皇帝。这个抽象的皇帝要符合朝廷国家的长远利益，要符合列祖列宗的希望，其实面对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另一个就是具体的皇帝。但是具体的皇帝，坐上皇位的那个具体的人，他往往不能够符合所有那些对抽象皇帝的要求。因此，在帝制时期，一个最大的矛盾其实是抽象的皇帝和具体的皇帝之间的矛盾，是具体的皇帝无法满足抽象皇帝的要求的这个矛盾。
皇帝的权力无远弗届，至高无上；而且，如果一个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他。真正能够约束皇帝的其实只是一些道德性的、软性的约束，这些约束就是什么？天（老天）；还有一个，“人言”（社会舆论）；再有一个，就是列祖列宗（本朝的列祖列宗）。“天”，包括天命，以及天变、灾异示警。这些都是可以约束到皇帝的。我没有时间展开，大家可以看我的《法度与人心》。其实这些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是我们和古代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我们今天的人看古代的时候，常常犯的一个特别大的错误，就是拿我们今天所谓科学这一套，对古人嗤之以鼻，认为古人谈“天”，谈这个，谈那个，是封建迷信——其实不是，古人没有那么傻，那是他们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具体的我不展开了。
我在这儿要说的是，能够约束皇帝的这些软性约束，包括“天”，包括社会舆论，包括祖宗。但是，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尽管不是王安石的原话，可是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主张——就等于一下子把老天、把舆论、把列祖列宗这些原本能够束缚具体的皇帝的绳索，全部给松绑了，把皇权从那个无形的笼子里给放出来了。
而且，王安石倡导的是迎合帝意。我觉得这点是不能原谅的。王安石在理论上论证，迎合帝意（迎合上意）是一件光荣、正确、伟大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王安石思想当中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不仅在实践上破坏一项政治原则——之前的政治原则是要“从道不从君”，要以“道”来引导君，但是王安石现在说迎合有理——而且王安石竟然从理论上论证“迎合帝意”是对的。
王安石是怎么论证的呢？他是在这件事情上论证的。有一个叫王广渊的人，他在京东那个地方施行青苗法的时候，有人告他。王安石为王广渊辩护，说：“王广渊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他看见陛下想要什么，他就能趋附”。我们今天常常把“趋附”这两个字用在“趋炎附势”这个成语里，也就是这个成语所说的意思。王安石说：“王广渊能够趋附皇帝的意思，皇帝想要什么，他就奔着来了，这是好的呀”。接下来，王安石有一个论述，说：“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恐不当罪其迎合也。”这句话，王安石是说：迎合是对的，王广渊迎合上意这件事情不应当怪罪他。为什么不应当怪罪王广渊呢？因为“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王安石指的是《周礼》里就曾经设置官职，专门去宣布人主的心意（人主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让老百姓顺着人主的意思，避开人主讨厌的。王安石说“古者设官”，实际上他指的是《周礼》里的掌交——王安石确实是博学，他改革里的很多论述在用《周礼》——但对掌交这个官，能不能像王安石这样解释呢？我觉得可以不这样解释。《周礼》里的掌交这个官是这样的：“掌交，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虑，使咸知王之好恶，辟行之”。就是说，掌交这个职位持的是节和币，巡行万国；到诸侯那儿去，到万民聚集的地方，去宣扬王的德意志虑，让大家知道王的美德、王的想法，让大家知道王宣扬什么、什么是好的，让老百姓避开那些不好的。其实，这起的是一个教化和统一思想的作用，我觉得理论上它不是说要迎合。
可是王安石竟然把它解释成迎合，我觉得这是不能原谅的。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在理论上论证迎合有理，我觉得这是比实际上迎合皇帝更加不可以被原谅的一件事情。
还有，我们在这儿要和北宋前期对照一下。刚才谈到，王安石曾经为程昉辩护，说：他淤田，哪怕损害了老百姓的地，哪怕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只要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北宋前期的财政指导思想是什么样的，来做一个对照。王旦是真宗时候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一共当了18年。《宋史·王旦传》里记载说，薛奎这个人被任命为江淮发运使（江淮发运使是干什么的呢？把长江淮河流域六路的物资运回首都，因为江南淮南那个地方是大粮仓，首都的很多物资供应是靠江南淮南的），来向王旦告辞的时候，王旦作为宰相只跟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东南民力竭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东南的老百姓已经被剥削得差不离了。然后薛奎退下来说：“真宰相之言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宰相应当考虑的是这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要保持平衡，只有这样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还有一个同样的例子，就是张士逊做江西转运使（转运使要比发运使低一级，张士逊做的是江西路的转运使），他“辞旦求教”，然后王旦跟他说什么？王旦跟他说：“朝廷榷利至矣。”就是说，朝廷的专卖所取得的利益已经到了一个顶点，朝廷的专卖推行不可以再搞了。于是，张士逊“迭更是职”（张士逊做转运使做了应该不只一任），每每想到王旦的话，“未尝求利”（就从来没有要努力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要增加政府收入的话，其实就是刻薄老百姓。于是，人们都说：“此运使识大体。”这是北宋前期，宰相、发运使、转运使，还有周围的人都认为是这样。可是，王安石彻底改变了这一点。
（四）培植新士风，养成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
在王安石的这种新思想之下，培养出来了那种更听话的、能非常高效推行政策但是不会思考中央的思路对不对的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理财第一能臣吴居厚。吴居厚有多大本事？我们看，同样是在京东这个地方，别的官员都不能够足额收下来酒税等税收，而吴居厚上任之后就能够增收175.9万，而他的前任亏21万。他跟他前任比，是什么状态？将近200万的差距，可是京东还是原来的京东地区。
神宗曾经亲笔批示说吴居厚有多能干，“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而且，神宗曾经派工作组下去总结吴居厚的事迹和吴居厚的做法，打算“下诸路遵行”（推行到各路，让其他的转运使都学他），“庶客入继有登办者”（希望其他各路也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但是这个吴居厚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们不举别的例证，就看跟吴居厚同属改革派的曾布说什么——曾布说：“京东岁有羡余一二百万，非取之于民，何所从出（它哪儿来的）？”而且，“前日之京东，今日之京东，与居厚在彼时，宜无以异，不知居厚何术独能致此羡余？”“羡余”是什么？就是在定额之外多收的。曾布说：这些多收的肯定是从老百姓那儿刮来的。别人都不能够搞这么多，吴居厚怎么搞来的？朱熹告诉我们：“吴居厚在京东，括民买镬，官司铸许多镬，令民四口买一，五口则买二。”就是他支了很多炼铁炉子，让老百姓买他的锅，而且规定家家都得买——四口人买一口锅，五口人买两口锅。老百姓哪需要那么多锅啊？！就被他逼着买锅。
这个吴居厚，神宗是很器重他，称他“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但是我们看老百姓有多恨他：“京东之人，恨不食其肉”“京东剧寇预装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铸冶中，赖居厚觉早，间道循去”。就是说，京东后来出了盗贼，本来打算把吴居厚抓住、扔到炼铁炉子里烧死，但是这个吴居厚却是福将，后来就跑了。这个吴居厚，你说他能干不能干？吴居厚相当能干，而且他后来还创办了宋朝比较早的国营医院——就是在徽宗朝的时候，徽宗建设“福利国家”时。其实，吴居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人，但他也是一个完全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用？这样的人能在短时间内满足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需要，但是长此以往，他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制造矛盾的人。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三旨宰相王珪。这位是神宗用的时间最长的宰相。王安石其实加起来也就做了七年宰相，但是王珪干了十六年——从副宰相到宰相。这个人干什么？这个人从来不拿主意的。他号称“三旨宰相”，为什么呢？就是说，别人来请示他，他要先上殿“取圣旨”；等皇帝批示完了，“领圣旨”下去；下去再跟向他请示的人说你“得圣旨”了。如此如此，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就像一个很听话的高级秘书，甚至都不是那种很有创造力的高级秘书。这就是神宗用的一位宰相。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宗朝形成的状态是，这个国家现在考虑的首先不再是富民。
北宋是怎样灭亡的？
在钦宗朝，曾经有人总结北宋法度的三变。提到“祖宗法”，也就是神宗变法之前的那个法度，说“祖宗法惠民”，就是说，北宋前期的制度、前期的国家，政策倾向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提到“熙丰法”，也就是熙宁、元丰时期，王安石、神宗的这个法度，说这个政策措施“惠国”，是对国家、对政府有好处的——它是一个倾向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法度。接下来还有一个“崇观法”，崇观是指徽宗的两个年号崇宁和大观，说“崇观法惠奸”。崇观法对谁有好处呢？徽宗时期的法度对奸臣有好处——当然奸臣是服务于皇帝的奢侈享乐的。
在王安石和神宗的时代，王安石开创了一种鼓励高效推行圣意、迎合圣意的这样一种政治风气。同时建设了一支不鼓励独立思考的、非常善于执行的、高度工具化的官僚队伍。这支官僚队伍基本上是放弃思考的；他们能干，但是没什么大的格局，不再考虑大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时候还开始排斥异己，让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离开朝廷、离开权力，让他们靠边站。
等到神宗的两个儿子哲宗和徽宗的时代，他们基本上沿用了神宗时期的政策方向，以及施政的方法——就是“国是定于一”、排斥异己的这样一种“国是”的施政模式——而且是越走越远。我们在前面说，神宗朝的时候，异己仅仅是被排斥出去，但是并未出现对他们的政治迫害。可是到了哲宗朝，就出现了政治迫害。到了徽宗朝，我们看到的是政治黑名单。而且，王安石把皇权从笼子里放出来——用“三不足”，把祖宗、天、人言这些原本加在皇帝身上的约束一一拿去。当然神宗没有太滥用这个权力，神宗用这个权力来干什么？用来开疆拓土，做的毕竟还算是像样的皇帝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了徽宗朝，做的事情——“花石纲”也出来了，“艮岳”也出来了，丰亨豫大，种种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满足宰相私欲的东西都出来了。这个政治不断地走向腐败。
政治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就是当官僚集团走向了恶性分裂，这才是一个更大的腐败。恶性分裂，就是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政治黑名单，还有出现了政治迫害；官僚集团裂解成了小集团，小集团的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到最后，那些真正在位的人都不再关心朝廷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且，那样一个官僚高度工具化的政府、习惯了说谎的政府，其实是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没有办法应对真正的打击的。当然，在徽宗朝，我们看到的还是形势一片大好，因为社会经济其实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你看开封，你会觉得灭亡之前的开封是花团锦簇的、好像是很繁荣的。可是，那个国家机器内里已经彻底地腐败掉了，它已经丧失了应对内外打击的能力。因此，当东北的女真人崛起，这个更强大的新的力量对宋朝展开攻击的时候，北宋政府是没有能力调整的。
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它里边先烂了，已经是一个“朽画船”——这是司马光的一个比喻。这个朽画船是经不得任何一点风浪的，可是它遭遇到的却是那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所以灭亡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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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提问；赵老师在书里多次提到了“人间最是宽容难”；其实像国外一些国家，比如说黑人和白人的和解，东德和西德的和解都能做到，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做到宽容与和解，好像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呢？
赵冬梅：“人间最是宽容难”是我研究北宋政治的一个最大的感慨。宽容，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最晚学会的一个美德，因为我觉得宽容其实对人的素质要求是非常之高的。而我们的政治文化当中，其实有一些比较幼稚的东西，比如“非黑即白”的方式；对于复杂性、对于多元其实不是那么鼓励。北宋前期恰恰是一个很难得的宽容的时期。我也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发展出来更加宽容的环境，要习惯于多元、习惯于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人——这点比较难。
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我把多种可能性通向那个最令人遗憾的唯一结果的过程尽可能呈现出来，我把在过程中的相关各方的努力尽可能呈现给大家，就是把细节和过程尽可能呈现。大家有自己的对于现实社会深刻的观察和思考，所以，如果你们去读《大宋之变》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有自己的判断。
提问：王安石变法是不是加剧了北宋的灭亡？
赵冬梅：其实我刚才最后谈北宋灭亡的时候，如果直接说王安石变法加剧了北宋的灭亡，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我觉得，首先，北宋灭亡这件事情是内外因素叠加在一起才发生的事情，北宋并不必然灭亡。北宋的灭亡在更大程度上是外力打击造成的，但是王安石变法毫无疑问是开启了一种新的更加专制的、更加缺乏宽容性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包括新的工具性的官僚，其实是让这个政府逐渐地开始闭目塞听，不是那么聪明了，也就是说，缺乏反应力了；再加上，蔡京、徽宗打的也是王安石、神宗的旗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所开启的这种政治转向，毫无疑问跟北宋的灭亡之间是有关联的。
提问：抛开家国天下，您对王安石的人品（个人私德），是如何看待的？
赵冬梅：关于王安石的评价，其实一直都是很有趣的，它是两分的。对于王安石这个人，他的私德被很多人认为是没什么毛病的，至多可能就是有人传说他不太爱干净，但总体上他的私德被认为是好的；但是，他的变法，长期被认为是不好的。从南宋以来，其实基本上对王安石变法持的是一个负面的评价；但对王安石这个人以及他的学问，持的是相对而言正面的评价。不过，我觉得他的人品中刚愎自用这一点，作为政治家来讲是有问题的。
提问：北宋改革对百姓如此苛刻，有农民起来反抗吗？
赵冬梅：有啊，刚才我们材料里就提到了，京东的老百姓不就是要起来杀了吴居厚吗？！但是，宋朝整体上讲，跟明朝真不一样。我们知道，明朝是亡于李自成的农民大起义，再加上关外的力量。但实际上，宋朝从未出现过那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宋朝总体上讲仁义，对老百姓还是好的。宋朝处理这些内部矛盾时，尽管到王安石变法之后出现了问题，但总体上如果跟后世的明清相比，水平还是要高一大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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