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博：中印安全困境可能长期存在-z6尊龙凯时集团

　　中印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布局中的一个重点。周边外交作为一个圈，和作为两条腿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一带一路”密切相连，而中印关系同时涉及上述三者。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将印度定位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z6尊龙凯时集团的合作伙伴”和“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2020年中国又重新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z6尊龙凯时集团的合作伙伴[1]。但作为一种准“新型大国关系”，中印关系因边界纠纷而不时处于紧张状态，从2013年的“帐篷对峙”、2017年的“洞朗对峙”到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等。

　　与此同时，印度响应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对中国施加更多压力。中印关系和南亚—印度洋地区安全局势暗流汹涌是中国周边外交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中国需要注意到与印度之间的地缘冲突的地区性质，中印之间的地缘竞争对中国战略安全的影响不限于两国之间的边界争端。

　　一、战略安全：中国与印度的地缘冲突

　　当前，印度对日益扩大的中国地区影响力产生疑虑，冲击着中印双边关系稳定，中国对印外交进入新时期。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地区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这引发了新德里对于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联合地区其他国家针对印度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担忧[2][3][4]。印度曾经或正在干预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些国家的内政，形式有派驻军队、封锁禁运、跨境袭击、资助反对派或者策动地区独立等。直到最近，在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印度是不安全因素的主要来源”这一认知仍然流行[5][6]。

　　再者，担忧外部国家意图动摇印度在南亚—印度洋地区的特殊影响力，一直是印度政府在地区政治事务上的重要关切[7]。在中印2020年边境冲突期间，尼泊尔联邦议会众议院将与印度存在领土争议的地区纳入新版国家地图[8][9]，这起事件对印度有关印度—尼泊尔特殊关系的心理认知构成了某种冲击[10][11]。

　　中国把尼泊尔纳入“一带一路”计划，为南亚这个山地小国提供原先只能从印度那里得到的生活物资和能源[12][13][14]，同时计划修建一条铁路直接联通拉萨和加德满都[15][16]。尼泊尔在边境纠纷上的强硬立场部分得益于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让尼泊尔走出了2015年被印度禁运的政治经济阴影。如果印度希望继续维持与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一些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甚至是控制这些国家成为印度的“保护国”，中国—尼泊尔关系将是一个削弱印度地区霸权的示范。

　　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两难困境”，即怎样一边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深化与其他南亚地区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一边说服印度与中国为两国之间的安全和经济合作移除障碍。一方面，在与南亚伙伴国家进行安全和经贸合作方面，“一带一路”计划项目的推进让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以前没有的成绩，中国现在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斯里兰卡的最大投资来源国[17][18]。

　　另一方面，印度非常忧虑中国与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中印共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认为中国的干预正在让地区安全事务朝不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作为长期战略部署，印度超过130万人的陆军有70%的军事力量布置在中印边界和印巴边界，一旦地区形势趋于紧张，印度或“美日印澳”军事合作机制下的印度洋舰队和陆基武器系统就可能对通过印度洋航线的中国船只构成威胁[19]。

　　比起迅速签订一个长期或者永久的划分地区边界的协定，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的决策层似乎更相信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自己在未来的边界谈判和地区博弈中会获得更多筹码。如果地区局势继续按这个轨道演变，中国和印度之间进行军事对峙和地区各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安全困境”非常可能长期存在，中国将在南亚地区承受越来越大的安全开支负担，并且不得不承受与印度的经贸合作关系受突发边界事件冲击而急剧恶化的风险。

　　实际上，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与其他周边国家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纠纷已经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线不是硬国界线，而是在恶劣地理环境下由军队士兵在对峙之中所构建的高原之上的“实际控制线”，印度边界线上分布的数国军队和印度军队不时采取的朝对方军队实际控制区域内渗透的“前进”战略，让地区边界争端需要通过某种地区综合性zl尊龙凯时集团的解决方案，或者某种地区综合性安全机制，来得到管控和解决。

　　南亚地区大国间的军事竞赛和冲突，与该地区内部的族群、宗教、阶级和民族矛盾混杂在一起，结合不间断发生的武装冲突和恐怖活动，让南亚地区有变成巴尔干那样的地缘政治“导火索”的“潜力”。1991年，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因干预斯里兰卡内战，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被泰米尔人极端组织自杀性爆炸袭击炸死。

　　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宗教矛盾体现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等异教徒的对立;族群矛盾体现为南亚地区频频显现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国家间矛盾体现为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群体，对印度支配南亚大陆各国以建立印度主导的特殊关系国家群的抵抗;阶级矛盾体现为纳萨尔派(毛主义)等游击队武装在印度进行反抗当地政府的抵抗活动的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在未来都可能发酵引起连锁反应。“美日印澳”作为一个准军事同盟，威胁到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的海外国家利益。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已经建立了长时间和深厚的安全合作友好伙伴关系。放弃对巴基斯坦的安全承诺将会削弱其他国家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做安全承诺的信任;而放弃维护中国其他外交伙伴的正当经济和贸易利益，意味着在印度的“前进”政策面前，中国将在更不利的情况下孤立地面对印度的军事压力和美国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内活动空间的挤压行动。而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如果被排除出尼泊尔、斯里兰卡或巴基斯坦这些南亚国家，那将会成为一个国家可以使用胁迫手段将周边国家挤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危险例子，诱导和中国有冲突的国家更多使用武力和胁迫解决与中国之间的政治问题。

　　随着中国大国存在感的不断提升，在中国影响力已经成为“房间里的大象”的情况下，“搁置”策略的效力正在下降，这需要中国主动对印度施加经济影响力，或者提出地区问题的zl尊龙凯时集团的解决方案，让印度或其他南亚国家相信中国意味着机会，而不是威胁。如果印度或者其他周边国家在中国得不到它们想要的回应、答案、报酬和公共产品，它们就会转而寻找其他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来获取国家利益，比如美国主导的亚洲“轮轴式”军事同盟。中国有必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惠关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借助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避免中国和印度之间安全关系的过度恶化。

　　二、经济利益：中印经贸交流能成为“稳定器”吗?

　　在维护周边国家的安全，保证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通道向中国开放的同时，中国并不需要放弃维持与印度的经贸关系。中国的机会是，印度政治决策层和国家精英虽然恐惧中国会借机扩大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对印度在本地区的地位造成负面影响，但又想抓住中国投资带来的机遇和融资便利，从中国获得发展和建设需要的资金与技术，从而会与中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合作[20]。在中印双边关系层面，目前可以举出四个这样的经济工具：向印度提供金融和基建贷款、与印度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向印度提供投资和邀请印度参与中国在其中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行动倡议和经济贸易协定。

　　(一)建立金融合作的多边机制

　　首先在金融合作和贷款方面，中国的外交机制显示了自身利用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和地区经济伙伴关系网络灵活处理与印度经贸关系的能力。尽管印度曾经在外交政策宣示层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持非常负面的看法，数度表示“不予参与”，但其对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紧密关联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申请贷款和参与一些投资项目采取欣然接受的姿态。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对中印在金融和融资贷款上的合作这样评论：“在国际上国家跟国家之间有的时候发生一些争执，或者一些冲突纠纷是很正常的......习主席说聚焦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这就说明亚投行应当成为让大家在一起合作的一个平台，不要被某一些暂时的纠纷所拖累。”在中国对国际经贸合作秉承开放包容态度的大背景下，“不愿意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印度实际上已经在部分领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建立的地区经贸伙伴关系网络连接，中国为中印之间关于“一带一路”的经济谈判可能出现的进展已经做好了一定程度上的准备。

　　截至2020年6月，印度从亚投行特设的“新冠肺炎应急和卫生系统准备项目”中累计借款12.5亿美元[21]。在中国的邀请下，印度于2016年1月11日加入亚投行，是亚投行第二大股东，截至2020年7月认缴股本83.673亿美元，占总认缴股本8.6489%，占总投票权7.6166%[22]。亚投行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表示，印度已成为亚投行最大获益者[23]。

　　(二)如何破解中印经贸合作的两大威胁

　　在进出口商品贸易上，虽然在扩大两国贸易额占双方总gdp比例上进展不大或者说停滞不前，经历中印数次边界冲突事件和新冠疫情冲击，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仍然从2013年的654.71亿美元，上涨到2020年的777亿美元，中国重新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4][25]。然而，发展中印经贸关系的难点在于，如何在稳定现有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突破，不断加深中印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中印经贸合作关系发展正遭遇两方面威胁：一为印度政府因印度对中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这一结构性问题，对中国投资和商品交易设置贸易壁垒或进行反倾销调查;二为印度部分利益集团以中印边界冲突为理由，鼓动印度民众掀起抵制中国商品的社会舆论浪潮[26]。

　　在向世界市场提供原材料和杂项类别的工业制成品方面，“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存在竞争关系;中国的外交部门如何协同中国的商务部门一起行动，设计一个中印之间工业制成品和零部件在两国贸易和产业部门间有效交换和流动的产业供应链体系，对于稳固和深化中印经贸关系非常关键。

　　中国可以考虑将印度吸纳进中国影响下的地区经济体系，形成供应链意义上的中印两国新“雁阵”模式，即印度扩大向中国出口范围，生产更多工业品零部件出口到中国，改善目前以出口原料和农产品为主的对华出口结构。如果中国成为印度的最大进出口对象国，双方经济深度相互依赖，印度政治家和经济利益集团会更可能谨慎使用经济手段针对中国，这将有利于中国加大安全活动空间。

　　这个中印之间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需要中国与印度找到在经济领域进行“良性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的方式与方法。深化中印经贸关系要求中国和印度之间尽量在经济的生产、交换和流通层面互相合作形成产业部门之间的互补，两大经济体互嵌在一个中国对印度经济发展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地区和世界供应链—生产体系之中，让 “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更多是合作互补关系，而不是零和竞争关系。

　　中印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布局中的一个重点。周边外交作为一个圈，和作为两条腿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一带一路”密切相连，而中印关系同时涉及上述三者。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将印度定位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z6尊龙凯时集团的合作伙伴”和“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2020年中国又重新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z6尊龙凯时集团的合作伙伴[1]。但作为一种准“新型大国关系”，中印关系因边界纠纷而不时处于紧张状态，从2013年的“帐篷对峙”、2017年的“洞朗对峙”到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等。

　　与此同时，印度响应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对中国施加更多压力。中印关系和南亚—印度洋地区安全局势暗流汹涌是中国周边外交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中国需要注意到与印度之间的地缘冲突的地区性质，中印之间的地缘竞争对中国战略安全的影响不限于两国之间的边界争端。

　　一、战略安全：中国与印度的地缘冲突

　　当前，印度对日益扩大的中国地区影响力产生疑虑，冲击着中印双边关系稳定，中国对印外交进入新时期。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地区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这引发了新德里对于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联合地区其他国家针对印度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担忧[2][3][4]。印度曾经或正在干预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些国家的内政，形式有派驻军队、封锁禁运、跨境袭击、资助反对派或者策动地区独立等。直到最近，在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印度是不安全因素的主要来源”这一认知仍然流行[5][6]。

　　再者，担忧外部国家意图动摇印度在南亚—印度洋地区的特殊影响力，一直是印度政府在地区政治事务上的重要关切[7]。在中印2020年边境冲突期间，尼泊尔联邦议会众议院将与印度存在领土争议的地区纳入新版国家地图[8][9]，这起事件对印度有关印度—尼泊尔特殊关系的心理认知构成了某种冲击[10][11]。

　　中国把尼泊尔纳入“一带一路”计划，为南亚这个山地小国提供原先只能从印度那里得到的生活物资和能源[12][13][14]，同时计划修建一条铁路直接联通拉萨和加德满都[15][16]。尼泊尔在边境纠纷上的强硬立场部分得益于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让尼泊尔走出了2015年被印度禁运的政治经济阴影。如果印度希望继续维持与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一些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甚至是控制这些国家成为印度的“保护国”，中国—尼泊尔关系将是一个削弱印度地区霸权的示范。

　　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两难困境”，即怎样一边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深化与其他南亚地区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一边说服印度与中国为两国之间的安全和经济合作移除障碍。一方面，在与南亚伙伴国家进行安全和经贸合作方面，“一带一路”计划项目的推进让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以前没有的成绩，中国现在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斯里兰卡的最大投资来源国[17][18]。

　　另一方面，印度非常忧虑中国与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中印共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认为中国的干预正在让地区安全事务朝不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作为长期战略部署，印度超过130万人的陆军有70%的军事力量布置在中印边界和印巴边界，一旦地区形势趋于紧张，印度或“美日印澳”军事合作机制下的印度洋舰队和陆基武器系统就可能对通过印度洋航线的中国船只构成威胁[19]。

　　比起迅速签订一个长期或者永久的划分地区边界的协定，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的决策层似乎更相信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自己在未来的边界谈判和地区博弈中会获得更多筹码。如果地区局势继续按这个轨道演变，中国和印度之间进行军事对峙和地区各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安全困境”非常可能长期存在，中国将在南亚地区承受越来越大的安全开支负担，并且不得不承受与印度的经贸合作关系受突发边界事件冲击而急剧恶化的风险。

　　实际上，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与其他周边国家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纠纷已经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线不是硬国界线，而是在恶劣地理环境下由军队士兵在对峙之中所构建的高原之上的“实际控制线”，印度边界线上分布的数国军队和印度军队不时采取的朝对方军队实际控制区域内渗透的“前进”战略，让地区边界争端需要通过某种地区综合性zl尊龙凯时集团的解决方案，或者某种地区综合性安全机制，来得到管控和解决。

　　南亚地区大国间的军事竞赛和冲突，与该地区内部的族群、宗教、阶级和民族矛盾混杂在一起，结合不间断发生的武装冲突和恐怖活动，让南亚地区有变成巴尔干那样的地缘政治“导火索”的“潜力”。1991年，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因干预斯里兰卡内战，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被泰米尔人极端组织自杀性爆炸袭击炸死。

　　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宗教矛盾体现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等异教徒的对立;族群矛盾体现为南亚地区频频显现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国家间矛盾体现为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群体，对印度支配南亚大陆各国以建立印度主导的特殊关系国家群的抵抗;阶级矛盾体现为纳萨尔派(毛主义)等游击队武装在印度进行反抗当地政府的抵抗活动的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在未来都可能发酵引起连锁反应。“美日印澳”作为一个准军事同盟，威胁到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的海外国家利益。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已经建立了长时间和深厚的安全合作友好伙伴关系。放弃对巴基斯坦的安全承诺将会削弱其他国家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做安全承诺的信任;而放弃维护中国其他外交伙伴的正当经济和贸易利益，意味着在印度的“前进”政策面前，中国将在更不利的情况下孤立地面对印度的军事压力和美国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内活动空间的挤压行动。而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如果被排除出尼泊尔、斯里兰卡或巴基斯坦这些南亚国家，那将会成为一个国家可以使用胁迫手段将周边国家挤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危险例子，诱导和中国有冲突的国家更多使用武力和胁迫解决与中国之间的政治问题。

　　随着中国大国存在感的不断提升，在中国影响力已经成为“房间里的大象”的情况下，“搁置”策略的效力正在下降，这需要中国主动对印度施加经济影响力，或者提出地区问题的zl尊龙凯时集团的解决方案，让印度或其他南亚国家相信中国意味着机会，而不是威胁。如果印度或者其他周边国家在中国得不到它们想要的回应、答案、报酬和公共产品，它们就会转而寻找其他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来获取国家利益，比如美国主导的亚洲“轮轴式”军事同盟。中国有必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惠关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借助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避免中国和印度之间安全关系的过度恶化。

　　二、经济利益：中印经贸交流能成为“稳定器”吗?

　　在维护周边国家的安全，保证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通道向中国开放的同时，中国并不需要放弃维持与印度的经贸关系。中国的机会是，印度政治决策层和国家精英虽然恐惧中国会借机扩大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对印度在本地区的地位造成负面影响，但又想抓住中国投资带来的机遇和融资便利，从中国获得发展和建设需要的资金与技术，从而会与中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合作[20]。在中印双边关系层面，目前可以举出四个这样的经济工具：向印度提供金融和基建贷款、与印度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向印度提供投资和邀请印度参与中国在其中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行动倡议和经济贸易协定。

　　(一)建立金融合作的多边机制

　　首先在金融合作和贷款方面，中国的外交机制显示了自身利用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和地区经济伙伴关系网络灵活处理与印度经贸关系的能力。尽管印度曾经在外交政策宣示层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持非常负面的看法，数度表示“不予参与”，但其对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紧密关联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申请贷款和参与一些投资项目采取欣然接受的姿态。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对中印在金融和融资贷款上的合作这样评论：“在国际上国家跟国家之间有的时候发生一些争执，或者一些冲突纠纷是很正常的......习主席说聚焦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这就说明亚投行应当成为让大家在一起合作的一个平台，不要被某一些暂时的纠纷所拖累。”在中国对国际经贸合作秉承开放包容态度的大背景下，“不愿意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印度实际上已经在部分领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建立的地区经贸伙伴关系网络连接，中国为中印之间关于“一带一路”的经济谈判可能出现的进展已经做好了一定程度上的准备。

　　截至2020年6月，印度从亚投行特设的“新冠肺炎应急和卫生系统准备项目”中累计借款12.5亿美元[21]。在中国的邀请下，印度于2016年1月11日加入亚投行，是亚投行第二大股东，截至2020年7月认缴股本83.673亿美元，占总认缴股本8.6489%，占总投票权7.6166%[22]。亚投行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表示，印度已成为亚投行最大获益者[23]。

　　(二)如何破解中印经贸合作的两大威胁

　　在进出口商品贸易上，虽然在扩大两国贸易额占双方总gdp比例上进展不大或者说停滞不前，经历中印数次边界冲突事件和新冠疫情冲击，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仍然从2013年的654.71亿美元，上涨到2020年的777亿美元，中国重新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4][25]。然而，发展中印经贸关系的难点在于，如何在稳定现有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突破，不断加深中印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中印经贸合作关系发展正遭遇两方面威胁：一为印度政府因印度对中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这一结构性问题，对中国投资和商品交易设置贸易壁垒或进行反倾销调查;二为印度部分利益集团以中印边界冲突为理由，鼓动印度民众掀起抵制中国商品的社会舆论浪潮[26]。

　　在向世界市场提供原材料和杂项类别的工业制成品方面，“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存在竞争关系;中国的外交部门如何协同中国的商务部门一起行动，设计一个中印之间工业制成品和零部件在两国贸易和产业部门间有效交换和流动的产业供应链体系，对于稳固和深化中印经贸关系非常关键。

　　中国可以考虑将印度吸纳进中国影响下的地区经济体系，形成供应链意义上的中印两国新“雁阵”模式，即印度扩大向中国出口范围，生产更多工业品零部件出口到中国，改善目前以出口原料和农产品为主的对华出口结构。如果中国成为印度的最大进出口对象国，双方经济深度相互依赖，印度政治家和经济利益集团会更可能谨慎使用经济手段针对中国，这将有利于中国加大安全活动空间。

　　这个中印之间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需要中国与印度找到在经济领域进行“良性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的方式与方法。深化中印经贸关系要求中国和印度之间尽量在经济的生产、交换和流通层面互相合作形成产业部门之间的互补，两大经济体互嵌在一个中国对印度经济发展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地区和世界供应链—生产体系之中，让 “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更多是合作互补关系，而不是零和竞争关系。

　　(三)构建中印商业投资“共享模式”

　　在投资领域，中国大陆直接对印度投资面临着较为巨大的困难。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看，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印度，却只占据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0.42%，对世界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0.26%，投资比例不如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27]。

　　印度对投资和来自中国直接投资条件设立了各种限制，早在2002年印度政府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包括港澳地区)列入“存在威胁印度安全的敏感国家(地区)”名单，并对中国企业投资在印度港口、航空、电信、纺织和互联网服务等领域进行严苛审查。

　　从公司注册开始，这类特殊审查程序繁多和耗时漫长。例如，中国企业在印度购买不动产需要获得印度内政部和印度储备银行的一致同意，而中国企业难以在无法通过土地用地审批和劳务签证的情况下对印度进行不动产方面的直接投资。近年来，中国(大陆)对印度的直接投资额虽然有一定上涨，但仍小于美国和日本的对印度直接投资，印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远少于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28]。

　　作为中印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的可能突破口，中国和印度合作的“蓝海”是共同合作建设新兴产业，开发印度的市场潜力，支持印度新兴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成长。在2010到2021年间，因为在直接投资印度方面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困难，中国资本很多以创业投资而不是购买不动产的方式进入印度市场，与印度新兴企业进行智能平台、网络应用和大规模市场应用层面的合作。中国科技投资者已向印度初创企业投入了40亿美元。

　　在截至2020年3月的五年时间里，30个印度独角兽企业中有18个是中国资助的。阿里巴巴投资了印度食品杂货零售品牌big basket、电子商务品牌snapdeal、电子商务公司paytm，腾讯投资了印度游戏品牌dream 11、电子商务品牌flipkart、软件公司hike、共享乘车公司ola，滴滴出行投资了酒店品牌oyo，美团投资了网上外卖平台 swiggy[29]。

　　如果这些独角兽企业能在市场应用层面顺利成为印度企业和行业巨头，而中国企业能一直保持它们对这些企业的投资或者控股份额，那中国主管周边外交的部门就能在更深的层面与中国企业一起合作，在行业标准制定和产品质量管理方面对印度经济施加深层次的影响，通过挖掘印度的蓝海市场来实现在对印直接投资领域对美国和日本的“弯道超车”。

　　(四)灵活推进中印经贸交流

　　在为中印深化经贸关系提供制度保障方面，高层互访和构建双边—地区合作机制愈发成为中国开展对印经济外交的重要渠道。2014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中印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签署了有关经贸发展计划、铁路合作等领域的 12 份合作文件[30]。2015 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印联合声明》，签署了有关能源、贸易、金融与工业园区等领域的 20 多项合作协议。在2017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峰会上，经中国邀请，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2017年6月洞朗危机发生之后，印度对90余种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对中国电子信息产品进行审查，印度民间也掀起了抵制“中国制造”的舆论潮和社会运动[31]。危机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进行了高层会晤，共同宣示双方进行开放性经济合作的必要性。2018年下半年，中国和印度的高层领导人连续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和南非金砖国家论坛上见面，重新为中印经贸关系“加温”。

　　中国还和印度一起建立了众多双边经贸对话机制，如中印财经对话机制、中国—印度经贸论坛、中印发展圆桌研讨会、中印经贸科技工作联合小组、中印经济战略对话机制。不过这些双边和多边交流合作机制，能否起到中印经贸关系“稳定器”和“加速器”的作用，还需要更多时间的检验[32][33]。

　　然而，中国和印度建立共同自由贸易区的设想现在仍然难产，这一定程度上与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关。为了进入印度市场，如果中国周边外交暂时还无法一步到位完成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国除了考虑推进把印度纳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样的多边框架机制之外，另一个选项是尽量更好利用香港的国际贸易港地位。有关中印自贸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安排(rta) 未见突破性进展，印度以在服务贸易领域谈判未满足其要求和害怕签约国对印度市场进行商品倾销为由暂时拒绝加入rcep。

　　受益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印度利益集团和行会组织认为，中印签署削减双方产品关税的自贸协定将削弱印度的制造业，冲击印度工人的就业市场，加剧中印贸易不平衡和印度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在印度非常忌讳贸易逆差问题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针对性设计更好的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的贸易合作办法，利用好香港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

　　受到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和限定，印度出于进口工业品的需要很难砍掉它对中国内地的巨额贸易逆差;而印度由于其较为发达服务贸易和it产业，对中国香港形成了贸易顺差[34]。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起到平衡和深化中印经贸关系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印度的服务贸易出口目的地和中国和印度之间投资的重要接口。

　　在合作倡议层面，如果印度不接受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合作倡议，那可以尝试通过周边外交和双边谈判，直接把中国参与的具体项目同印度的“香料之路”和“季风工程”等经济战略计划对接，在大的项目合作仍然面临政治困难的情况下，先从较小的项目或者地方性的合作项目入手，开辟印度面向中国的经济开放“通道”。

　　三、结语与展望

　　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应该考虑的周边外交行动方向是：深化中印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建设地区综合性安全保障和争端解决机制，助推南亚和平进程，避免中印关系在未来以某种不可控的方式恶化。

　　中国周边外交正在处于“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的十字路口。中国怎样合理利用自身已经被印度认识到的地区影响力，构建增信释疑的制度框架，为每个地区国家都建立一个它们满意的地区角色，为地区的复杂矛盾和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搭建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和讨论的方案和框架，将成为未来中国开展对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周边外交行动的一个要点。

　　参考文献：

　　[1][24] karthikeyan sundaram archana chaudhary. “china back as top india trade partner even as relations sour”. the bloomberg quint. february 23,2021 .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global-economics/china-returns-as-top-india-trade-partner-even-as-relations-sour.

　　[2]“nepal seems to befollowing china’s road map on lipulekh” the times of india. jun 17, 2020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nepal-seems-to-be-following-chinas-road-map-on-lipulekh/articleshow/76416738.cms.

　　[3] “nepal toughens stance in its row with delhi amid china-india standoff”. cgtn.june 18,2020.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6-18/nepal-toughens-stance-in-its-row-with-delhi-amid-china-india-standoff-rqwwtuxvc8/index.html.

　　[4][7][17]大卫•布鲁斯特. 印度之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5]唐世平. 中国-印度关系的博弈和中国的南亚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第29页.

　　[6]brig (retd) hafiz, “an insecure security”,themorning sun (dhaka),17 june 1995.

　　[8]胡博峰. 升级!尼泊尔和印度爆发领土争端. 澎湃新闻.2020-6-1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847866

　　[9] anbarasan ethirajan.” india and china: hownepal's new map is stirring old rivalries”. bbc news. june 20,2020.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2967452.

　　[10][15]蒙克.《南亚龙象之争：中国-尼泊尔跨喜玛拉雅铁路》.bbc. october31,2019.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0254270.

　　[11] [16] constantino xavier.“interpreting the india-nepal border disput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11, 2020.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0/06/11/interpreting-the-india-nepal-border-dispute/.

　　[12]《中国同尼泊尔的关系》.中国外交部. 2020年5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sbgx_676816/.

　　[13]常川. 《尼泊尔连续6年成为西藏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2019年10月23日.https://xz.chinadaily.com.cn/a/201910/23/ws5db006cea31099ab995e763f.html.

　　[14][18]石源华, 祁怀高. 中国周边国家概览.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19] “indian,pakistani and chinese border disputes: fantasy frontiers”. the economist. february 8, 2012.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12/02/08/fantasy-frontiers.

　　[20]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 2020. harper collins.india.

　　[21]蒋梦莹. 《印度再向亚投行借7.5亿美元抗疫，累计借款12.5亿美元》. 澎湃新闻. 2020年6月18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891842.

　　[22]蒋梦莹.《金立群：中印在亚投行的合作相当不错，不应被一时的纠纷拖累》. 澎湃新闻.

　　[23]张兴军.《印度已成为亚投行最大获益者——访亚投行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新华网.2018年5月15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15/c_1122837105.htm.

　　[25][30][34]李剑波.《中国与印度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2018年 01期.

　　[26][27]陈富豪, 朱翠萍.《中印贸易发展的阻碍因素与对策研究》. 《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64-78 页.

　　[28][32]石琴.《加强中印经贸合作，促进两国经贸发展》. 2020 年第07 期第31-36页.

　　[29] amit bhandari.“blaise fernandesand aashna agarwal. chinese investments in india”.gateway housereport no.3. february 2020.

　　[31]刘禹辰.《简析近期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对中印贸易相关报道的舆情变化化》.《南亚研究季刊》.2019年01期.

　　[33]刘祖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两国经贸合作问题探析———基于建构主义视角》.《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5 年9 月第3 期.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