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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8日,新任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秦刚,抵达美国履新。
秦刚是第十一任中国驻美大使,出使美国之前任外交部副部长。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已于6月23日离美回国。
秦刚出生于1966年3月,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1988年任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中文秘书,1992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在西欧司、驻英国大使馆交替任职,曾任西欧司副处长、处长,驻英国大使馆参赞等。
2005年,秦刚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2010年,秦刚出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一年后回归外交部新闻司任司长并再度出任发言人。2014年,秦刚转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2017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201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欧洲地区事务和新闻、礼宾工作。
由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非同寻常,所以历任驻美大使都曾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秦刚亦然;不同的是,他这次是以分管欧洲事务而非北美事务的副部长身份履新的,且此前也没有过驻美的经历。
而秦刚的前任——第十任驻美大使崔天凯,2013年赴美前是分管北美事务的副部长,并且有过多年的在美求学和驻联合国总部的工作经历。
崔天凯生于1952年10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公共政策硕士。1981年至1984年在联合国总部任译员,此后一直在外交部任职,历任随员、秘书、参赞、发言人、公使衔参赞、司长、部长助理、驻日大使、副部长,2013年至2021年任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崔天凯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驻美大使,历经奥巴马、川普、拜登三任美国总统。尤其是在川普和拜登时代,崔天凯这位驻美大使经历了太多风雨。
今年6月21日,驻美使馆网站发表崔天凯大使致全美侨胞的辞别信,表示他将结束在美8年多的任期,近日离任回国,并感谢广大在美华侨华人对他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崔天凯写道,自2013年4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至今,经历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英国《卫报》当时报道称,崔天凯见证了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任期内的动荡,一直留任至美国政府过渡到拜登时期。
那么,在当下中国外交界普遍那啥的新时代,崔天凯究竟是个什么类型的外交官呢?作为一个小小公号狗,我对此当然不敢妄议,只能尽量公允地说点事实吧。
2020年7月30日,崔天凯大使在politico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站到历史正确一边,推动中美关系重返正轨》的署名文章。窃以为在崔大使八年任期中,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去年7月还是川普时代,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中美关系事态,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我就不做背景介绍了)。
说它非常重要,原因之一,是politico乃美国著名的政治新闻网站,专司报道美国国会、游说机构相关动态,已发展成为美国国会及白宫政治报道的博客群,其创始人和执行主编吉姆·范德海还是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原因之二,崔大使这篇文章仅标题就非同寻常——它毫不掩饰地承认了当时的中美关系业已“脱轨”,并且直截了当地承认了中美关系重返正轨是“历史正确”。这点尤为重要。
还有第三,它开篇就提到了“邓小平”、“休斯敦”,以及41年前开始于休斯敦的中美互设总领馆进程。这第三点就更重要了,它似乎在做某种暗示……既是暗示,我当然不便明说,你懂的。
来看看文章的开头两段(中文版译文源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
1979年初,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先生在中美建交后不久即访美,正是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他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这一幕定格在历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永久象征。
也是在那次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互设总领馆的协议。中国将第一个驻美总领馆设在了休斯敦。此后40多年来,总领馆贴近当地,推动人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服务于中美地方间经贸、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
上图即文章所说邓小平1979年初访美时,在休斯敦观看牛仔竞技表演,饶有兴趣地戴上了宽边牛仔帽。帮他戴帽的先生,是被誉为“中国第一翻译”的冀朝铸。
有关崔大使上述文章的具体论述,在此不便深入讨论,所以就说点别的吧,比如崔大使的“难处”。在川普任期的后两年,看崔大使的表现,我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他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事,真心挺难的。
一方面,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政要一直在不停地怼中国,而中国外交部的几位发言人也在彼此竞技看谁的回怼更“硬气”、更“霸道”——而崔大使则被夹在其中,处境艰难又相当尴尬。
作为驻美大使,崔天凯必须在所有重大原则问题上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同时又要时不时地替赵同志及其战友们做一些“擦屁股”的工作,真有点里外不是人。
其实早在去年4月6日,崔天凯就在《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号召中美两国“同舟共济,定克时艰”,称两国的“团结”至关重要,要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对那些企图煽动种族主义和歧视仇外、把别国或别的种族当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说不。
看得出来,崔大使的基调和着眼点,明显跟那些发言人的义正辞严有点不一样——他强调得更多的是“团结”而非“斗争”。这让我想起了当代已故外交家吴建民先生。
前驻法大使吴建民于2016年6月18日在武汉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不少人写文章悼念这位中国外交的“鸽派”代表人物。但我也看到了一些喷子的无理取闹,他们肆意谩骂吴建民先生,什么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跪舔西方……都来了。
吴建民的外交思路,无非是强调顺应世界大势,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不搞对抗。他身前留下了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同时也成为了某些人用以攻击他的“证据”。
第一句话:中国的崛起道路很长,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刚刚开始,邓小平留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至少还要管一百年。
第二句话:靠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人类文明已进入到新的历程。但当今世界有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崔天凯和吴建民其实有颇多相同之处。正好,这位驻美大使近年来也被一系列外交事件推上了风口浪尖。我曾在一篇报道后面看到一条留言,说崔天凯这个“怂包”是“又一个吴建民”。一句很刻薄的话,把两位资深外交官都给骂了。
崔天凯曾就读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在出使美国之前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就已跟奥巴马的外交团队打过多年交道,彼此非常熟悉。可以说对美国事务驾轻就熟。
崔天凯曾与人联合撰写过一篇题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长篇文章,全面阐述了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强调中美之间要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
这样的思路,跟吴建民很相似。可惜的是,崔天凯生不逢时。
几个月过去了,相信当初支持拜登的很多人今天一定很失望。当前的中美关系,其实如崔天凯前述文章所说早已“脱轨”,而有些人还在那里剑拔弩张。
更重要的是,美国召回大使都快10个月了,他们宁愿更换代办也不派遣新任大使;而中国却恰恰相反,崔天凯离任后很快就把秦刚派了过去。这说明,美国似乎很想就这样实质性地降低两国邦交等级,而中国却更愿意搞好中美关系。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那样呢?——别问我“那样”是哪样,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虽然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大方向并非一个大使可以左右,但大使“将在外”也应该有自己的外交事务具体处置方式和风格。其他不好说,至少在川普时代的几个棘手问题上,崔天凯处理得还是可谓天衣无缝,多多少少避免了一些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
所以我要说,崔大使实在是太难了。
崔大使的难,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之难。而“中国之难”意味着什么呢?民国时期的外交家顾维钧认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
据杨玉清著《我所知道的顾维钧》(载《文史资料选辑》),顾先生曾对人谈及:“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顾维钧还说:“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外交)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而另一位民国外交家颜惠庆在其自传中也说,当一些外交事件发生后,某些卤莽的人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简直是在玩弄导火索,迟早会引爆炸药桶”。
所以很多时候,驻外使节们确实是很难的——假如他们并不愿意时时且事事都被那些国内情势和“民意”裹挟的话。
比较年轻的读者,对秦刚大概不怎么了解。秦刚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担任外交部发言人那段时间的作为。
在昨天的报道中,有相当“主流”的大媒体这样评论道:曾两度出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秦刚“刚猛犀利”,令人印象深刻。也有人认为,秦刚是一名形象风度颇佳的外交官,有与国际媒体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中外舆论对他也十分熟悉。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曾援引一名美国前外交官的话,形容秦刚是“收拾残局的”,但这个残局却不是中美关系的残局,而是——“在中国人看来,美国让全球金融体系垮掉了,而中国正在拯救它。”
但是npr自己的评论却是:“一位言辞犀利、有表演天赋的中国大使,或许会让中美关系更加缤纷多彩。”——这句话其实比秦刚的言辞更犀利。
现在预测秦刚的表现还为时太早。而在现有格局之下,秦大使又会有多大的作为或者说纵横捭阖的空间呢?
秦刚毕竟不是苏秦,那个时代也隔我们太远,“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即便是顾维钧那个并不久远的时代,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2021年7月28日,新任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秦刚,抵达美国履新。
秦刚是第十一任中国驻美大使,出使美国之前任外交部副部长。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已于6月23日离美回国。
秦刚出生于1966年3月,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1988年任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中文秘书,1992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在西欧司、驻英国大使馆交替任职,曾任西欧司副处长、处长,驻英国大使馆参赞等。
2005年,秦刚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2010年,秦刚出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一年后回归外交部新闻司任司长并再度出任发言人。2014年,秦刚转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2017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201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欧洲地区事务和新闻、礼宾工作。
由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非同寻常,所以历任驻美大使都曾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秦刚亦然;不同的是,他这次是以分管欧洲事务而非北美事务的副部长身份履新的,且此前也没有过驻美的经历。
而秦刚的前任——第十任驻美大使崔天凯,2013年赴美前是分管北美事务的副部长,并且有过多年的在美求学和驻联合国总部的工作经历。
崔天凯生于1952年10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公共政策硕士。1981年至1984年在联合国总部任译员,此后一直在外交部任职,历任随员、秘书、参赞、发言人、公使衔参赞、司长、部长助理、驻日大使、副部长,2013年至2021年任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崔天凯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驻美大使,历经奥巴马、川普、拜登三任美国总统。尤其是在川普和拜登时代,崔天凯这位驻美大使经历了太多风雨。
今年6月21日,驻美使馆网站发表崔天凯大使致全美侨胞的辞别信,表示他将结束在美8年多的任期,近日离任回国,并感谢广大在美华侨华人对他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崔天凯写道,自2013年4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至今,经历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英国《卫报》当时报道称,崔天凯见证了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任期内的动荡,一直留任至美国政府过渡到拜登时期。
那么,在当下中国外交界普遍那啥的新时代,崔天凯究竟是个什么类型的外交官呢?作为一个小小公号狗,我对此当然不敢妄议,只能尽量公允地说点事实吧。
2020年7月30日,崔天凯大使在politico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站到历史正确一边,推动中美关系重返正轨》的署名文章。窃以为在崔大使八年任期中,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去年7月还是川普时代,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中美关系事态,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我就不做背景介绍了)。
说它非常重要,原因之一,是politico乃美国著名的政治新闻网站,专司报道美国国会、游说机构相关动态,已发展成为美国国会及白宫政治报道的博客群,其创始人和执行主编吉姆·范德海还是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原因之二,崔大使这篇文章仅标题就非同寻常——它毫不掩饰地承认了当时的中美关系业已“脱轨”,并且直截了当地承认了中美关系重返正轨是“历史正确”。这点尤为重要。
还有第三,它开篇就提到了“邓小平”、“休斯敦”,以及41年前开始于休斯敦的中美互设总领馆进程。这第三点就更重要了,它似乎在做某种暗示……既是暗示,我当然不便明说,你懂的。
来看看文章的开头两段(中文版译文源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
1979年初,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先生在中美建交后不久即访美,正是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他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这一幕定格在历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永久象征。
也是在那次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互设总领馆的协议。中国将第一个驻美总领馆设在了休斯敦。此后40多年来,总领馆贴近当地,推动人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服务于中美地方间经贸、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
上图即文章所说邓小平1979年初访美时,在休斯敦观看牛仔竞技表演,饶有兴趣地戴上了宽边牛仔帽。帮他戴帽的先生,是被誉为“中国第一翻译”的冀朝铸。
有关崔大使上述文章的具体论述,在此不便深入讨论,所以就说点别的吧,比如崔大使的“难处”。在川普任期的后两年,看崔大使的表现,我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他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事,真心挺难的。
一方面,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政要一直在不停地怼中国,而中国外交部的几位发言人也在彼此竞技看谁的回怼更“硬气”、更“霸道”——而崔大使则被夹在其中,处境艰难又相当尴尬。
作为驻美大使,崔天凯必须在所有重大原则问题上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同时又要时不时地替赵同志及其战友们做一些“擦屁股”的工作,真有点里外不是人。
其实早在去年4月6日,崔天凯就在《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号召中美两国“同舟共济,定克时艰”,称两国的“团结”至关重要,要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对那些企图煽动种族主义和歧视仇外、把别国或别的种族当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说不。
看得出来,崔大使的基调和着眼点,明显跟那些发言人的义正辞严有点不一样——他强调得更多的是“团结”而非“斗争”。这让我想起了当代已故外交家吴建民先生。
前驻法大使吴建民于2016年6月18日在武汉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不少人写文章悼念这位中国外交的“鸽派”代表人物。但我也看到了一些喷子的无理取闹,他们肆意谩骂吴建民先生,什么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跪舔西方……都来了。
吴建民的外交思路,无非是强调顺应世界大势,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不搞对抗。他身前留下了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同时也成为了某些人用以攻击他的“证据”。
第一句话:中国的崛起道路很长,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刚刚开始,邓小平留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至少还要管一百年。
第二句话:靠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人类文明已进入到新的历程。但当今世界有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崔天凯和吴建民其实有颇多相同之处。正好,这位驻美大使近年来也被一系列外交事件推上了风口浪尖。我曾在一篇报道后面看到一条留言,说崔天凯这个“怂包”是“又一个吴建民”。一句很刻薄的话,把两位资深外交官都给骂了。
崔天凯曾就读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在出使美国之前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就已跟奥巴马的外交团队打过多年交道,彼此非常熟悉。可以说对美国事务驾轻就熟。
崔天凯曾与人联合撰写过一篇题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长篇文章,全面阐述了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强调中美之间要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
这样的思路,跟吴建民很相似。可惜的是,崔天凯生不逢时。
几个月过去了,相信当初支持拜登的很多人今天一定很失望。当前的中美关系,其实如崔天凯前述文章所说早已“脱轨”,而有些人还在那里剑拔弩张。
更重要的是,美国召回大使都快10个月了,他们宁愿更换代办也不派遣新任大使;而中国却恰恰相反,崔天凯离任后很快就把秦刚派了过去。这说明,美国似乎很想就这样实质性地降低两国邦交等级,而中国却更愿意搞好中美关系。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那样呢?——别问我“那样”是哪样,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虽然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大方向并非一个大使可以左右,但大使“将在外”也应该有自己的外交事务具体处置方式和风格。其他不好说,至少在川普时代的几个棘手问题上,崔天凯处理得还是可谓天衣无缝,多多少少避免了一些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
所以我要说,崔大使实在是太难了。
崔大使的难,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之难。而“中国之难”意味着什么呢?民国时期的外交家顾维钧认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
据杨玉清著《我所知道的顾维钧》(载《文史资料选辑》),顾先生曾对人谈及:“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顾维钧还说:“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外交)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而另一位民国外交家颜惠庆在其自传中也说,当一些外交事件发生后,某些卤莽的人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简直是在玩弄导火索,迟早会引爆炸药桶”。
所以很多时候,驻外使节们确实是很难的——假如他们并不愿意时时且事事都被那些国内情势和“民意”裹挟的话。
比较年轻的读者,对秦刚大概不怎么了解。秦刚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担任外交部发言人那段时间的作为。
在昨天的报道中,有相当“主流”的大媒体这样评论道:曾两度出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秦刚“刚猛犀利”,令人印象深刻。也有人认为,秦刚是一名形象风度颇佳的外交官,有与国际媒体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中外舆论对他也十分熟悉。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曾援引一名美国前外交官的话,形容秦刚是“收拾残局的”,但这个残局却不是中美关系的残局,而是——“在中国人看来,美国让全球金融体系垮掉了,而中国正在拯救它。”
但是npr自己的评论却是:“一位言辞犀利、有表演天赋的中国大使,或许会让中美关系更加缤纷多彩。”——这句话其实比秦刚的言辞更犀利。
现在预测秦刚的表现还为时太早。而在现有格局之下,秦大使又会有多大的作为或者说纵横捭阖的空间呢?
秦刚毕竟不是苏秦,那个时代也隔我们太远,“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即便是顾维钧那个并不久远的时代,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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