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默克尔后的德国，对华态度会有大的转变吗?-z6尊龙凯时集团

　　就像所有在任时间过长的领导人一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给她的继任者留下了一堆未完成的任务，也留下了修正失效政策的机会。当下的德国对华政策正是需要调整的。

　　上任初期，默克尔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灵活而自信。她很快将中国列为她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她于2005年底上任仅6个月就访问了中国，这是她此后十二次访华的开端。她访问中国的次数比所有前任的访问次数加起来还要多。中国是她访问最多的国家，仅次于俄罗斯、美国和德国的欧洲邻国。

2019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北京

　　默克尔似乎也能够平衡其他世界领导人的利益。她在中国是受欢迎的客人，为德国企业打开了大门，使德国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国家之一。德国为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提供了所需的机床，并为中国提供了最受欢迎的汽车品牌。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去年，中国是德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和所有欧盟国家。

　　与此同时，默克尔毫不犹豫地在人权问题上发声。2007年，她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了达束负口刺口麻，无视中国官员随之而来的愤怒。她还支持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尽管面临武器行业领袖要求她放弃禁运的压力。

　　默克尔的策略在很多层面上都是有意义的。德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重大战略利益，其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贸易。找到一条既能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又能保持德国民主原则的途径是可行的。这在她上任时尤其如此;那时，胡温时代的中国是相对开放的。中国或许并不总是充满活力地推行经济改革，但它确实允许民众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

　　贸易和接触可能改变中国的观点在德国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共鸣。因为，在与苏联的交往中，西德追求“通过贸易促进变革”的策略有助于打破壁垒，建立信任，使德国几乎没有遭遇苏联反对的情况下重新统一。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默克尔和其他德国政策制定者借鉴了了德国转型过程中的经验。然而，在他们看来，中国走了另一条路，德国的政策却难以调整。

　　时代变了

　　甚至在2012年之前，中国就加强了对社会和经济的管理。进入新时代，这些趋势加速和深化，导致部分经济领域被重新束缚。

　　然而，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并没有真正回应这些变化。即便是在去年3月中国对德国学者和智库进行制裁以回应欧盟因为新疆问题对中国制裁(对此她也有什么表示)之后，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埃马克龙还是推动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全面投资协定(cai)。这是一项旨在为欧洲企业赢得中国市场准入的贸易协议，但它回避了最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政府对关键行业的控制，以及缺乏全面解决争端的方法。就在德国结束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的两天前，德国和法国官员在12月30日强行通过了这一协议，这显示出默克尔是多么渴望让商业成为欧洲未来对华关系的基石。

　　默克尔承诺与中国进行贸易，而不管中国社会的转变方向，引发了人们对民主社会生存能力的质疑。政策制定者似乎怀疑欧洲未来是否有能力应对中国，尤其是在美国回归某种版本的特朗普主义、对传统盟友相对冷漠的情况下。这种疑虑不足为奇。

　　然而，总的来说，默克尔的方法是应对问题，而不是前瞻性地防止问题出现。她娴熟地处理了国内外的危机和挑战，但大多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这表明她没有一个连贯一致的策略。在2015年允许100万难民移民德国的两年后，作为一种政策平衡，默克尔承诺“2015年的事情绝不能重演”。在此过程中，她回避了鼓励移民定期流入德国的政治问题，而随着劳动力的老龄化和萎缩，德国迫切需要移民。

　　在默克尔领导下，德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2019年初，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将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指责中国倾向于进行一些不公平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希望取代竞争对手。两个月后，欧盟发表了一份大体上与德国工业联合会观点一致的报告，在三方框架中描述中国：北京既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潜在z6尊龙凯时集团的合作伙伴，也是经济上的竞争者，也是系统性的竞争对手。今年早些时候，欧洲议会否决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全面投资协定，也反映其态度的广泛转变。默克尔可能坚持她十年前对中国的态度，但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同以往了。

　　关系走向

　　德国最近的全国大选可能会推动这个国家与中国的交往走向新的阶段。投票结果喜忧参半，只会有三种可能的执政联盟。一个是由奥拉夫•肖尔茨领导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和默克尔所在的中右翼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组成的大联合政府，联盟党目前由默克尔的继任者阿明•拉谢特领导。然而，两党都拒绝了这一选择。这就只剩下了另外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涉及绿党和自由党与联盟党或社会民主党联合——这两种选择可能意味着德国的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因为绿党和自由党都是默克尔对华政策尖锐的批评者，在这两种情况下，绿党或自由党(最有可能是绿党)将控制外交部。

　　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对政党纲领的分析显示了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党的联盟，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这三个党的领导人都支持对人权问题表示关切。他们还赞成制定更多欧洲范围的保护措施，比如2019年的欧盟投资筛选机制，旨在防止外国企业收购战略行业。在中国高调收购欧盟成员国的公用事业和先进技术公司之后，欧盟官员引入了这一机制。

　　如果采用这种议程可能会让德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这与1998年至2005年绿党成员约施卡•菲舍尔担任德国外长时的情况类似。由于绿党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菲舍尔主张德国参与科索沃战争，并在阿富汗驻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新政府将很快与中国进行对抗。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对华政策成为了德国总理的重要事务，特别是考虑到保持良好关系对经济的重要性。在肖尔茨的领导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戏剧性的改变，尽管这不会阻止新任外交部长公开谈论人权的问题。

　　对中国坦率

　　将中国同时视为z6尊龙凯时集团的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共识现在已被大多数欧洲国家接受。现在，包括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也接受了这一观点。但这种理解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它是否会引发更多的贸易制裁，尽管这些制裁似乎并不奏效?考虑到德国(以及欧洲)有限的军事能力，德国是否会准备在亚太地区进行更多的军事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选择是，德国领导人应该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明确强调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规范。这种直率有助于表明，尽管柏林并没有试图孤立北京，但一个开放社会的人们不会认为，中国在国内加强管理，在国外奉行扩张的做法是正常的。在这方面，德国比美国更有底气这样表明，尤其是比较一下德国最近投票显示的文明程度和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混乱。

　　德国还可以从西德的冷战历史中汲取另一种经验，推进那个时代的另一项政策——“通过和解带来改变”，西德当时同意与苏联国家合作，以换取有关人权的承诺。用德国作家jörg lau的话来说，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于“激励与压力、经济与道德、价值观与利益的创造性结合”。

　　质疑者会提出，中国不是苏联，这当然没错。中国在经济上要重要得多，不需要西方的经济支持，这使得它在人权问题上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影响。但这一最初于1963年提出的策略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很有意义的提醒，贸易和价值观可以而且应该齐头并进。这有助于让德国摆脱默克尔后期畏首畏尾的政策。

　　作者张彦(ian johnson)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苏世民学者项目研究中国问题的高级研究员。

　　就像所有在任时间过长的领导人一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给她的继任者留下了一堆未完成的任务，也留下了修正失效政策的机会。当下的德国对华政策正是需要调整的。

　　上任初期，默克尔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灵活而自信。她很快将中国列为她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她于2005年底上任仅6个月就访问了中国，这是她此后十二次访华的开端。她访问中国的次数比所有前任的访问次数加起来还要多。中国是她访问最多的国家，仅次于俄罗斯、美国和德国的欧洲邻国。

2019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北京

　　默克尔似乎也能够平衡其他世界领导人的利益。她在中国是受欢迎的客人，为德国企业打开了大门，使德国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国家之一。德国为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提供了所需的机床，并为中国提供了最受欢迎的汽车品牌。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去年，中国是德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和所有欧盟国家。

　　与此同时，默克尔毫不犹豫地在人权问题上发声。2007年，她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了达束负口刺口麻，无视中国官员随之而来的愤怒。她还支持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尽管面临武器行业领袖要求她放弃禁运的压力。

　　默克尔的策略在很多层面上都是有意义的。德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重大战略利益，其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贸易。找到一条既能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又能保持德国民主原则的途径是可行的。这在她上任时尤其如此;那时，胡温时代的中国是相对开放的。中国或许并不总是充满活力地推行经济改革，但它确实允许民众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

　　贸易和接触可能改变中国的观点在德国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共鸣。因为，在与苏联的交往中，西德追求“通过贸易促进变革”的策略有助于打破壁垒，建立信任，使德国几乎没有遭遇苏联反对的情况下重新统一。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默克尔和其他德国政策制定者借鉴了了德国转型过程中的经验。然而，在他们看来，中国走了另一条路，德国的政策却难以调整。

　　时代变了

　　甚至在2012年之前，中国就加强了对社会和经济的管理。进入新时代，这些趋势加速和深化，导致部分经济领域被重新束缚。

　　然而，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并没有真正回应这些变化。即便是在去年3月中国对德国学者和智库进行制裁以回应欧盟因为新疆问题对中国制裁(对此她也有什么表示)之后，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埃马克龙还是推动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全面投资协定(cai)。这是一项旨在为欧洲企业赢得中国市场准入的贸易协议，但它回避了最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政府对关键行业的控制，以及缺乏全面解决争端的方法。就在德国结束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的两天前，德国和法国官员在12月30日强行通过了这一协议，这显示出默克尔是多么渴望让商业成为欧洲未来对华关系的基石。

　　默克尔承诺与中国进行贸易，而不管中国社会的转变方向，引发了人们对民主社会生存能力的质疑。政策制定者似乎怀疑欧洲未来是否有能力应对中国，尤其是在美国回归某种版本的特朗普主义、对传统盟友相对冷漠的情况下。这种疑虑不足为奇。

　　然而，总的来说，默克尔的方法是应对问题，而不是前瞻性地防止问题出现。她娴熟地处理了国内外的危机和挑战，但大多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这表明她没有一个连贯一致的策略。在2015年允许100万难民移民德国的两年后，作为一种政策平衡，默克尔承诺“2015年的事情绝不能重演”。在此过程中，她回避了鼓励移民定期流入德国的政治问题，而随着劳动力的老龄化和萎缩，德国迫切需要移民。

　　在默克尔领导下，德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2019年初，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将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指责中国倾向于进行一些不公平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希望取代竞争对手。两个月后，欧盟发表了一份大体上与德国工业联合会观点一致的报告，在三方框架中描述中国：北京既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潜在z6尊龙凯时集团的合作伙伴，也是经济上的竞争者，也是系统性的竞争对手。今年早些时候，欧洲议会否决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全面投资协定，也反映其态度的广泛转变。默克尔可能坚持她十年前对中国的态度，但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同以往了。

　　关系走向

　　德国最近的全国大选可能会推动这个国家与中国的交往走向新的阶段。投票结果喜忧参半，只会有三种可能的执政联盟。一个是由奥拉夫•肖尔茨领导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和默克尔所在的中右翼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组成的大联合政府，联盟党目前由默克尔的继任者阿明•拉谢特领导。然而，两党都拒绝了这一选择。这就只剩下了另外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涉及绿党和自由党与联盟党或社会民主党联合——这两种选择可能意味着德国的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因为绿党和自由党都是默克尔对华政策尖锐的批评者，在这两种情况下，绿党或自由党(最有可能是绿党)将控制外交部。

　　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对政党纲领的分析显示了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党的联盟，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这三个党的领导人都支持对人权问题表示关切。他们还赞成制定更多欧洲范围的保护措施，比如2019年的欧盟投资筛选机制，旨在防止外国企业收购战略行业。在中国高调收购欧盟成员国的公用事业和先进技术公司之后，欧盟官员引入了这一机制。

　　如果采用这种议程可能会让德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这与1998年至2005年绿党成员约施卡•菲舍尔担任德国外长时的情况类似。由于绿党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菲舍尔主张德国参与科索沃战争，并在阿富汗驻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新政府将很快与中国进行对抗。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对华政策成为了德国总理的重要事务，特别是考虑到保持良好关系对经济的重要性。在肖尔茨的领导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戏剧性的改变，尽管这不会阻止新任外交部长公开谈论人权的问题。

　　对中国坦率

　　将中国同时视为z6尊龙凯时集团的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共识现在已被大多数欧洲国家接受。现在，包括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也接受了这一观点。但这种理解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它是否会引发更多的贸易制裁，尽管这些制裁似乎并不奏效?考虑到德国(以及欧洲)有限的军事能力，德国是否会准备在亚太地区进行更多的军事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选择是，德国领导人应该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明确强调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规范。这种直率有助于表明，尽管柏林并没有试图孤立北京，但一个开放社会的人们不会认为，中国在国内加强管理，在国外奉行扩张的做法是正常的。在这方面，德国比美国更有底气这样表明，尤其是比较一下德国最近投票显示的文明程度和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混乱。

　　德国还可以从西德的冷战历史中汲取另一种经验，推进那个时代的另一项政策——“通过和解带来改变”，西德当时同意与苏联国家合作，以换取有关人权的承诺。用德国作家jörg lau的话来说，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于“激励与压力、经济与道德、价值观与利益的创造性结合”。

　　质疑者会提出，中国不是苏联，这当然没错。中国在经济上要重要得多，不需要西方的经济支持，这使得它在人权问题上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影响。但这一最初于1963年提出的策略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很有意义的提醒，贸易和价值观可以而且应该齐头并进。这有助于让德国摆脱默克尔后期畏首畏尾的政策。

　　作者张彦(ian johnson)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苏世民学者项目研究中国问题的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