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观点不同没关系，重要的是改变-z6尊龙凯时集团

　　这篇文章主要是引述别人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这些观点都很重要，内容来自一本主流杂志，1922年创刊的美国期刊《外交事务》。这本杂志高寿，到今天99岁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男人过九不过十，应当是庆祝百岁诞辰了。顺便说一句，这当然应该是一本男性读者占绝大多数的杂志。

　　观点来自中美关系领域中的一群主流学者，《外交事务》最近对美国外交学界的68位学者进行观点调查，问题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是否太过敌对?

　　这68位学者中，只有一位来自中国，就是前北大国关院的院长王缉思。

　　其他的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很多是我认识的人，对他们的观点也大致了解，所以，我很认真地看了他们的观点，调查的结果并不意外。

　　不出所料，调查结果呈两极分化，26位学者同意或非常同意美国对华政策太敌对的说法，32位学者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这种论断，10位学者表示保持中立。

　　应当补充一句，美国又这样一本杂志，能够做这样一个调查，梳理不同的观点，还是非常难得的。

　　这68位学者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太敌对的学者包括芮效俭、贝德、李成、欧伦斯、金骏远、史文、任雪丽等，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太敌对的学者，包括米尔斯海默、博明、布莱恩、麦艾文、范亚伦、黎安友、葛来仪、沃尔特等，保持中立的学者包括约瑟夫·奈、何瑞恩、王缉思等。

　　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我们可以把这些人或者观点分作正方或者反方。

　　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太过敌对，可以看作正方，正方学者主要是担心，美国过度聚焦于竞争，尤其是在台湾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採取冒进行动，可能导致大国衝突，甚至战争。

　　前美国驻华大使、威尔逊中心杰出研究员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可以看作是正方一辩，他表示，亚洲国家希望美国继续在西太平洋扮演主要角色，在安全和经济上制衡中国。美国太过专注于安全，而在经济方面提供得太少。美国对中国行为的过度反应模煳了“过分自信的中国行为”与“中国认为美国威胁核心利益而做出反应”之间的区别。这尤其体现在台湾和南海。美国对华政策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该地区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它们被迫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

　　芮效俭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细微差别，正在削弱美国本应从亚洲抵制中国主导该地区而获得的优势。从亚洲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强烈敌意，增加了发生损害亚洲各国利益衝突的可能性。美国对中国反应过度，显示出了强硬的姿态，削弱了亚洲对美国能够以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处理与中国关係的信心。美国本可以做得更好。

　　缺少细微差别，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判断，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听进去。即使是大的政策方向不容易改变，在细节上也需要优化，而不能因为强调政治正确而执行毛糙的策略。

　　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贝德(jeffrey bader)说：中国难相处，在某些方面发展消极，但将其视为一个“通用的对手”，完全违背了美国的利益。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orlins)说：美国国内政治主导的政策比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政策更具敌意，现在这种情况在过去42年裡是最严重的。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表示，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结束阿富汗战争是为了按照拜登总统所描述的方式，为与中国的战争做好準备。相互的敌意正将两国引向一场潜在的毁灭性战争。可悲的事实是，美国公众并不了解情况。

　　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swaine)指出，美国把对中国国内政策的道德谴责与对国家利益的务实盘算混为一谈。用缺乏支持的“种族灭绝”指控来妖魔化中国，虚伪地批评中国违反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以零和的“民主对抗独裁”来设计美中关係，可能会带来良好的政治舞台，但对促进美国的利益没有任何帮助。相反，这些声明和政策只是加强了对中国政府的内部支持，让朋友和盟友感到警惕，破坏了与中国领导层达成基于明确红线、相互克制和创造性外交共识的协调努力。

　　芮效俭、欧伦斯、贝德、李成和史文都是我这些年到美国常常打交道的人，他们已经被列入“拥抱熊猫派”，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很正常。但是，也要说一句，他们到中国访问的次数比较多，对中国了解的也多。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何理凯(eric heginbotham)指出，竞争因素似乎几乎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唯一焦点。他认为，加强美国的地区联盟和维持美国的军事威慑能力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但与中国在利益重叠的领域开展合作有助于稳定。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政策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对台政策，可能会促使美国与中国发生衝突。国会正在扮演一个特别不幸的角色，“台湾旅行法”和“台湾加强法”等立法措施破坏了与中国的外交基础，是对中国的不必要挑衅。

　　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太过敌对的学者中既包含曾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对华“鹰派”，也包含一向对华立场强势的学者。他们主要是相信，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是对中国影响力扩大带来挑战的必要应对，但他们中有不少人认为，美国除了政策强硬，也应当有“巧妙”战略。

　　曾经鼓吹“美中必有一战”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宣称：中国正在模仿在西半球取得霸权的美国，想在亚洲成为霸主。美国出于战略塬因，致力于阻止中国成为地区霸主。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进行艰难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新的冷战，只会加剧。希望这不会导致热战。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辩解：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不是要阻止中国的崛起或推翻中国共产党，而是要阻止中国在地区或世界上取得主导权。

　　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evan medeiros)称：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愤怒的、孤独的”崛起中的大国，这需要美国巧妙地运用竞争战略来塑造它。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美国不仅需要习惯这一点，还需要明智地使用它。

　　保持中立的学者主要是承认美中竞争不可避免的现实，但相信美国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前白宫中国事务高级官员、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表示，战略的核心是推进利益、维护价值、增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凝聚力。人们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将讨论从强硬的问题转移到取得切实成果的有效性的措施上。

　　唯一受访的中国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说，在美中两国利益和价值观日益不相容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採取更加敌对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中国观察人士可能会说，美国对中国过于敌对，他们可能希望中国对美国也更强硬。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看完了这篇文章，我认为大致符合美国为主的美中美关系领域学界的主流观点，关键是中国怎么看和怎么做。

　　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和美国使馆的公使吃过两次饭，也讨论中美关系问题，他总是说，中国要改变自己。这我也是同意的，中国确实要改变自己，事实上，有些时候在有些方面，尽管没有高调地说要改变自己，事实上是有所改变的。

　　但是，在矛盾双方中，美国也要改变自己。美国的对华政策中，确实有不少是需要改变的。比如说，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和入境问题，太过极端。这些学生是中国的下一代，再过若干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会是中美之间的直接对话人，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抱着对美国的好感赴美学习的，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对待他们，只能是把他们推到反对美国的阵营去，对中美关系的眼下和长久都不利，其实也对美国不利。

　　这几年，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调整，而且还在不断地调整，这种政策调整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其实也是美国学界需要认真反思的。

　　这篇文章主要是引述别人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这些观点都很重要，内容来自一本主流杂志，1922年创刊的美国期刊《外交事务》。这本杂志高寿，到今天99岁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男人过九不过十，应当是庆祝百岁诞辰了。顺便说一句，这当然应该是一本男性读者占绝大多数的杂志。

　　观点来自中美关系领域中的一群主流学者，《外交事务》最近对美国外交学界的68位学者进行观点调查，问题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是否太过敌对?

　　这68位学者中，只有一位来自中国，就是前北大国关院的院长王缉思。

　　其他的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很多是我认识的人，对他们的观点也大致了解，所以，我很认真地看了他们的观点，调查的结果并不意外。

　　不出所料，调查结果呈两极分化，26位学者同意或非常同意美国对华政策太敌对的说法，32位学者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这种论断，10位学者表示保持中立。

　　应当补充一句，美国又这样一本杂志，能够做这样一个调查，梳理不同的观点，还是非常难得的。

　　这68位学者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太敌对的学者包括芮效俭、贝德、李成、欧伦斯、金骏远、史文、任雪丽等，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太敌对的学者，包括米尔斯海默、博明、布莱恩、麦艾文、范亚伦、黎安友、葛来仪、沃尔特等，保持中立的学者包括约瑟夫·奈、何瑞恩、王缉思等。

　　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我们可以把这些人或者观点分作正方或者反方。

　　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太过敌对，可以看作正方，正方学者主要是担心，美国过度聚焦于竞争，尤其是在台湾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採取冒进行动，可能导致大国衝突，甚至战争。

　　前美国驻华大使、威尔逊中心杰出研究员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可以看作是正方一辩，他表示，亚洲国家希望美国继续在西太平洋扮演主要角色，在安全和经济上制衡中国。美国太过专注于安全，而在经济方面提供得太少。美国对中国行为的过度反应模煳了“过分自信的中国行为”与“中国认为美国威胁核心利益而做出反应”之间的区别。这尤其体现在台湾和南海。美国对华政策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该地区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它们被迫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

　　芮效俭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细微差别，正在削弱美国本应从亚洲抵制中国主导该地区而获得的优势。从亚洲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强烈敌意，增加了发生损害亚洲各国利益衝突的可能性。美国对中国反应过度，显示出了强硬的姿态，削弱了亚洲对美国能够以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处理与中国关係的信心。美国本可以做得更好。

　　缺少细微差别，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判断，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听进去。即使是大的政策方向不容易改变，在细节上也需要优化，而不能因为强调政治正确而执行毛糙的策略。

　　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贝德(jeffrey bader)说：中国难相处，在某些方面发展消极，但将其视为一个“通用的对手”，完全违背了美国的利益。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orlins)说：美国国内政治主导的政策比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政策更具敌意，现在这种情况在过去42年裡是最严重的。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表示，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结束阿富汗战争是为了按照拜登总统所描述的方式，为与中国的战争做好準备。相互的敌意正将两国引向一场潜在的毁灭性战争。可悲的事实是，美国公众并不了解情况。

　　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swaine)指出，美国把对中国国内政策的道德谴责与对国家利益的务实盘算混为一谈。用缺乏支持的“种族灭绝”指控来妖魔化中国，虚伪地批评中国违反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以零和的“民主对抗独裁”来设计美中关係，可能会带来良好的政治舞台，但对促进美国的利益没有任何帮助。相反，这些声明和政策只是加强了对中国政府的内部支持，让朋友和盟友感到警惕，破坏了与中国领导层达成基于明确红线、相互克制和创造性外交共识的协调努力。

　　芮效俭、欧伦斯、贝德、李成和史文都是我这些年到美国常常打交道的人，他们已经被列入“拥抱熊猫派”，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很正常。但是，也要说一句，他们到中国访问的次数比较多，对中国了解的也多。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何理凯(eric heginbotham)指出，竞争因素似乎几乎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唯一焦点。他认为，加强美国的地区联盟和维持美国的军事威慑能力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但与中国在利益重叠的领域开展合作有助于稳定。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政策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对台政策，可能会促使美国与中国发生衝突。国会正在扮演一个特别不幸的角色，“台湾旅行法”和“台湾加强法”等立法措施破坏了与中国的外交基础，是对中国的不必要挑衅。

　　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太过敌对的学者中既包含曾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对华“鹰派”，也包含一向对华立场强势的学者。他们主要是相信，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是对中国影响力扩大带来挑战的必要应对，但他们中有不少人认为，美国除了政策强硬，也应当有“巧妙”战略。

　　曾经鼓吹“美中必有一战”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宣称：中国正在模仿在西半球取得霸权的美国，想在亚洲成为霸主。美国出于战略塬因，致力于阻止中国成为地区霸主。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进行艰难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新的冷战，只会加剧。希望这不会导致热战。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辩解：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不是要阻止中国的崛起或推翻中国共产党，而是要阻止中国在地区或世界上取得主导权。

　　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evan medeiros)称：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愤怒的、孤独的”崛起中的大国，这需要美国巧妙地运用竞争战略来塑造它。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美国不仅需要习惯这一点，还需要明智地使用它。

　　保持中立的学者主要是承认美中竞争不可避免的现实，但相信美国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前白宫中国事务高级官员、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表示，战略的核心是推进利益、维护价值、增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凝聚力。人们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将讨论从强硬的问题转移到取得切实成果的有效性的措施上。

　　唯一受访的中国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说，在美中两国利益和价值观日益不相容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採取更加敌对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中国观察人士可能会说，美国对中国过于敌对，他们可能希望中国对美国也更强硬。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看完了这篇文章，我认为大致符合美国为主的美中美关系领域学界的主流观点，关键是中国怎么看和怎么做。

　　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和美国使馆的公使吃过两次饭，也讨论中美关系问题，他总是说，中国要改变自己。这我也是同意的，中国确实要改变自己，事实上，有些时候在有些方面，尽管没有高调地说要改变自己，事实上是有所改变的。

　　但是，在矛盾双方中，美国也要改变自己。美国的对华政策中，确实有不少是需要改变的。比如说，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和入境问题，太过极端。这些学生是中国的下一代，再过若干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会是中美之间的直接对话人，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抱着对美国的好感赴美学习的，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对待他们，只能是把他们推到反对美国的阵营去，对中美关系的眼下和长久都不利，其实也对美国不利。

　　这几年，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调整，而且还在不断地调整，这种政策调整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其实也是美国学界需要认真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