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刚：中国应如何看待国际竞争?-z6尊龙凯时集团

　　中国应如何看待国际竞争，是第二个百年期间我们无可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不仅因为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正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的常见术语，个别国家甚至决意将战略竞争作为内外战略的逻辑起点，搅动大国关系复杂变化;而且更因为，复兴进程中的中国要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守底线、敢于斗争，也必然涉及如何看待和处理与他国竞争关系的问题。

　　国际竞争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当个别国家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决意与中国展开长期竞争的情况下，中国也应当就国际竞争问题提出明确的说法。可以说，如何基于中国的战略文化、战略谋划和战略愿景，界定好“竞争”在中国整体战略中的位置，阐释好中国对国际竞争的看法，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竞争叙事，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工作。

　　要思考这一问题，必须首先看国际竞争在整体的国际政治中占据什么位置、具有什么特点。这里有两方面基本事实值得强调。

　　一方面，是国际竞争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长期性。

　　从逻辑上看，竞争的本意是能动性的主体在与他者的互动中维系自我存续的一种状态和方法。它的逻辑基础是个体之间的内在差异以及事物之间的普遍关联。只要这个基础存在，竞争就不可避免。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

　　而国际竞争则是在人类社会走向深度联系、广泛交往、激烈碰撞、共同演进的全新阶段后，现代主权国家之间必然呈现的关系状态，因为主权国家就其独立自主的本质属性而言，彼此的利益认定是有内在差异的。

　　从历史上看，国际竞争也被广泛认为是过去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历史长河中的常态。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还是国际垄断阶段，国际竞争都是普遍存在的。

　　甚至可以说，过去几百年逐步展开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主要先发大国之间以及先发大国与后发国家之间长期竞争的历史。欧美列强围绕世界市场和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始终未停，后发国家则在反殖民、反压迫、反剥削、反控制的过程中，对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通常也不甘示弱、争而取之。

　　从趋势上看，只要我们相信世界市场的规模在相当长时间内很难继续扩大，只要我们相信资本的逻辑在全球范围内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只要我们认定各国普遍存在的内部困难和挑战仍将不断累积发酵，只要我们认定未来各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仍将继续削弱而“安全困境”继续强化，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竞争很可能表现为更加激烈的存量博弈、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

　　从功能上看，竞争的作用也是消极和积极并存的。从消极方面讲，很多时候竞争的背后隐藏着剥削、压迫、控制的险恶意图，竞争的结果往往造成严重的不公和巨大破坏。

　　从积极方面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同在自然界一样，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国际竞争，推动了国家意识的增强和国家形态的发育，同时也以无情的方式起到危机出清和优胜劣汰的作用，推动着世界系统的持续进化。

　　就此而言，国际竞争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和普遍存在。我们做实事求是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此为基础，必须意识到国际竞争存在的内在基础、未来趋势和历史作用。

　　另一方面，是当前国际竞争与历史相比较的差异性。

　　前文强调国际竞争的客观性、必然性、长期性，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世界的本质和事情的全部，我们的竞争观就和西方某些强调竞争的人没什么两样了。我们要强调它还有“另外一面”，即现阶段的国际竞争与历史上国际竞争不同。

　　简要地说，“现阶段”和“历史上”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同了。现在经常拿来做对比的那些大国竞争的历史案例，要么是发生在封建时期甚至更早，要么发生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殖民扩张时期，那时候的生产方式、全球化水平、思想观念和国际秩序的发育程度，都不是能同现在相比较的。21世纪的国际竞争出现了重要的新特点。

　　首先，更多地是纵向竞争而非横向竞争。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细分工和生产融合程度，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法比的。每个国家都在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生产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居于特定位置，这决定了现时代的大国竞争乃是在同一个生产体系和生产链条的不同位置上去谋取更大利益和更大安全，这其实是纵向竞争而不是横向竞争。

　　横向竞争，是两个互不相连的平行体系状态下发生的竞争。即便是中美之间在高科技领域实现了真正的脱钩，两国之间的整体经济关系仍然是切不断的，很难走到完全横向竞争那一步。在当今时代，要通过建立两个平行经济体系来搞横向竞争，单单成本控制这一关就根本过不了。

　　其次，更多地是间接竞争而非直接竞争。现阶段，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的部分头脑清醒者意识到，国家安全与繁荣的基础在其国内，现阶段的主要问题也出在其国内，外部挑战固然严峻，但理性的战略决策应该是借助外部因素推动内部变革。

　　如果这种思想观念能贯彻下去的话，我们可以谨慎乐观地认为，未来的国际竞争将更多以间接方式呈现。当然，其国内政治的畸形与氛围的恶化，可能让理性的声音受到抑制，非理性的思维却成为主流，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再次，更多地是错位竞争而非同质竞争。这一点在中美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想要维护的是霸权地位，它想同中国竞争，理由就在于感觉到中国的发展对其霸权构成威胁。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根本无意充当美国那样的霸权。基于中国的战略文化、中国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以及中国的世界秩序愿景，中国的立场是反霸但不争霸，这决定了中美之间如果在世界秩序的未来愿景方面存在竞争关系，也将是一种错位竞争而非同质竞争。

　　基于竞争的这些新特征，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些重要的推论。

　　推论之一：竞争绝不会是单独存在的关系状态。既然全球一体，那么除了竞争，一定还存在着协调、合作、对竞争的自我抑制和共同管理等其他国际关系状态。也就是说，如果只看到国际关系中的竞争，而看不到其他关系状态，只能说明是认识方法和认识角度存在问题。

　　推论之二：真正的竞争应该是完善自己而不是打压他者。如果问题出在内部，对外竞争就绝非最终解决之道，而是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

　　推论之三：竞争的历史作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人类社会进步而言，竞争仍是必须的，但竞争显然已经无法解决一体化条件下事关人类整体存续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例如气候变化以及国家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合作。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在第二个百年期间对国际竞争应采取什么态度就比较清晰了。第二个百年期间中国大战略的两个关键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实现民族复兴的角度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竞争问题，充分认识到国际竞争的客观性、必然性、长期性甚至是激烈性，对普遍存在的国际竞争可能带来的战略风险保持高度警惕。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我们则应超越竞争，避免囿于竞争、就竞争谈竞争，陷入有关竞争的话语陷阱。

　　基于中国的战略愿景和使命担当，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战略图谱中定位竞争，在更绵延的历史长河中定位竞争，怀着对人类社会的崇高情怀看待国际竞争，本着管理战略竞争、化解恶性竞争的目的去处理竞争问题。

　　我们应该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思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竞争叙事，从而实现“国之大者”和“天下情怀”的有机统一，实现凝聚内部共识和对外引领塑造的有机统一。

　　王鸿刚(wang honggang)，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应如何看待国际竞争，是第二个百年期间我们无可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不仅因为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正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的常见术语，个别国家甚至决意将战略竞争作为内外战略的逻辑起点，搅动大国关系复杂变化;而且更因为，复兴进程中的中国要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守底线、敢于斗争，也必然涉及如何看待和处理与他国竞争关系的问题。

　　国际竞争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当个别国家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决意与中国展开长期竞争的情况下，中国也应当就国际竞争问题提出明确的说法。可以说，如何基于中国的战略文化、战略谋划和战略愿景，界定好“竞争”在中国整体战略中的位置，阐释好中国对国际竞争的看法，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竞争叙事，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工作。

　　要思考这一问题，必须首先看国际竞争在整体的国际政治中占据什么位置、具有什么特点。这里有两方面基本事实值得强调。

　　一方面，是国际竞争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长期性。

　　从逻辑上看，竞争的本意是能动性的主体在与他者的互动中维系自我存续的一种状态和方法。它的逻辑基础是个体之间的内在差异以及事物之间的普遍关联。只要这个基础存在，竞争就不可避免。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

　　而国际竞争则是在人类社会走向深度联系、广泛交往、激烈碰撞、共同演进的全新阶段后，现代主权国家之间必然呈现的关系状态，因为主权国家就其独立自主的本质属性而言，彼此的利益认定是有内在差异的。

　　从历史上看，国际竞争也被广泛认为是过去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历史长河中的常态。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还是国际垄断阶段，国际竞争都是普遍存在的。

　　甚至可以说，过去几百年逐步展开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主要先发大国之间以及先发大国与后发国家之间长期竞争的历史。欧美列强围绕世界市场和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始终未停，后发国家则在反殖民、反压迫、反剥削、反控制的过程中，对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通常也不甘示弱、争而取之。

　　从趋势上看，只要我们相信世界市场的规模在相当长时间内很难继续扩大，只要我们相信资本的逻辑在全球范围内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只要我们认定各国普遍存在的内部困难和挑战仍将不断累积发酵，只要我们认定未来各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仍将继续削弱而“安全困境”继续强化，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竞争很可能表现为更加激烈的存量博弈、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

　　从功能上看，竞争的作用也是消极和积极并存的。从消极方面讲，很多时候竞争的背后隐藏着剥削、压迫、控制的险恶意图，竞争的结果往往造成严重的不公和巨大破坏。

　　从积极方面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同在自然界一样，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国际竞争，推动了国家意识的增强和国家形态的发育，同时也以无情的方式起到危机出清和优胜劣汰的作用，推动着世界系统的持续进化。

　　就此而言，国际竞争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和普遍存在。我们做实事求是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此为基础，必须意识到国际竞争存在的内在基础、未来趋势和历史作用。

　　另一方面，是当前国际竞争与历史相比较的差异性。

　　前文强调国际竞争的客观性、必然性、长期性，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世界的本质和事情的全部，我们的竞争观就和西方某些强调竞争的人没什么两样了。我们要强调它还有“另外一面”，即现阶段的国际竞争与历史上国际竞争不同。

　　简要地说，“现阶段”和“历史上”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同了。现在经常拿来做对比的那些大国竞争的历史案例，要么是发生在封建时期甚至更早，要么发生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殖民扩张时期，那时候的生产方式、全球化水平、思想观念和国际秩序的发育程度，都不是能同现在相比较的。21世纪的国际竞争出现了重要的新特点。

　　首先，更多地是纵向竞争而非横向竞争。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细分工和生产融合程度，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法比的。每个国家都在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生产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居于特定位置，这决定了现时代的大国竞争乃是在同一个生产体系和生产链条的不同位置上去谋取更大利益和更大安全，这其实是纵向竞争而不是横向竞争。

　　横向竞争，是两个互不相连的平行体系状态下发生的竞争。即便是中美之间在高科技领域实现了真正的脱钩，两国之间的整体经济关系仍然是切不断的，很难走到完全横向竞争那一步。在当今时代，要通过建立两个平行经济体系来搞横向竞争，单单成本控制这一关就根本过不了。

　　其次，更多地是间接竞争而非直接竞争。现阶段，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的部分头脑清醒者意识到，国家安全与繁荣的基础在其国内，现阶段的主要问题也出在其国内，外部挑战固然严峻，但理性的战略决策应该是借助外部因素推动内部变革。

　　如果这种思想观念能贯彻下去的话，我们可以谨慎乐观地认为，未来的国际竞争将更多以间接方式呈现。当然，其国内政治的畸形与氛围的恶化，可能让理性的声音受到抑制，非理性的思维却成为主流，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再次，更多地是错位竞争而非同质竞争。这一点在中美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想要维护的是霸权地位，它想同中国竞争，理由就在于感觉到中国的发展对其霸权构成威胁。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根本无意充当美国那样的霸权。基于中国的战略文化、中国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以及中国的世界秩序愿景，中国的立场是反霸但不争霸，这决定了中美之间如果在世界秩序的未来愿景方面存在竞争关系，也将是一种错位竞争而非同质竞争。

　　基于竞争的这些新特征，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些重要的推论。

　　推论之一：竞争绝不会是单独存在的关系状态。既然全球一体，那么除了竞争，一定还存在着协调、合作、对竞争的自我抑制和共同管理等其他国际关系状态。也就是说，如果只看到国际关系中的竞争，而看不到其他关系状态，只能说明是认识方法和认识角度存在问题。

　　推论之二：真正的竞争应该是完善自己而不是打压他者。如果问题出在内部，对外竞争就绝非最终解决之道，而是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

　　推论之三：竞争的历史作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人类社会进步而言，竞争仍是必须的，但竞争显然已经无法解决一体化条件下事关人类整体存续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例如气候变化以及国家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合作。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在第二个百年期间对国际竞争应采取什么态度就比较清晰了。第二个百年期间中国大战略的两个关键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实现民族复兴的角度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竞争问题，充分认识到国际竞争的客观性、必然性、长期性甚至是激烈性，对普遍存在的国际竞争可能带来的战略风险保持高度警惕。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我们则应超越竞争，避免囿于竞争、就竞争谈竞争，陷入有关竞争的话语陷阱。

　　基于中国的战略愿景和使命担当，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战略图谱中定位竞争，在更绵延的历史长河中定位竞争，怀着对人类社会的崇高情怀看待国际竞争，本着管理战略竞争、化解恶性竞争的目的去处理竞争问题。

　　我们应该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思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竞争叙事，从而实现“国之大者”和“天下情怀”的有机统一，实现凝聚内部共识和对外引领塑造的有机统一。

　　王鸿刚(wang honggang)，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