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时隔15年后再度访问南非。2000年，在人们对南非转型至民主体制欢欣鼓舞之际，我担心经济挑战将被证明是压倒性的。只有勇敢、技巧高超和诚实的领导人才能带领这个国家迈向成功的未来。不可避免的是，南非没能达到这些要求。民粹主义恶性循环和表现越来越糟糕的局面日益迫近。
巴西经济学家埃德马尔·巴沙(edmar bacha)在上世纪70年代曾用“比利度”(belindia)这个词称呼自己的国家。“比利度”将富裕的现代化小国比利时与贫穷的大国印度结合在一起。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甚至比巴西更加“比利度”：它是一个庞大而贫穷的黑人国家里的一个小而富裕的白人国家。白人的生活甚至好过比利时，因为他们可以从“印度”雇佣廉价的佣人。南非是仅次于巴西的全球第二不平等的经济体。但推动这种不平等的种族不公正有毒得多。
结果，正是这种遗留的不公正塑造了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南非。
早先被排除在南非“比利时”以外的人群的某些成员迅速进入其中。这降低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尽管加大了黑人间的不平等。然而当今的税前不平等和20年前一样高，也是全球最高的。其“比利时”居民也被征收了更多的税收，目的是将收入和资源再分配至该国的“印度”居民。实际公共支出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一倍，尤其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护支出大幅上升。电力、水和卫生设施的获取大幅改善。尽管爆发了艾滋病灾难，但预期寿命提高至近60岁，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
这些选择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确的。但无论是让一些幸运者进入“比利时”，还是将资源转移给“印度”，都不能解决南非的问题。更糟糕的是，该国就连现在的道路也走不下去。潜在经济增长率已降至2%。结构性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接近4%，同时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已从2008-09年的22%升至今年的44%。政府支出与gdp之比达到33%，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是偏高的（见图表）。
就谨慎范畴而言，早期民主阶段的那些基本上零和的再分配政策已经穷尽。那么现在的选项是什么？似乎有3个选项。
首先，南非可能寻求将这种令人不满的现状稳定下来。这将意味着管理增长乏力和经济不平等（南非经济受到大规模失业和种族不平等的重创）的政治冲击波。更糟糕的是，拥有最多选票的人群将得到最不利的安排。这个选项不可能行得通。
其次，政治可能越来越转向民粹主义：政客们以牺牲仍然满意者的利益为代价，向不满者承诺更美好的生活。但这将让政策日益成为一种负和游戏：成功者被迫承受的损失，将以越来越大的差额超出受苦者的收获。津巴布韦已经展示了此类方法有多么愚蠢。但政治企业家将选择这条道路。反对党“经济自由斗士”(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的尤利乌斯？马勒马(julius malema)已经在这么做。南非政府将抛出自己的民粹主义政策来化解威胁。
第三种方法将是出台政策推动创造就业的经济增长。哈佛(harvard)的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有力地指出，“如果南非有类似于拉美的劳动力就业率，那么该国的就业人数将提高66%”。这表明南非是多么地不合要求。但是，加快当今现代化经济体的增长即使可行，也永远产生不了该国需要的大量就业岗位。
我在15年前曾经主张，最不坏的选项将是允许南非的“印度”部分以适当水平的价格（包括低工资）走上发展道路。
为了加速那里的增长，南非政府将需要聚焦于投资，并向其提供补贴。一个可能是让该国部分地区成为经济特区。本质上，南非将做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做的事情：在旧经济周围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
然而，问题在于南非政界是否仍有可能从一个日益负和的目标转向一个正和目标。经济增长的果实必须让弱势群体分享。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要想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实现更多的增长，而且还要实现正确类型的增长。
南非经济眼下的困难甚至是一个机遇，尤其是兰德汇率的暴跌——自2010年以来兰德实际汇率下跌了逾五分之一。这应该会改善出口企业（包括旅游服务业）的盈利能力。对南非来说，效仿其他国家在必要情况下干预外汇市场以保持汇率的竞争力将是明智的。应该使用财政政策支持此类战略。
不过，这些只是枝节问题。根本问题是，如果南非不能转向更加快速的、创造就业的增长，民粹主义灾难似乎日益不可避免。现在做出必要转变可能为时已晚，尤其是考虑到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仍在担任总统。但是从政治上来说，如今的停滞和高失业率这个组合是不可持续的。改变将会来临。但愿它的方向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