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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节制花掉数万亿美元的狂热中，奥巴马总统显然认为，要让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破产，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本文写于2010年——译者注)。
然而法国，欧洲一度最强大的国家，历史上破产了，并突然陷入一场让君王和王后都丢了性命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因赔款以及国营企业(尤其是铁路)持续亏损的致命成本而破产。智利公有政权于20世纪70年代初破产。近年来，泰国、韩国和匈牙利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纾困。俄罗斯、厄瓜多尔、巴基斯坦和科特迪瓦都拖欠了债务。
对美国人来说，阿根廷可能是眼下最引人兴味盎然的案例了。如今的阿根廷可谓一贫如洗，去年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为了竭力弥补政府预算赤字，孤注一掷地没收(国有化)了私人养老基金。
阿根廷持续低迷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掉，从1880年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阿根廷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奢华的建筑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包括那些高耸入云、装饰华丽的标志性古典风格建筑物，如国民银行(1888)、市政厅(1891)、玫瑰宫(casa rosada，总统府)(1894)、巴黎酒店(1895)和国会大厦(1906)。世纪之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界大亨们举办宴席的赛马俱乐部中，到处是装饰着织锦和镀金镜子的豪华房间。
1914年，美国大使莫里尔(g.i. morrill)在描写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对其先进程度赞叹不已：
“午后漫步，眼前的这座城市，它的建筑和时尚商店像及了巴黎。夜间，这条被灯光照得雪白的大道，通往无忧无虑的咖啡馆和剧院。”
英国作家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写了不少关于美洲的文章，1916年，他笔下也有类似的热情描述:
“一切都是现代的和崭新的;一切都属于繁荣的现在，预示着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
阿根廷的繁荣得益于牛肉、小麦和羊毛蓬勃兴旺的出口。它得天独厚，拥有着地球上最肥沃的土地。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移民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外国投资者通过投资铁路和重工业，表达了他们对阿根廷的信心。
但政客们开始贬低阿根廷非凡的市场经济。激进的公民联盟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olito yrigoyen，1896年担任阿根廷激进党党魁)，绰号“毛犰狳”，侈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赢得了1916年总统大选。除了让阿根廷远离一战，通过向交战国出口有价值的商品使该国更繁荣之外，他实际上没有什么贡献。1928年再次当选总统后，事实证明他无力应对大萧条引发的动荡，两年后的一场军事政变迫使他下台。
阿根廷对大萧条的反应是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免受海外竞争。虽然政策意图是为了促进工业化，但靠关税壁垒发展不出有竞争力的企业，关税还迫使农民为工业品支付更多的钱，从而破坏了阿根廷农业的自然优势。
胡安·庇隆的崛起
1943年5月，一群军官(号称“联合军官团”)发表了一份阿根廷民族主义宣言。这伙人当中就有胡安·庇隆，一位有影响力的47岁上校。他们写道：“德国正在为统一欧洲大陆付出巨大的努力。”他们发誓要让阿根廷成为南美霸主。接下来一个月，他们推翻了总统拉蒙·卡斯蒂略的保守派政府，挑选了高大迷人、富有激情的庇隆担任新政府劳工部长。
庇隆，一名教师的儿子，1895年10月8日生于罗伯斯。1939至1941年，庇隆在阿根廷驻意大利大使馆工作。他钦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有助于在阿根廷促进“社会民主”。他认识到，为进一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他需要打牢权力基础。作为劳工部长，他能够对工会施加影响力，并操纵工会，扩大自己的权势。1945年，他颁布了一项规定，要求集体谈判协议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他把政府职位授予了支持他的工会巨头，让那些反对他的工会领袖日子不好过。他宣传自己为工会所做的一切。他的情人，伊娃(艾薇塔)·玛丽亚·杜阿尔特，一位农场主的女儿，成了一名受欢迎的广播名人。
▲胡安·多明戈·庇隆和妻子伊娃·庇隆的官方肖像，1948年
害怕庇隆成为政治威胁，1945年10月12日，军方逮捕了庇隆。约30万名工会会员聚集在玫瑰宫(政府主要办公大楼)前，抗议庇隆被捕。庇隆在谈判中争取获释并组建一个由他的支持者组成的内阁。他于10月17日出狱，之后这个日子被定为庆祝庇隆重获自由的“忠诚节”。
军方同意于1946年2月24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庇隆一举揽得52%的选票，赢得了大选。他的战斗口号是经济民族主义。他引入苏式五年计划。他对出口贸易设置了政府垄断：农民必须把他们的产品卖给政府，并接受低于市场的价格，政府然后以更高的市场价格把农产品卖到海外。庇隆利用这些利润补贴受到照顾的行业。他控制了金库里装满金条的中央银行。他继续将保险业国有化，霸占了保险公司投资组合中的资产。他将飞机制造公司、石油公司和商业航运公司统统收归国有。他将英国人拥有的铁路和电话系统收归国有。
庇隆确保工会会员无论生产效率如何都能取得福利，从而维持着工会巨头的支持。他命令雇主付一个月工钱作为圣诞奖金。他推出了更多法定假日。他发起了像社会保障这样政府运营的退休计划。他资助夏令营和疗养院。与此同时，他坚持控制工会关于罢工和其他劳工政策的决定。
权力的巩固
庇隆获得的权力越多，阿根廷宪法对他来说就越碍手碍脚。1853年颁布的宪法对政府的权能规定了一些限制。由于庇隆支持者控制了参众两院，他简单改写了宪法。新宪法于1949年3月生效，一项项烦人规定被废除了，国会成了橡皮图章。1853年一项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不见了。庇隆宪法规定“私有财产具有社会功能(…)。国家有责任控制土地的分配和利用”。新宪法宣布，矿产、石油、煤炭、瀑布和其他自然资源是“国家不可分割的财产”。
庇隆和此时已成为他第二任妻子伊娃鼓励个人崇拜来增强两人的权力。二人借助于“无衫汉”，这伙人被认为是庇隆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庇隆组织了大规模集会，宣扬他的乌托邦公有制-法西斯主义，即所谓“正义主义”。伊娃成立了伊娃·庇隆基金会，向企业勒索捐款，将部分所得分给穷人，以便增进大众对他们的个人崇拜。她的支持者称赞她为“所有阿根廷孩子的母亲”。
记者菲利普·汉伯格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亲眼目睹了这种个人崇拜。“我到处都听到同样的故事，”他在《纽约客》上写道，
“庇隆先生每早六点半就开始办公，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下班;庇隆夫人如何早早来到她在福利和劳工部副秘书处的办公室;她如何每天接待10至20个由农民、劳工和牧羊人组成的代表团;她如何用心倾听他们的问题，或以建议安抚他们，或用承诺满足他们的要求;她是怎样通过不懈的社会工作，把自己累得像患了贫血症;当她在乡间旅行时，她是如何受到了像圣人一样的欢迎。”
1951年10月17日，“忠诚节”那天，伊娃宣布:“同志们，今天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我们都要公开宣誓，保卫庇隆，战斗至死。”1952年，她因患宫颈癌去世，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她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族墓穴留下鲜花。
然而，个人崇拜无法避免庇隆政策引发的经济危机。政府支出导致通货膨胀，扰乱了经济，抑制了长期商业投资。在补贴的纵容之下，阿根廷的国有工业停滞不前。由于支付工业补贴导致了税收负担过重，农业一蹶不振，阿根廷人不得不忍受粗糙的黑面包和肉类短缺;而在庇隆上台之前，阿根廷人的小麦和牛肉生产世界一流。一位作家说，
“到了1953年，铺设的道路比1945年减少了，霓虹灯光暗淡下来，商店橱窗用煤油照明，人均汽车也要少于1929年。”
阿根廷陷入混乱。罢工震动了这个国家。政变企图刺激了庇隆进一步集中权力。他不让武器落入据说他所喜爱的“无衫汉”之手。他把自己造成的困难归咎于投机者。他囚禁反对者，关掉他们的报纸，其中有阿根廷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新闻报》(la prensa)。他的支持者焚毁了天主教教堂和赛马俱乐部这样的贵族堡垒。
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回忆道：“在(庇隆)独裁统治时期，他们派警员来监视我的演讲，把我从图书馆不起眼的岗位上解雇，还任命我当家禽检查员。”他补充说，“我恨贝隆让阿根廷在世界面前出尽了洋相。”
庇隆的通货膨胀、物价控制、外汇控制、利率控制、贸易限制和国有化导致了经济动荡，最后引发了政治动荡，削弱了他对权力的控制。1955年，阿根廷军方成功发动了一场针对他的政变，他暂时靠边站了。然而，工会巨头们仍然大权在握，工会会员的工资增速超过了生产力增速，这导致了更严重的经济问题。
在无节制花掉数万亿美元的狂热中，奥巴马总统显然认为，要让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破产，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本文写于2010年——译者注)。
然而法国，欧洲一度最强大的国家，历史上破产了，并突然陷入一场让君王和王后都丢了性命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因赔款以及国营企业(尤其是铁路)持续亏损的致命成本而破产。智利公有政权于20世纪70年代初破产。近年来，泰国、韩国和匈牙利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纾困。俄罗斯、厄瓜多尔、巴基斯坦和科特迪瓦都拖欠了债务。
对美国人来说，阿根廷可能是眼下最引人兴味盎然的案例了。如今的阿根廷可谓一贫如洗，去年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为了竭力弥补政府预算赤字，孤注一掷地没收(国有化)了私人养老基金。
阿根廷持续低迷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掉，从1880年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阿根廷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奢华的建筑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包括那些高耸入云、装饰华丽的标志性古典风格建筑物，如国民银行(1888)、市政厅(1891)、玫瑰宫(casa rosada，总统府)(1894)、巴黎酒店(1895)和国会大厦(1906)。世纪之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界大亨们举办宴席的赛马俱乐部中，到处是装饰着织锦和镀金镜子的豪华房间。
1914年，美国大使莫里尔(g.i. morrill)在描写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对其先进程度赞叹不已：
“午后漫步，眼前的这座城市，它的建筑和时尚商店像及了巴黎。夜间，这条被灯光照得雪白的大道，通往无忧无虑的咖啡馆和剧院。”
英国作家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写了不少关于美洲的文章，1916年，他笔下也有类似的热情描述:
“一切都是现代的和崭新的;一切都属于繁荣的现在，预示着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
阿根廷的繁荣得益于牛肉、小麦和羊毛蓬勃兴旺的出口。它得天独厚，拥有着地球上最肥沃的土地。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移民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外国投资者通过投资铁路和重工业，表达了他们对阿根廷的信心。
但政客们开始贬低阿根廷非凡的市场经济。激进的公民联盟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olito yrigoyen，1896年担任阿根廷激进党党魁)，绰号“毛犰狳”，侈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赢得了1916年总统大选。除了让阿根廷远离一战，通过向交战国出口有价值的商品使该国更繁荣之外，他实际上没有什么贡献。1928年再次当选总统后，事实证明他无力应对大萧条引发的动荡，两年后的一场军事政变迫使他下台。
阿根廷对大萧条的反应是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免受海外竞争。虽然政策意图是为了促进工业化，但靠关税壁垒发展不出有竞争力的企业，关税还迫使农民为工业品支付更多的钱，从而破坏了阿根廷农业的自然优势。
胡安·庇隆的崛起
1943年5月，一群军官(号称“联合军官团”)发表了一份阿根廷民族主义宣言。这伙人当中就有胡安·庇隆，一位有影响力的47岁上校。他们写道：“德国正在为统一欧洲大陆付出巨大的努力。”他们发誓要让阿根廷成为南美霸主。接下来一个月，他们推翻了总统拉蒙·卡斯蒂略的保守派政府，挑选了高大迷人、富有激情的庇隆担任新政府劳工部长。
庇隆，一名教师的儿子，1895年10月8日生于罗伯斯。1939至1941年，庇隆在阿根廷驻意大利大使馆工作。他钦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有助于在阿根廷促进“社会民主”。他认识到，为进一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他需要打牢权力基础。作为劳工部长，他能够对工会施加影响力，并操纵工会，扩大自己的权势。1945年，他颁布了一项规定，要求集体谈判协议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他把政府职位授予了支持他的工会巨头，让那些反对他的工会领袖日子不好过。他宣传自己为工会所做的一切。他的情人，伊娃(艾薇塔)·玛丽亚·杜阿尔特，一位农场主的女儿，成了一名受欢迎的广播名人。
▲胡安·多明戈·庇隆和妻子伊娃·庇隆的官方肖像，1948年
害怕庇隆成为政治威胁，1945年10月12日，军方逮捕了庇隆。约30万名工会会员聚集在玫瑰宫(政府主要办公大楼)前，抗议庇隆被捕。庇隆在谈判中争取获释并组建一个由他的支持者组成的内阁。他于10月17日出狱，之后这个日子被定为庆祝庇隆重获自由的“忠诚节”。
军方同意于1946年2月24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庇隆一举揽得52%的选票，赢得了大选。他的战斗口号是经济民族主义。他引入苏式五年计划。他对出口贸易设置了政府垄断：农民必须把他们的产品卖给政府，并接受低于市场的价格，政府然后以更高的市场价格把农产品卖到海外。庇隆利用这些利润补贴受到照顾的行业。他控制了金库里装满金条的中央银行。他继续将保险业国有化，霸占了保险公司投资组合中的资产。他将飞机制造公司、石油公司和商业航运公司统统收归国有。他将英国人拥有的铁路和电话系统收归国有。
庇隆确保工会会员无论生产效率如何都能取得福利，从而维持着工会巨头的支持。他命令雇主付一个月工钱作为圣诞奖金。他推出了更多法定假日。他发起了像社会保障这样政府运营的退休计划。他资助夏令营和疗养院。与此同时，他坚持控制工会关于罢工和其他劳工政策的决定。
权力的巩固
庇隆获得的权力越多，阿根廷宪法对他来说就越碍手碍脚。1853年颁布的宪法对政府的权能规定了一些限制。由于庇隆支持者控制了参众两院，他简单改写了宪法。新宪法于1949年3月生效，一项项烦人规定被废除了，国会成了橡皮图章。1853年一项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不见了。庇隆宪法规定“私有财产具有社会功能(…)。国家有责任控制土地的分配和利用”。新宪法宣布，矿产、石油、煤炭、瀑布和其他自然资源是“国家不可分割的财产”。
庇隆和此时已成为他第二任妻子伊娃鼓励个人崇拜来增强两人的权力。二人借助于“无衫汉”，这伙人被认为是庇隆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庇隆组织了大规模集会，宣扬他的乌托邦公有制-法西斯主义，即所谓“正义主义”。伊娃成立了伊娃·庇隆基金会，向企业勒索捐款，将部分所得分给穷人，以便增进大众对他们的个人崇拜。她的支持者称赞她为“所有阿根廷孩子的母亲”。
记者菲利普·汉伯格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亲眼目睹了这种个人崇拜。“我到处都听到同样的故事，”他在《纽约客》上写道，
“庇隆先生每早六点半就开始办公，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下班;庇隆夫人如何早早来到她在福利和劳工部副秘书处的办公室;她如何每天接待10至20个由农民、劳工和牧羊人组成的代表团;她如何用心倾听他们的问题，或以建议安抚他们，或用承诺满足他们的要求;她是怎样通过不懈的社会工作，把自己累得像患了贫血症;当她在乡间旅行时，她是如何受到了像圣人一样的欢迎。”
1951年10月17日，“忠诚节”那天，伊娃宣布:“同志们，今天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我们都要公开宣誓，保卫庇隆，战斗至死。”1952年，她因患宫颈癌去世，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她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族墓穴留下鲜花。
然而，个人崇拜无法避免庇隆政策引发的经济危机。政府支出导致通货膨胀，扰乱了经济，抑制了长期商业投资。在补贴的纵容之下，阿根廷的国有工业停滞不前。由于支付工业补贴导致了税收负担过重，农业一蹶不振，阿根廷人不得不忍受粗糙的黑面包和肉类短缺;而在庇隆上台之前，阿根廷人的小麦和牛肉生产世界一流。一位作家说，
“到了1953年，铺设的道路比1945年减少了，霓虹灯光暗淡下来，商店橱窗用煤油照明，人均汽车也要少于1929年。”
阿根廷陷入混乱。罢工震动了这个国家。政变企图刺激了庇隆进一步集中权力。他不让武器落入据说他所喜爱的“无衫汉”之手。他把自己造成的困难归咎于投机者。他囚禁反对者，关掉他们的报纸，其中有阿根廷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新闻报》(la prensa)。他的支持者焚毁了天主教教堂和赛马俱乐部这样的贵族堡垒。
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回忆道：“在(庇隆)独裁统治时期，他们派警员来监视我的演讲，把我从图书馆不起眼的岗位上解雇，还任命我当家禽检查员。”他补充说，“我恨贝隆让阿根廷在世界面前出尽了洋相。”
庇隆的通货膨胀、物价控制、外汇控制、利率控制、贸易限制和国有化导致了经济动荡，最后引发了政治动荡，削弱了他对权力的控制。1955年，阿根廷军方成功发动了一场针对他的政变，他暂时靠边站了。然而，工会巨头们仍然大权在握，工会会员的工资增速超过了生产力增速，这导致了更严重的经济问题。
庇隆的继任者
与此同时，一位土生土长的乌托邦公有制理论家替政府干预进行了智力辩护，主导了阿根廷的公共政策辩论。这位理论家是劳尔·普雷维什(raoul prebisch)，1901年4月17日生于阿根廷图科曼。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1925年至1948年在该校担任教授。多年来，他在联合国担任过许多职务。
普雷维什的主要观点是自由贸易使富国能够剥削穷国。他反对亚当·斯密关于和平贸易是互利互惠的观点。普雷比什认为，“贸易条件”不利于“边缘国”(以农业为基础的穷国)，而有利于“中心国”(工业化富国)。他因此声称，通过出口农产品和进口制成品，边缘国自身陷入了贫困。
他坚持认为，边缘国与中心国获得平等地位的唯一途径，就是躲在关税壁垒后发展本国产业。他认为外汇管制是种抵御中心国的自我防卫。他敦促中心国向边缘国提供外国援助，作为补偿其所谓不公平优势的一种方式。第三世界独裁者喜欢这个金钱得来全不费力气的想法。但是，庇隆早就采取了普雷维什支持的这类政策。事实证明，这类政策无论在他的祖国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全都彻底失败了。
庇隆被推翻后，先后有三位军事统治者，然后是政治家阿图罗·弗朗迪西。弗朗迪西想要精减臃肿的铁路部门，让7.5万名铁路工人下岗，但工会巨头于1962年3月推翻了他。他的继任者阿图罗·伊利亚博士想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很快也离任了。卡洛斯·翁加尼亚中尉宣称对政府实施军事控制，引发了罢工和骚乱。
恼火军方领导人只好同意将选举日期定在1973年3月11日。庇隆虽不被允许竞选总统，可他的替身赫克托尔·坎波拉赢得了选举，并帮助庇隆——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前歌舞演员玛丽亚·埃斯特拉(伊莎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重新掌权。庇隆承诺为工会提供更多好处，并再次关闭了反对他的出版物。幸运的是，他于1974年7月1日去世，享年78岁。
▲伊莎贝尔·庇隆，阿根廷乃至西半球的首位女元首
伊莎贝尔接手后，公共部门疯狂起来。在她担任总统期间，亏损国企增员34万。1975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35%。暴力升级，夺去1000多人的生命。1976年3月24日，她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
通货膨胀失控
众所周知，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转化为一个庞大的就业计划，而无止境的工资要求，消耗了所有的资本。企业蒙受着无法控制的损失，因为高管被禁止降低薪酬水平或解雇任何工会会员。相反，政治压力实际上导致了更多余的雇佣和更惨重的损失。
军方也对付不了阿根廷353家国企，因为军官们也在从事同样的勾当。国防部也处于国营军工企业的泥沼中。其中最大的是国营兵工厂(fabricaciones militares)，这家企业涉及铁矿石、化学品、火药、坦克等等。空军有飞机制造厂。海军经营造船厂。由于军方无法控制自己的国营工业，因此几乎没有观察人士对军方无力解决国营民用工业的长期问题感到意外。
尽管无法削减政府开支，阿根廷部长们一再宣布“反通胀”计划，包括货币贬值和控制物价、工资、外汇和利率。但政府的印钞机大量印制钞票、物价飙升。到1985年6月，这个数字达到了300%。旧比索遭到了抛弃，阿根廷采用了新比索，但由于政府开支仍然失控，新比索很快就像旧比索一样变得一文不值。新比索被“奥斯特拉尔”(austral，阿根廷1985年6月15日至1991年12月31日期间使用的货币)取代。各种经济控制造成了极为普遍的短缺。经济危机加剧，资本外逃加速。
自那以后的几年里，阿根廷历届总统都有过引入市场改革从而带来希望的时刻，但由于利益集团的游说，尤其是工会的游说，改革总是以失败告终。(干预主义)计划一旦开始，在政治上就难以停止，不管它被证明是多么有害。
阿根廷的政治家似乎拼命让政府干预经济，因为他们梦想着自己将获得更多的控制权;但干预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问题会导致政治问题和失控。
喜剧演员恩里克·平托过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综艺节目中表演时，嘲笑阿根廷从富到贫的屈辱性坠落。他说：“搞垮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要有真正的天才和毅力。”
美国人也许很难找到确凿理由，夸口说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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