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植荣：我与非洲官员的故事-z6尊龙凯时集团

 　　在非洲工作的几年里，我接触了不少政府官员，有一般办事人员，有省长、市长，也有部长、总理，既有工作上的沟通，也有生活中的交流。与非洲官员打交道，让我收获颇丰，了解了非洲的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同时，也从他们对中国、中国人的看法上让我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观察视角，正是“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1.“我父亲没打过中国人”

　　2006年10月27日，我在世界银行一个项目上认识了埃塞俄比亚交通部的abera tilahun先生。从那时起，我们经常一起工作，并成为好朋友。

　　37岁的abera在交通部工作了18年，他为人诚恳，不善言谈，办事非常认真。工作之余，我们经常拉家常。他告诉我说，他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还得过军功章。我说，我父亲虽然没有到朝鲜作战，但那时整个中国都处于战争状态，我父亲也在后方做支援前线的工作，并开玩笑地说：“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那时中埃是交战国，我们的父亲是战场的敌人，现在中埃是友好国家，我们成了建设中的朋友。”

　　他好像对朝鲜战争的历史不太明白，慌忙解释说：“我父亲没打过中国人，他那时参加的是联合国军队，和北朝鲜人作战。”

　　我对他说：“我那里有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片，有机会可以到我那里看看。”

　　一天晚上，我用笔记本电脑给他播放《朝鲜战争》，是中文解说，我就翻译给他听。他看得出了神，瞪着眼睛要从影片里找出他父亲。他说，他父亲那时是通信兵，没有杀过人，在战场上腿部受过伤。

　　abera住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母亲住在一起，因为他在家是个独生子。他父亲是1999年去世的，去世时70岁。他妻子birknesh abreham过去也为交通部工作，因为劳动合同到期失业了一段时间，后来在一家贸易公司找了个文员的工作。

　　2.埃塞俄比亚公务员月薪900元人民币

　　abera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mister abera，14岁，上9年级，二女儿叫btelhem abera，12岁，上5年级。我问他为什么二女儿和大女儿岁数差两岁，年级却差4年级。他说，他过去在埃塞俄比亚tigray州adigrat工作，在那里住了两年半，小女儿在那里上的学，那个州讲tigray语，后来搬到亚的斯亚贝巴后，改学阿姆哈拉语，比较吃力，就又开始从一年级上起。埃塞俄比亚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有自己的官方语言，联邦政府的官方语言是阿姆哈拉语。

　　有一天，我们从项目地一起回亚的斯亚贝巴，我送他到家后，他妻子和女儿都出来和我打招呼。他女儿看见我这个“老外”很好奇，问他爸爸为什么中国人的头发是直的，并要摸我的头发。我把头伸过去，她边摸边兴奋地说：“中国人的头发很光滑。”

　　埃塞俄比亚公务员的工资很低，abera每月的工资是900比尔(当时与人民币的汇率大约是1:1)，和中小学老师的工资大致相当，不如技工工资高，所以，在埃塞俄比亚公务员并不是人们的首选的职业。虽然收入不高，但abera一家却过得很幸福，因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很重视社会福利制度，埃塞俄比亚虽然是世界上最穷的10个国家之一，但他们早就做到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连教材都由政府免费提供。学生读大学，食宿都由政府“垫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半后开始在10年内还清政府“垫资”(4年约合8000元人民币)，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国家不向学生索要这笔费用。

　　abera是个有心人，我们平时聊天，他经常会把一些信息记在一个小本上。有一次，他看到我的一个国内信封，就问我的地址，说以后我回中国后好给我写信。他也给我写下他的地址，并特别解释说，埃塞俄比亚是没有邮递员的，信件要自己去邮局取。邮局的工作人员每天把本邮区内的信列个清单贴在墙上，如果去看信的人发现自己的名字在清单上，就向邮局工作人员要回自己的信。

　　3.我教省长学汉语

　　2008年，我在非洲银行投资的一个项目上工作时，因工作关系结识了西北大区莫莫省的省长艾萨克先生。第一次见面，他就提出要我教他汉语。为了从一开始就激起他学习汉语的兴趣，我决定用讲故事的形式给他上课：“好的，那就从我的名字学起吧。”

　　说罢，我把“刘”字写在纸上，告诉他“刘”就是由“文”和“刀”构成的，“文”就是“修养、文学、文明”的意思;“刀”就是“刀枪、武器、武力”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一手拿书本，一手握刀枪;我热爱和平，但不惧怕战争;和平时期做文章，战争时期上战场。也许从来没想过一个姓还有这么多涵义，简直就是一部联合国宪章，他听得入了神，学习兴趣大增。

　　接着，我又教给“人”。 我两腿叉开、双臂贴身，威严地站在那里告诉他说，这就是“人”。然后，把字写到纸上，给他们解释“人”为什么要这样写：

　　“人”要简约，要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心胸坦荡，淡泊名利。

　　“人”要稳定，要站稳脚跟，要有立场、有思想，风吹雨打毫不动摇。

　　“人”要挺直，要昂起头颅，像铁塔那样，傲然屹立，唯我独尊。

　　“人”歪了就需要有个依靠，那就成了“仆”。

　　他彻底折服了，赞叹汉语是他所知道的最神奇的语言。然后，我又交给他“大”、“天”、“田”、“男”等容易理解记忆的字。他学得非常认真，每次见面总把我过去教给他的汉字写出来，让我检查对不对。

　　4.“你们给我们一些援助不算什么”

　　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从1956年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并从此一直没停止过。几十年来，中国向非洲50多个国家援建了900多个成套项目。

　　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中国减免了非洲31个国家对华债务105亿元人民币。2010年，中国的外援经费为144亿元，援助对象绝大多数是非洲国家。

　　我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曾留意看了一下，这个仅有15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中国援建的会议中心、妇幼医院、市政厅广场、多功能体育中心等项目。这仅仅是非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我们对非洲各国的援助规模可见一斑。

　　2009年5月6日，我与喀麦隆工业、矿业和科技部部长恩唐加·恩丁加·巴德尔先生谈完公务闲聊，就谈起了这个话题。

　　巴德尔说，喀麦隆很希望中国政府能为喀麦隆援建杜阿拉第二大桥，以缓解喀麦隆经济首都的交通压力。我给他解释，中国虽然经济总量有，但不要忽视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事实，中国的gdp一人均，就没什么了，中国仍然是个穷国。我估计杜阿拉第二大桥至少需要3000万欧元，这么大的投资对还有上亿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上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

　　巴德尔听罢连连摆手：“不，不。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我去过中国，到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见你们到处都在搞建设，到处盖楼房，修路、修桥，中国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了，这点钱对你们来说是九牛一毛。

　　我继续与部长讨论：“部长先生，您在中国看到的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国内地还有很多地方温饱问题没解决，有的地方甚至比喀麦隆还穷，孩子上不起学，病人看不起病，这些地方您是没有看到，接待单位也不会安排您看这些地方。”

　　“不管怎样，你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给我们些援助算不了什么。” 巴德尔部长说。

　　我继续给他解释:“中国外汇储备虽然第一，但那是人民用辛劳的汗水换来的，中国的出口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受世界剥削。美国一直压人民币升值，这也让外汇储备大幅贬值，中国人民辛苦劳动积累的财富就慢慢蒸发掉了，自己并没有享受多少劳动成果。”

　　我还与部长提起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告诉他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于第三世界，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

　　巴德尔马上接过话茬：“你们中国是第三世界，我们喀麦隆是第四世界，我们比你们穷，你们帮助我们责无旁贷。”

　　巴德尔部长对中国的看法很具代表性，非洲官员形成了一种潜意识，认为中国援助非洲理所当然。中国领导人出访非洲，几乎兜里都揣着援助项目大礼单。

　　5.“美国可不只给我们武器”

　　埃塞俄比亚north wollo省woldiya市的市长yifru zerihun是个非常厚道的官员，在世界银行投资的一个公路项目上工作时，我经常与他打交道。有一次，项目急需一块弃料场，这天是星期六，我就给他打电话，讲明事由。他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安排征地。他把征地的7名官员召集起来，然后找村长和地的主人，测量、评估忙活了一天，中午饭都没吃。现场评估结束后，我给他们每人100比尔小费，其他7个人已经收下，yifru先生没看到，当给他时，他拒绝接受，并让其他7个人把钱还给我。他说：“这是我们分内的工作，政府给我们工资，就是让他们做这些事情，不能再额外收取报酬。”

　　后来，yifru先生改任north wollo省的省长助理，一次我去看他，聊起了过去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当谈到毛泽东，他甚至能背诵毛主席语录!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美国：“美国给你们武器，让你们打仗。我们中国给你们经济援助，让你们发展。”我知道，1950年英国从埃塞俄比亚撤军后，美国搞了个maag(军事援助咨询小组)项目，用美国武器装备埃塞军队，于是，我很自信地对yifru先生说。

　　“中国人民给我们的援助，埃塞俄比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但美国可不只给我们武器。”说到这里，他起身对我说：“我们现在出去，我带你到一个地方看看。”

　　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一起驱车来到了距省城26公里的hara镇。远处见男女老少或用肩扛、或用驴子在搬运什么东西。走到近处，原来他们在往家搬运用塑料编织袋装的粮食和用铁桶装的食用油。我问yifru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来到一个用白色苫布搭成的巨大仓库，上面有很大的“usaid”几个字母，人们在仓库门口排队，领取粮食和食用油。粮袋和油桶上印着“不得销售或交换，美国国际发展署，美国人民的捐赠”。yifru先生给我解释说，美国国际发展署在各村镇都设有这样的援助仓库，定期向村民发放粮油。

　　原来西方国家援助非洲，不敢把钱给政府，担心援助款项被官员截留，他们大多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直接对非洲人民提供援助，有食品援助，有卫生医药援助，有教育培训，等等。非洲人吃着美国送来的粮食长大，能不说美国好么?

　　中国援助非洲，大多是通过政府援建基础建设项目，这种模式的援助只有一些官员知道，人民不知道这些钱是哪里来的，他们就看到中国来了好多公司，来了好多工人，赚非洲人民的钱，抢了他们的饭碗。

　　由此可见，我们援助非洲的模式需要改变，由主要通过政府援助改为通过政府和民间组织相结合的援助模式，这有助于提升中国在非洲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培养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

 　　在非洲工作的几年里，我接触了不少政府官员，有一般办事人员，有省长、市长，也有部长、总理，既有工作上的沟通，也有生活中的交流。与非洲官员打交道，让我收获颇丰，了解了非洲的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同时，也从他们对中国、中国人的看法上让我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观察视角，正是“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1.“我父亲没打过中国人”

　　2006年10月27日，我在世界银行一个项目上认识了埃塞俄比亚交通部的abera tilahun先生。从那时起，我们经常一起工作，并成为好朋友。

　　37岁的abera在交通部工作了18年，他为人诚恳，不善言谈，办事非常认真。工作之余，我们经常拉家常。他告诉我说，他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还得过军功章。我说，我父亲虽然没有到朝鲜作战，但那时整个中国都处于战争状态，我父亲也在后方做支援前线的工作，并开玩笑地说：“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那时中埃是交战国，我们的父亲是战场的敌人，现在中埃是友好国家，我们成了建设中的朋友。”

　　他好像对朝鲜战争的历史不太明白，慌忙解释说：“我父亲没打过中国人，他那时参加的是联合国军队，和北朝鲜人作战。”

　　我对他说：“我那里有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片，有机会可以到我那里看看。”

　　一天晚上，我用笔记本电脑给他播放《朝鲜战争》，是中文解说，我就翻译给他听。他看得出了神，瞪着眼睛要从影片里找出他父亲。他说，他父亲那时是通信兵，没有杀过人，在战场上腿部受过伤。

　　abera住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母亲住在一起，因为他在家是个独生子。他父亲是1999年去世的，去世时70岁。他妻子birknesh abreham过去也为交通部工作，因为劳动合同到期失业了一段时间，后来在一家贸易公司找了个文员的工作。

　　2.埃塞俄比亚公务员月薪900元人民币

　　abera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mister abera，14岁，上9年级，二女儿叫btelhem abera，12岁，上5年级。我问他为什么二女儿和大女儿岁数差两岁，年级却差4年级。他说，他过去在埃塞俄比亚tigray州adigrat工作，在那里住了两年半，小女儿在那里上的学，那个州讲tigray语，后来搬到亚的斯亚贝巴后，改学阿姆哈拉语，比较吃力，就又开始从一年级上起。埃塞俄比亚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有自己的官方语言，联邦政府的官方语言是阿姆哈拉语。

　　有一天，我们从项目地一起回亚的斯亚贝巴，我送他到家后，他妻子和女儿都出来和我打招呼。他女儿看见我这个“老外”很好奇，问他爸爸为什么中国人的头发是直的，并要摸我的头发。我把头伸过去，她边摸边兴奋地说：“中国人的头发很光滑。”

　　埃塞俄比亚公务员的工资很低，abera每月的工资是900比尔(当时与人民币的汇率大约是1:1)，和中小学老师的工资大致相当，不如技工工资高，所以，在埃塞俄比亚公务员并不是人们的首选的职业。虽然收入不高，但abera一家却过得很幸福，因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很重视社会福利制度，埃塞俄比亚虽然是世界上最穷的10个国家之一，但他们早就做到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连教材都由政府免费提供。学生读大学，食宿都由政府“垫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半后开始在10年内还清政府“垫资”(4年约合8000元人民币)，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国家不向学生索要这笔费用。

　　abera是个有心人，我们平时聊天，他经常会把一些信息记在一个小本上。有一次，他看到我的一个国内信封，就问我的地址，说以后我回中国后好给我写信。他也给我写下他的地址，并特别解释说，埃塞俄比亚是没有邮递员的，信件要自己去邮局取。邮局的工作人员每天把本邮区内的信列个清单贴在墙上，如果去看信的人发现自己的名字在清单上，就向邮局工作人员要回自己的信。

　　3.我教省长学汉语

　　2008年，我在非洲银行投资的一个项目上工作时，因工作关系结识了西北大区莫莫省的省长艾萨克先生。第一次见面，他就提出要我教他汉语。为了从一开始就激起他学习汉语的兴趣，我决定用讲故事的形式给他上课：“好的，那就从我的名字学起吧。”

　　说罢，我把“刘”字写在纸上，告诉他“刘”就是由“文”和“刀”构成的，“文”就是“修养、文学、文明”的意思;“刀”就是“刀枪、武器、武力”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一手拿书本，一手握刀枪;我热爱和平，但不惧怕战争;和平时期做文章，战争时期上战场。也许从来没想过一个姓还有这么多涵义，简直就是一部联合国宪章，他听得入了神，学习兴趣大增。

　　接着，我又教给“人”。 我两腿叉开、双臂贴身，威严地站在那里告诉他说，这就是“人”。然后，把字写到纸上，给他们解释“人”为什么要这样写：

　　“人”要简约，要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心胸坦荡，淡泊名利。

　　“人”要稳定，要站稳脚跟，要有立场、有思想，风吹雨打毫不动摇。

　　“人”要挺直，要昂起头颅，像铁塔那样，傲然屹立，唯我独尊。

　　“人”歪了就需要有个依靠，那就成了“仆”。

　　他彻底折服了，赞叹汉语是他所知道的最神奇的语言。然后，我又交给他“大”、“天”、“田”、“男”等容易理解记忆的字。他学得非常认真，每次见面总把我过去教给他的汉字写出来，让我检查对不对。

　　4.“你们给我们一些援助不算什么”

　　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从1956年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并从此一直没停止过。几十年来，中国向非洲50多个国家援建了900多个成套项目。

　　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中国减免了非洲31个国家对华债务105亿元人民币。2010年，中国的外援经费为144亿元，援助对象绝大多数是非洲国家。

　　我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曾留意看了一下，这个仅有15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中国援建的会议中心、妇幼医院、市政厅广场、多功能体育中心等项目。这仅仅是非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我们对非洲各国的援助规模可见一斑。

　　2009年5月6日，我与喀麦隆工业、矿业和科技部部长恩唐加·恩丁加·巴德尔先生谈完公务闲聊，就谈起了这个话题。

　　巴德尔说，喀麦隆很希望中国政府能为喀麦隆援建杜阿拉第二大桥，以缓解喀麦隆经济首都的交通压力。我给他解释，中国虽然经济总量有，但不要忽视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事实，中国的gdp一人均，就没什么了，中国仍然是个穷国。我估计杜阿拉第二大桥至少需要3000万欧元，这么大的投资对还有上亿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上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

　　巴德尔听罢连连摆手：“不，不。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我去过中国，到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见你们到处都在搞建设，到处盖楼房，修路、修桥，中国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了，这点钱对你们来说是九牛一毛。

　　我继续与部长讨论：“部长先生，您在中国看到的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国内地还有很多地方温饱问题没解决，有的地方甚至比喀麦隆还穷，孩子上不起学，病人看不起病，这些地方您是没有看到，接待单位也不会安排您看这些地方。”

　　“不管怎样，你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给我们些援助算不了什么。” 巴德尔部长说。

　　我继续给他解释:“中国外汇储备虽然第一，但那是人民用辛劳的汗水换来的，中国的出口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受世界剥削。美国一直压人民币升值，这也让外汇储备大幅贬值，中国人民辛苦劳动积累的财富就慢慢蒸发掉了，自己并没有享受多少劳动成果。”

　　我还与部长提起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告诉他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于第三世界，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

　　巴德尔马上接过话茬：“你们中国是第三世界，我们喀麦隆是第四世界，我们比你们穷，你们帮助我们责无旁贷。”

　　巴德尔部长对中国的看法很具代表性，非洲官员形成了一种潜意识，认为中国援助非洲理所当然。中国领导人出访非洲，几乎兜里都揣着援助项目大礼单。

　　5.“美国可不只给我们武器”

　　埃塞俄比亚north wollo省woldiya市的市长yifru zerihun是个非常厚道的官员，在世界银行投资的一个公路项目上工作时，我经常与他打交道。有一次，项目急需一块弃料场，这天是星期六，我就给他打电话，讲明事由。他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安排征地。他把征地的7名官员召集起来，然后找村长和地的主人，测量、评估忙活了一天，中午饭都没吃。现场评估结束后，我给他们每人100比尔小费，其他7个人已经收下，yifru先生没看到，当给他时，他拒绝接受，并让其他7个人把钱还给我。他说：“这是我们分内的工作，政府给我们工资，就是让他们做这些事情，不能再额外收取报酬。”

　　后来，yifru先生改任north wollo省的省长助理，一次我去看他，聊起了过去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当谈到毛泽东，他甚至能背诵毛主席语录!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美国：“美国给你们武器，让你们打仗。我们中国给你们经济援助，让你们发展。”我知道，1950年英国从埃塞俄比亚撤军后，美国搞了个maag(军事援助咨询小组)项目，用美国武器装备埃塞军队，于是，我很自信地对yifru先生说。

　　“中国人民给我们的援助，埃塞俄比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但美国可不只给我们武器。”说到这里，他起身对我说：“我们现在出去，我带你到一个地方看看。”

　　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一起驱车来到了距省城26公里的hara镇。远处见男女老少或用肩扛、或用驴子在搬运什么东西。走到近处，原来他们在往家搬运用塑料编织袋装的粮食和用铁桶装的食用油。我问yifru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来到一个用白色苫布搭成的巨大仓库，上面有很大的“usaid”几个字母，人们在仓库门口排队，领取粮食和食用油。粮袋和油桶上印着“不得销售或交换，美国国际发展署，美国人民的捐赠”。yifru先生给我解释说，美国国际发展署在各村镇都设有这样的援助仓库，定期向村民发放粮油。

　　原来西方国家援助非洲，不敢把钱给政府，担心援助款项被官员截留，他们大多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直接对非洲人民提供援助，有食品援助，有卫生医药援助，有教育培训，等等。非洲人吃着美国送来的粮食长大，能不说美国好么?

　　中国援助非洲，大多是通过政府援建基础建设项目，这种模式的援助只有一些官员知道，人民不知道这些钱是哪里来的，他们就看到中国来了好多公司，来了好多工人，赚非洲人民的钱，抢了他们的饭碗。

　　由此可见，我们援助非洲的模式需要改变，由主要通过政府援助改为通过政府和民间组织相结合的援助模式，这有助于提升中国在非洲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培养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